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从绍圣到宣和以“绍述”为名的一连串事件，接着而来的是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对于这一场国家的巨大变故，人们从政治上追究责任，首先就是归咎于蔡京所倡言的“丰亨豫大”“惟王不会”，认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导宋徽宗奢侈挥霍，既浪费了国家的财富，也横敛于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进一步则将横敛于民的责任上溯绍圣以来所标榜的“绍述”，进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别是与理财有关的几项新法。
由于不满于蔡京助长国家财富的挥霍，所以从北宋末年以来，对于“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的解释也就有了改变。这样的改变，首先见于“惟王不会”一词。自宋徽宗崇宁至政和年间蔡京依据经籍，先后提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怂恿徽宗过奢侈挥霍的生活。“丰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选择性地据经文及汉、唐注疏，将“丰亨豫大”曲解为圣人顺其性而动，则其志大行，志行之后，作乐崇德，以殷盛之礼，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并将此词献于徽宗，为之找到了以礼乐祭祀为名来挥霍国家丰盛财物的依据。“惟王不会”则出自《周礼》，蔡京据书中诸如“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会”等句，简化为“惟王不会”，在徽宗挥霍时，未尝告之以财用不足，同样是选择性地引用经文“惟王不会”，曲解为可以不顾国家财政的虚耗而任意挥霍。
针对蔡京的说法，重新来解释“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词，首先见于杨时对“惟王不会”的解释。杨时早在崇宁三、四年（1104—1105）年间任荆州教官（江陵府学教授）时，已经对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来解释《周礼》所讲的“凡用皆会，唯王及后不会”，有所辩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职，冢宰任之，王恣其费用，有司虽不会，冢宰得以九式论于王矣。故王、后不会，非荡然无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义，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杨时《龟山集》卷十《荆州所闻》）
他显然是在强调，在冢宰控制之下，王、后仍然会节制自己的开支。这时蔡京应该已经提出了“惟王不会”一词，来合理化自己的作为，杨时的解释应该就是针对蔡京而发的。到靖康元年（1126），国家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杨时侍读经筵，在对宋钦宗讲解《论语》“道千乘之国”章时，再度重申他在崇宁三、四年间的解释，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于以制度来达到“均节”的目的，既能有礼，又不害人，从而指出崇宁以来，“污吏持‘不会’之说以济其奸，私窃横敛而莫之禁，故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尚何爱人之有”（《龟山集》卷五《经筵讲义》）。宋室南渡之后，他在绍兴二年（1132）回复胡安国请教政事先后缓急的信中，认为当今政事，以理财为最先，又再次借他上述“冢宰得以九式论之”的说法，来说明他在经筵中已经提到过的所谓理财，“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龟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 · 其八》）。此后，南宋时期对于“惟王不会”一词的解释，尽管未必尽同于杨时，但大致上都从节用的观点来立论。
