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一书从出版至今已有230多年， 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的帝国纷纷解体，世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诞生；当初的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已经转型为如今的现代国家。今天人们重读这本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之作，不禁要问，如何客观公正评价伯克当时的观察和结论？他开创的现代保守主义对当今世界的人们有何启示？对于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有何启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三大主要政治思想。我们把基于伯克思想的保守主义定义为正统保守主义，此后政治思想家对偏离正统保守主义宗旨的则不视为正统保守主义。此外，现实政治中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保守党和共和党等通常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实际上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政党因为选举竞争需要和现实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更有可能偏离正统保守主义，而有保守主义色彩政党的每一项政策纲领都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推论。例如，英国的保守党就曾经以推行集体主义倾向的福利政策而自豪，但这不属于正统保守主义。正统保守主义大部分内容在伯克的系列著作，尤其是《法国革命论》以及1790 年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揭示。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对正统保守主义的质疑和挑战，要么是望文生义，要么是出自其他误解。最常见的误解如保守主义就是一味崇古和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就是恐惧变化和不信任新事物；保守主义就是保持折中的中庸之道；保守主义就是为世袭贵族辩护；保守主义就是为现存秩序辩护；保守主义就是朝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保守主义就是反对任何革命；保守主义就是反对理性；保守主义就是反对民主；保守主义就是偏爱和维护权威；保守主义立基于或者说过于紧密地联系基督教这一特定宗教信仰；保守主义反对太多政府干预，保守主义反对启蒙运动的一切思想；保守主义反对新奇事物、新知识、新思想， 只相信被经验证明有用的事物；保守主义因为尊重传统而钟情于民族主义，反对国际主义；保守主义的爱国主义热情很容易与社会主义结盟形成强政府干预和与帝国主义结盟形成扩张野心；保守主义对唯理性主义保持警惕，但滑向承认存在某个超自然知识来源的神秘主义的泥沼。以上的种种质疑都不是正统保守主义的内容。如果一定要在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中挑出什么毛病来，也许就是他在法国大革命推进逻辑描述中，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与外国入侵之间互动的国际因素——贵族逃亡、革命意识形态输出等引发国际警惕和担忧，反法联盟的形成和入侵与国内防范反革命行动一道共同推动革命政权走向恐怖统治。埃德蒙·伯克至少在该书中忽视了法国大革命越来越激进，并最终走向恐怖统治的国际因素。战时紧急状态迅速将人分为：爱国者与叛国者、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多么简单粗暴的划分！在举报和审判叛国者的“锦标赛”中，恐怖统治理所当然地降临了。这种忽视之所以值得提出来，是因为国际因素与大革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暴力、恐怖和野心扩张从一开始就镌刻在法国大革命的宣言中了，它不仅要解放法国人，还要解放欧洲人和全世界人民。这导致革命政权在短暂承诺不输出革命以后，迅速推翻承诺而展示出骄傲和巨大的扩张野心。这种扩张野心的潜在性和实践都足以引起欧洲君主国家的警惕，反法同盟由此形成。
在外敌入侵的时刻，革命政权以抵御外敌入侵为名，动用全部国家资源，“法兰西民族，统一而不可分割”是革命进程中被反复宣誓的革命话语。然而抵御外敌入侵的目的是不纯粹的，革命政权动用全部资源来武装自己，其实在实现一个双重目标：打击反革命势力和抵御外敌入侵。于是恐怖统治在多重目标掩盖下获得了合法性。虽然国际因素带有必然性，但即使不考虑国际因素，伯克的推论也是成立的，因为此类革命具有内生的恐怖暴力倾向。苏珊·邓恩（Susan Dunn）指出，“革命的惯例是革命具有两面神面目：团结与驱逐、友爱与恐怖。二者并举。这一联合早已为无数革命政权，包括法国革命遗产的继承人所熟知，他们从来都是在人民的统一这一理想主义名义下暗行镇压之道。……在人民集体性狂欢中，在他们为革命事业共同献身的快感中，在兄弟般的奋斗这一崇高庄严的时刻，根本没有反对和冲突的容身之地”。200多年以后，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法国革命取得的成就。革命时期被任命为国民卫队总司令的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 将军，在法国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位将军在赞同革命的同时又主张保卫国王和王室，因此从他眼中得到的革命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据苏珊·邓恩描述，拉法耶特将军在革命结束后的1800 年，回到法国后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所有的封建残余皆已被清除了；在法律面前，公民都是平等的；贵族不再是免于纳税的特权等级；继承权中人人平等原则取代了长子继承制；犹太人和新教徒获得了公民权；私生子获得了完全合法的社会地位；夫妻可以自由离婚；精英政治取代了贵族统治；‘人权’原则得到了普遍尊重。”法国大革命权威史学家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在《牛津法国大革命史》中从五个方面评价了法国大革命的正面成就。第一，“人民主权”原则征服世界。法国大革命的主旨是人民主权，自这个原则宣布的两个世纪以来，它已经征服了世界，尽管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直存在争议，但即使是最富有绝对主义色彩的君主或独裁者，也觉得必须搞一个人民认可的仪式，以确认其权威性。1789 年以后，那些认为最好不要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取任何形式同意的政权越来越少了。第二， 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自由的事业，恐怖统治和拿破仑专制时一度限制了自由。自始至终，法国大革命从未停止对自由的礼赞，后世争取自由的斗争都被认为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启发。“由于 1789 年法国取消了审查制度，没有哪个地方比革命中的巴黎享有更多的出版自由和写作自由。”当代历史学家迈克·拉波特（Mike Rapport）对此评论道。第三，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箴言“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平等”深入人心。公民之间实现了权利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第四，大革命为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某些条件，如国内关税壁垒被撤销、度量衡标准化、行会的限制性规章被废除、劳工组织受到约束，以上所有这些解放了企业家精神，并赋予了法国一部统一、广泛的法典。第五，培育了新教徒和犹太人，废除了奴隶制。