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一家曾经如此艰难
文摘
母婴育儿
2024-10-30 07:44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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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2019年04月04日 09:50。当时的文章名叫《八年前，我们克服掉一切舒服来到北京》，我把这些写个人生活的文章，陆续收集到我的个人号上，这篇再读的时候热泪纵横。我的老友小麦留言说，不知道三川一家曾经有过如此艰难的日子。早上我跟白先生说，这周休息的时候我来把文章发出后五年的日子，也写一写。
我记得那是一个广州的耀眼的下午，白先生从他的好友公司出来，打电话给我，说：朋友说给我几百万，创业做一个数字出版公司，他们看好数字出版。工作地点在北京，你说我要去吗？我立刻打车过去找他，看了看他兴奋的眼睛，几乎在五分钟内，我们就做了决定：1. 他辞去当时处在鼎盛时期的南方报业一份媒体主编的职务；4. 我在家把广州的别墅租出去，把车卖了，物流一些生活用品到北京。大约一个月后，2011年4月4日，八年前的今天，我带着奶奶和丸子到北京跟白汇合，我们一家人在北京重新聚在一起。我清晰地记得第一顿是在庆丰包子铺吃的，第二顿是一家价廉物美的烤鸭店。4月5日清明那天，我们带着第一次到北京的奶奶和丸子去了天安门广场，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画像，国旗在风中招展，到现在每次经过长安街我都会心跳加速，我想：天哪，我居然在北京了啊！我居然不是偶尔出差旅行到北京啊！我的兴奋点不是来了北京这个城市，而是在36岁高龄重新来到一个完全新鲜的与过去有巨大不同的城市，重新过上毫无根基、需要奋力打拼的生活。![]( "想念温暖的南方")
▲我们在广州的诗情画意的家。
我们在北京住的房子，租金比我们广州别墅还贵，但是是超出我的想象力之外的老破小和脏乱差，我很爱拍照，但在那个房子里面没有拍一张照片；我喜欢高朋满座，但没有任何朋友去过那个房子。我现在还记得我问房东，为什么少一张床？房东说，这个沙发打开是一张床。那坐在哪里？房东指着几张塑料凳子说，坐那看电视挺好。我最后非常愤怒地给房东发了几张我们广州房子的照片，告诉她，不是每个来北京租房子的人都没有见识，连好房坏房都分不清了。接下来是丸子的幼儿园了，她在广州的幼儿园就在小区里面，除了普通幼儿园都有的玩具设施之外，还有一个动物园和一个儿童高尔夫球场，当然每个班都有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老师。而同样的学费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幼儿园读，我们看上的幼儿园连门都进不了，连守门人的面都见不着，保安的声音都是通过门缝传出来的——我真的体会到了那句俗语：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最后，丸子上了一个可以接收她的幼儿园。那里的老师，会在领导参观的时候，因为怕丸子穿衣吃饭慢，劝丸子不要去上学。北京的一切，果然是困难和不舒服的。这不正遂了我们的意吗？18岁的时候，我孤身一人从县城去广州上大学那天起，我就知道我是不怕苦难、热爱困难的人，只不过惊喜地发现，白先生、丸子奶奶、丸子都是这样的人而已。等一切都安顿下来了，我才开始逐渐了解白先生究竟来北京干什么。以前我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些画面和印象：哇塞，去新的城市打拼喔！哇塞，拿到投资的创业喔！哇塞，很新潮的数字出版喔！现在，我知道他做的数字出版其实不是亚马逊的kindle那样的电子书。他告诉我，当时最火的最赚钱的数字出版其实是手机阅读，方式是跟移动或者联通合作，内容是一些平时我从来不看的玄幻小说、意淫小说，比如《总裁爱上小娇妻》，看的人年龄不大，基本都没有满三十。他们可能是餐厅服务员、快递员、保安等等，以前他们上班间隙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就看《知音》《故事会》，现在就在手机上看小说。总结一句，就是三低作品：读者年龄低、消费额低、故事品味低。“我们公司已经有做三低的部门了，很赚钱；向东和我都认为数字出版是未来的方向，三低作品之外还应该有真正好品质的内容，我们这个公司，是为了做这个的。”我终于大概听明白了，之后白的公司参与竞价了《乔布斯传》数字版权，没有拿下来；他们做了一个作者计划，但后来好像就白先生和一个同事把自己当成作者在写；终于，他去了一趟成都参加科幻大会，说是签下了一个当工程师的作者。后来，他们出品了《三体》的app版本，一下子上了appstore的前三名，我从那时候才知道刘慈欣。但这点事情显然无法养活一个公司，更别说改变中国数字出版格局的理想了。后来我总结，主要怪那个房子风水极其不好——厕所正好在整个屋子的正中（我说这个的时候很严肃）这个房子的阳台改成了厨房，奶奶在冬天因为穿梭于厨房和房间温差太大得了肺炎；楼下的菜市场大火了一次，我们还去酒店住了几晚；我的驻京办业务越来越遭领导嫌弃；白先生的公司，在上半年招齐了员工，又在下半年把这些员工一一解散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啊，我们一家选择到北京真是太不经大脑了。