对于“丰亨豫大”的重新解释，则首先见于程俱，继而见之于张纲。程俱在绍兴初年任中书舍人兼侍讲，他在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日向宋高宗进故事，引述《两朝宝训》所载天圣七年（1029）五月宋仁宗的史事加以申论，指出当时可谓“丰亨豫大治安之时”，可是宋仁宗“皇皇然常若有不测之虞近在旦暮”，如果宋仁宗处于衰乱之时，“则其所以焦忧求治者宜如何也”，显然是以孔颖达疏中所讲的“居存虑亡”来解释“丰亨豫大”。张纲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吏部侍郎兼侍讲的身份进故事，引述《三朝宝训》所载宋太宗的史事，申论“财赋有国之大计，当丰亨豫大之时，蓄积为备，不可一日阙于天下，《天官》九职、《洪范》八政，必以农事为食货之首者，以见先王于此未尝不留意也”，也是以居安思危来解释“丰亨豫大”。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能事先有所蓄积，一旦有意外之事，必至于横取于民；当民力无法承担，则“商功计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说，而头会箕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并且以汉代的桑弘羊为实例来说明。他所举桑弘羊“巧算倍征，殄民资泽”的做法之一，是“笼天下之货物，坐市列肆，转贩相输”（张纲《华阳集》卷二十三《进故事》）。从张纲对商功计利之臣横敛于民的批评，以及他举桑弘羊的实例来看，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他实际的用意，是借此批评从王安石以至蔡京所实施的理财新法，“笼天下之货物，坐市列肆，转贩相输”就如同是对其中市易法的批评。绍兴年间以后，对于“丰亨豫大”一词的解释，大致也都强调其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意义。
上述从张纲对“丰亨豫大”一词的重新解释，引申到他对王安石理财新法的批评，只是推论；实际上早在北宋国运濒危的靖康年间，把蔡京聚敛于民溯源于王安石新法的议论就已经出现。第一次进攻汴京的金军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退兵，到九月攻陷太原府之后，才在十月再南下，在四月到八月这段稍为安定的期间，宋廷发生了对王安石及其政策的争议。据《靖康要录》的记载，首先在四月，吴敏建议复立《春秋》于学官，并于当年贡举用以取士，这仅是就熙丰与绍圣以后停用这一部经书取士而言，并未扩大批评新政；接着有臣僚上言，以王安石执政时“改更祖宗之法，附会经典，号为新政”开头，已经涉及新政，但是他也只是认为科举考试不应取消诗赋，之所以国威不张，是由于用人不得其实，建议遵行祖宗成宪；至于王安石解经有不负圣人之旨者，亦许收用，可是禁用老庄、《字说》，这也只是就取士政策而言，并未论及取士政策以外的其他新法。他们两人的建议，都没有引起争论。
到五月，杨时在上疏中（此疏另见于《龟山集》卷一《上钦宗皇帝 · 其七》），扩大了对王安石批评的面向，用词也显得强烈。他认为蔡京以绍述宋神宗为名，实际上是挟王安石以图自身之利，他的蠧国害民、几危社稷，启自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这才是蔡京罪之所本；并且把王安石对经典的解释，和蔡京、王黼、朱勔等人虚竭国家财力、引导君主侈靡的措施联结在一起，认为王安石的学说是涂塞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的邪说，建议追废王安石的王爵，毁除其配享于孔庙的祀像。其中废罢王安石配享孔庙的建议被接受，不过当时未曾颁布宣告此事的诏书，要到南宋建炎初年才由胡寅奉旨撰写。诏中对王安石的批评以杨时的奏疏为基础，归咎大祸之本在于荆舒之学：“文饰奸说，附会圣经，名师帝王，实慕非、鞅，以聚敛为仁术，以法律为德政，排摈故老，汲引憸人，变乱旧章，戕毁根本。高言大论，诋訾名节，历事五代者谓之知道，剧秦美新者谓之合变。逮其流弊之极，贤人伏处，天地闭塞，祸乱相踵，率兽食人，三纲五常，寖以堙灭。”（胡寅《斐然集》卷十四《追废王安石配飨诏》）尽管杨时并未明言，但是他的建议显然含有停止再用《三经新义》来取士之意。
王安石的经说在北宋后期大部分的时间里，都用于科举考试与官学教学，宋神宗时代及哲宗绍圣以后更是唯一范本，其他经说皆受排斥。如果停用《三经新义》取士，对为了应举而研读此书多年的士人来讲，尤其无法忍受，因此引起很大的反弹。首先是太学生为之起哄，接着朝廷上也发生了争议。冯澥反对完全禁用《三经新义》取士，而认为应该择其善者而从、其不善者而改。支持杨时建议的崔 ，则应和杨时所提出的蔡京祖述王安石之说，而且扩大其内容，“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矣；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矣；绍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绍述开边，而四夷交侵，胡尘犯阙矣”，其中也包含了理财。和崔 同样反驳冯澥的李光，在其《庄简集》卷八《论王氏及元祐之学》札子中可以看到较详细的上疏内容，疏中虽然触及了蔡京兄弟祖述王安石之说，却未触及蔡京的助长君主侈靡、虚竭国家财力。