这也是第三条平等原则在特定人群中实施的结果。所有这些制度上重大转变带来怎样的经济效果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新发现。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一般关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和文化后果，而极少关注这一影响人类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经济后果（经济绩效）。少量研究法国大革命经济后果的传统作家有肯定的，如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阿尔弗雷德·索布尔（Alfred Soboul），也有否定的，如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富朗索瓦·弗雷（Frsancois Furet），但否定的居多。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大卫·坎托尼（Davide Cantoni）、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Robinson）用控制性比较方法研究作为重大制度变迁的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绩效后果，在《从旧制度到资本主义：以法国大革命的传播为自然实验》一文中，作者们试图一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用“实验者直接控制变量的可控、可复制的实验方法”（狭义上的标准科学方法）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绩效后果。当然历史无法重演，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迁的诸多后果无法用严格的狭义上的标准科学方法来研究。但是，通过巧妙的构思设计，作者找到制度变迁发生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发生了制度变迁（例如被入侵和占领），而对照组没有发生制度变迁，然后观察对照组和实验组的经济绩效差异。这种方法叫作历史研究的自然实验法。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联系时，假设、变量、检验和结论如下。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有保护私有产权、有利于自由进入和社会流动的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被解释变量是收入水平，因为历史数据难以获得，采用代理变量城市化水平。解释变量为三个：（1）曾经受法国入侵、废除了旧制度且没有发生逆转的地区；（2）曾经受法国入侵、废除了旧制度但发生了逆转的地区；（3）没有受法国入侵也没有废除旧制度的地区。关于旧制度的描述：等级观念，封建制度特权和农奴制，贵族、教会和军队特权，对犹太人职业选择、居住地以及旅行的严格约束、缴纳特殊税赋，城市行会导致的寡头控制限制自由进入和新技术应用。关于法国大革命发动的制度变迁的描述：改革行政和财政系统，颁布民法典（《拿破仑法典》），1825 年农业改革（退出农场领主制封建关系），教会领地世俗化，取消行会，解放犹太人。基于以上研究框架，作者构建了德国一些样本州在1750年到1910年间的城市化水平数据，实证结果发现：（1）以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的总人口比例作为衡量标准，以1850年为界，1770年到1850 年间，未入侵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于但接近被入侵地区的城市化水平；1850年以后发生显著改变，被入侵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未被入侵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以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的总人口比例作为衡量标准，以1850年为界，被入侵并划归普鲁士的地区和未被入侵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接近，但略高于未被入侵地区；1850年以后发生显著改变，被入侵并划归普鲁士的地区城市化水平遥遥领先，其次是未被入侵地区，而后是被入侵但未划归普鲁士的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划入普鲁士的地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没有选择性逆转法国带来的改革。总的结论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具有正面的经济绩效后果。法国大革命是人类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它的影响从欧洲遍及整个世界，从任何单一侧面来观察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都是片面的。完全的赞美和彻底的憎恶这两种极端态度都难以令人信服。在对一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判断上简单站队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了真理——正统保守主义，它揭示了塑造和维系人类合作秩序的一般原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由谁主导？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大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围绕大革命的全部问题，自大革命一开始就争议不断，直至今天。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观念史、社会学等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在丰富多样的文献基础上，基于个人的知识背景，我们提出如下解释。中世纪酝酿的知识进步滥觞于文艺复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它是理性和科学革命，也是自由个人的重新发现，知识领域的进步在政治社会领域表现为所谓的启蒙运动。前二者共同作用，在技术进步、财富生产以及国民收入构成上产生重大结构性调整，又表现为社会中财产权分布的结构性调整。以上三者联合作用，以及美国革命成功引起的激励和仿效作用（作为英国的宿敌，法国因协助美国革命导致巨大财政支出，耗费10亿锂，相当于150亿法郎，是当时法国年国民收入的两倍多，也是大革命前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政治权力革命、社会关系革命和政治文化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大革命结束不是故事的结束，大革命的结果，是法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最终建立。关于法国大革命中美国革命的激励和仿效因素，托克维尔的评判也许是较为客观的，即美国革命因素的影响小于法国思想的影响，“人们常将我们的革命归因于美国革命，的确，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有很多影响，但是，当时美国的作为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及当时法国的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美国的榜样与法国激进启蒙运动思想的结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本文摘自《传统与秩序 : 伯克、法国大革命与西方政治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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