我在出版社有个领导，那段时间他一来北京就请我吃好吃的，看我吃得心满意足，他就说广州各种好，广州工作的各种好，诱惑我回去。我没有答应，因为答应了就意味着承认北上创业失败。那段时间我睡眠很少，早上四点就醒了，各种念头转在脑海里面，我想哭，但想不出哭的主题是什么，所以眼泪掉不下来，只是觉得很难受很难受。▲我们在北京租的第一个房子，从窗口可以看见白塔寺。我们在北京搬了八次家。白的一位女同事摔断了腿，他要去看望，我就在附近闲逛着等他。这里是工体、三里屯villige、幸福村，有着洋货超市绿叶子和婕妮路，街上走的人跟我们当时住的西城富国寺一带简直像两个城市两个年代的人。我居然看见了一家幼儿园，有一个简直像芭比娃娃的外国小姑娘进去上学，又一个像从欧洲电影里面跑出来的卷头发小男生被接走了。我好喜欢这个幼儿园，就问，你们收转学来的孩子吗？保安打电话叫了一位老师带我参观，于是我看见了一群午睡后的孩子正在慢吞吞地起床，起床完毕的孩子正在吃一小碟梨块，那个金发小姑娘也在其中。后来她邀请丸子去她那外交公寓的家，我才知道她妈妈是俄罗斯人，爸爸是澳大利亚人，她的爸爸妈妈是在飞机上一见钟情然后结婚的。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带丸子来参观。后来她极其喜爱的一位老师接待了她，一直非常温和跟她说话，带她看挂毛巾的地方、放水杯的地方、玩耍的地方、放玩具的地方。班里有七八个国家的小娃娃，老师得很慢说话，孩子们才能全部听懂。我问丸子愿意在这里上学吗，她说：“如果把水杯和毛巾给我准备好了，我就来上学。”再次去租房子，我很耐心，每天中午去看四五套房子，不满意就再继续看。后来中介没有房子给我看了，就让我去看一个显然超出我的预算的180平方的房子。房东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姓张，即便老了还很帅。他问我：“你喜欢这个房子吗？”我老实答：“你的房子很好，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这么多预算，你得等一个有钱人。”我在心里偷偷地给自己的预算加了两千，觉得这样才稍微对得起这个房子的身价，说：“只有八千。”然后我又补了一句“你的房子应该租比这个贵的价格。”他问，你们几个人住，我答：“一家人，有孩子，也有老人。”他叫我第二天带家人过来一趟。于是我们俩带着丸子和奶奶一起来，我让丸子打招呼，丸子说：“张爷爷好。”奶奶上前去跟他聊天。张爷爷看见我们一家，显然很满意，说：“那就租给你们了。”我说：“对不起，我的八千其实是有点点超出我的能力的，我没有办法往上加了。”我看见中介当时吃惊得眼睛都圆了。出门后中介说，这个房子市场租价起码一万五，这个价格匪夷所思。我后来想：“可能是他不缺钱，但是更需要可靠的人住在里面吧。”就这样，刚好来京大约一年的时候，我们从西边搬到东边。搬家的那天是2012年3月21日，北京下了一场晚雪。白的同事们走得差不多了，他还继续每天去上班，领着薪水，但干的事情却跟数字出版没什么关系。他策划了一套大师绘本，把十几个诺奖作家的小说改编成绘本脚本，找插画师画，他很有眼光，在全球的插画师里面找；他讨厌女儿跟着幼儿园读《弟子规》，于是买了几百本书，在编辑一本《大师的童谣》——他大概用了一年做这两件事，付了大概五六万稿费出去。（大师绘本的其中两本《孩子，你是这样出生的》《爱说话的小女儿》在两年后由读库出版，《大师的童谣》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今年出版）后来白趁我回广州开会，偷偷把工作辞了，虽然向东说就算没有项目，他还可以继续领薪，寻找新的方向；他还把付给作者的稿费都由我们私人承担了，说这其实跟公司的业务没有关系。我挺喜欢这样有担当、不占便宜、不沾光的男人、其实踏踏实实工作的男人。想起导演李安被太太养了八年，内心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就非常豪气地说：我来养你！我能养全家！那时我们住着180平方的豪宅，每个月要付8000元租金；那一年丸子要上小学了，我想着她的好朋友去读北大附小、人大附小这样的好学校，我却没有门路给她找个好学校。我一夜一夜睡不着，本能地感觉这需要花钱，而且很可能是一大笔钱。我真是连续不断地傻啊！傻乎乎来北京，傻乎乎租大房子，傻乎乎地同意老公没有收入，傻乎乎地要给丸子上个好学校。我那平时特别在乎金钱的妈妈，突然打电话问我要银行账号，给我转了8万块来。后来她说，她不知道我过得怎么样，只是做梦梦见我坐在她的床边哭。我拿到钱的时候眼泪直往下掉，那是妈妈退休金攒下来的钱。▲我们自由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去朋友秦皇岛的房子住，也有大海和森林享受。我的驻京办工作做得磕磕绊绊，我自己都感觉我做这份工作像个菜鸟。一点都不像一个已经37岁工作经验丰富的人，甚至不如我22岁大学刚毕业做编辑记者的时候那么得心应手。人不顺的时候真奇怪，平时挥洒自如的我，连点菜都没有人爱吃。有时候跟陪领导吃饭的时候竟然会突然打翻芝麻酱，上衣被染成一片屎黄。