见于《靖康要录》的记载，则述及宋钦宗降出盖有御宝的李光奏疏，十分扼要地说明此疏言及王安石置条例司，导致蔡京、蔡卞操继述之说，扫除祖宗法度，疏后有宋钦宗的御批：“祖宗之法，子孙当守之，何可变乱旧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诏。”并且详载翰林学士吴开所写的诏书。其中讲到蔡京“挟绍述之言，为挟持之计，内外骚动，公私匮乏”，又讲到“尚虑邪说诐行，习熟见闻，摇动众心，有害国体”，所谓“公私匮乏”已经触及蔡京的虚竭国家财力，而“邪说”一词更出自杨时对王安石学说的指责。宋钦宗在下诏罢除王安石配享之后，又一次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态度。然而诏书中所谓的“邪说”，仅是指王安石学说之不当者而言，并非排斥所有王安石对经书的解释，所以在随后宋钦宗再颁下的手诏中，又讲到“君臣庶士，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
此后仍有官员以不同的方式讲蔡京祖述王安石。八月间，晁说之甚至奏乞皇太子讲《孝经》《论语》，读《尔雅》，而不再读《孟子》。他的言论引起了胡舜陟的批评，认为不应由于今日不尽用王安石之学，而王安石曾自比孟子，使得孟子也得罪。宋钦宗因此颁下圣旨，东宫依旧读《孟子》。胡舜陟并非站在维护王安石的立场而批评晁说之，约二十天后，他在上疏中将金人的入侵归咎于王安石开边，认为这是崇宁以来对外用兵以及宣和末年联金灭辽的源起，并且连带论及王安石刻急之法至今为害未除。在宋廷官员争着将国事巨变归咎于王安石，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争议仍未休止之时，金军又已再度南下。从前述崔 的上疏可以了解，当时人们之所以会有如杨时一样强烈而缺乏包容性的态度，与蔡京主政之下长达二十余年的元祐学术之禁有密切关联，很明显是遭到多年无理压制之后，压抑于心中的极度不满终于得以发泄，而出现的反弹。
以宣和、靖康间的国事巨变，归咎于蔡京的绍述熙宁之政，亦即王安石推行新法，不仅见于靖康年间朝廷上君臣的讨论，也见于靖康、绍兴间个人的书信、著作。例如写于靖康元年（1126）的李若水《上何右丞》及《上聂尹书》，序于同年的罗从彦《尊尧录一》，以及写于靖康、建炎年间的陈渊《答廖用中正言》《与李叔易学士》《与十弟》等，详略或有不同，但皆有此意。李若水于靖康元年八月以前在朝，八月即出使于金，罗从彦与陈渊，则均是杨时的门人。
经过靖康元年君臣的议论，不仅蔡京的施政，连王安石及其所推行的新法，也被认为应为这时国家陷于危难来负责，这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意见。接着而来的是汴京陷落，徽、钦二帝北狩，北宋覆亡，宋室南渡，这种因不满蔡京而连带不满王安石的心理更为加深，也因此超越出党派或学派之外，经过宋高宗朝的逐渐演变，成为南宋时期众多人共有的看法。
【目录】
序 i
第一编 南宋初期朝野对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评论
第一讲 国祸根源追究声中对王安石与新法的检讨 3
第二讲 政争与和议论争中王安石政治声望的升降（上）：从崇元祐到斥伊洛 39
第三讲 政争与和议论争中王安石政治声望的升降（中）：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 71
第四讲 政争与和议论争中王安石政治声望的升降（下）：王安石声望的复降 107
第一编参考书目 147
第二编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声望的消落
第五讲 权臣相继柄政的影响 155
第六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一）：程学的社会基础较王学为宽广 195
第七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二）：程学后继者对王安石改革理想的吸收 233
第八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三）：程学后继者对王安石经说的吸收与拒斥 265
第九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四）：政治事件、从祀制度与科举考试 297
第十讲 朝野评论中对王安石不同面向的分辨 339
第二编参考书目 392
第三编 南宋晚期王安石谶言的盛传
第十一讲 兴起与盛传（上）：国运谶言中的“丙午、丁未”之说 401
第十二讲 兴起与盛传（下）：端平以后诗中的天津桥与杜鹃啼 427
第十三讲 传向社会基层：话本《拗相公》与《宣和遗事》的共同主题与意义——兼论王六大夫所讲的《复华篇》 453
第十四讲 《拗相公》创作年代的再思考 491
第十五讲 《宣和遗事》创作年代的再思考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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