我自己和出版社都发现我不是驻京办的料，我还是继续做回我的编辑工作。张爷爷的房子在二楼，采光不太好。不过我开始喜欢在幽暗的屋子里面工作，我甚至觉得太光亮显得很吵闹，在幽暗宁静的屋子看书稿，我工作得很专注投入。在那个屋子里面我编辑了美国催眠协会主席汤普森的书，正面管教的书，还有几部教育学术论文集。我隐隐觉得我的方向在童书和家教书上面，于是我开始拜访北京的出版社，把这两个领域出色的行家都拜访了一遍，有时候我是查着资料、翻着图书的版权页打电话去联系这些人的。最后，我把教育类图书排行榜前200名的书都买回来慢慢看。一方面我想了解童书和家教书的市场，知道我的目标读者——家长是什么想的；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妈妈，我真的很关心这些话题。后来发生的事情，常读童书妈妈公众号的人都知道了，我把读书的感想分享在朋友圈，有位好朋友建议我开公众号，于是就有了童书妈妈。1. 从童书妈妈第二篇文章起，白先生就把本号的编辑大权抢了过去。因为他失业在家，无事可做，童书妈妈是他可以发挥编辑手艺的机会；2. 童书妈妈前面两年的每篇文章，都是我们俩开选题会确定下来的；我们把做杂志十几年的本事，全部倾注在这个小小的公众号了；3. 童书妈妈早期的文章，大多数是我们俩共同写的，有时候是我写了骨架他来添血肉，有时候是他写到半夜两点太困睡了，我早上五点起来继续写，到近7点的时候发稿。我们计算过，一篇好文章需要的净工作时间要8小时以上。两三年之后，很多人夸我们有先见之明，看得见传统媒体的崩溃，提前做了布局。我们俩听见这种说法总是相视而笑。现在你也知道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听凭大脑的冲动，完全是随着命运的洪流起伏而已。▲我们在北京住的第四个房子，阳台就是我们创立童书妈妈地方。我们白天在这个小阳台写作，晚上丸子和小伙伴在这里看书。
我从上小学开始到38岁辞职那年，一直在人生循规蹈矩的轨道上运行着，没有停息过一天。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工作，到38岁，我每个月都拿到薪水，我从来没有失业一天。拿不到薪水的第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像一只气球飘浮在空中。我觉得自己身体非常轻盈，我从来没有从这么高的角度，去俯瞰这个世界。正逢暑假，我们约上了朋友一家，从杭州到苏州再到上海、清迈、大理，我们旅行了整整两个月。我们在孩子上夏令营的时候，还继续开我们的选题会，之后拿出电脑工作。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游泳、跑步、吃好吃的。那两个月，我开始慢慢习惯，每个月，每周，每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可以由我自己来安排的日子，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的日子。我可以保证每一分钟我都是过得心甘情愿的，我对每一分钟的后果负责。我渐渐习惯了没有固定的收入，就像开饭馆一样，每天的收入不是确切的，不是在工资表上的、在雇佣合同上的，错一个数字可以去讨回来的。但我也慢慢地具有一种安全感，我渐渐能够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拥有了非常敏锐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因为完全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而生长出来的判断力，让我非常吃惊，到达高峰的时候，我能准确判断出一本童书该不该出版，该如何出版，在童书妈妈平台会销售多少，在其他平台多少。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判断力还会迁移。这几年我每天会花几十分钟炒股和炒黄金，在股票和黄金上的收益，已经能够超过我以前的工资。有时候，我们一家（包括奶奶）甚至觉得，我们去开个餐馆、卖个衣服也有信心能够经营得风生水起，过得安乐富足。有一段时间，我见人就劝对方辞职，我很想让每个人都体会一下自由的滋味。自由地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自由地承担自己做决定的风险，也自由地享受自己做决定的硕果——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应该去尝试的吗？▲来北京的第七个年头，我们在北京东直门有了850平方的万有幸福空间，我超级喜欢看见孩子们在这里读书。写在最后
2011年4月4日，到2019年4月4日，我们来北京整整八年。发出这篇文章的时刻，正是我们从广州起飞到北京的时刻。北京八年，我们经历了北京的沙尘暴、严重的雾霾，到渐渐清朗起来的空气。八年后，我们在北京依然没有房子、没有户口，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但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什么都拥有，拥有了一家人共同面对困难笑对人生的经历，拥有了由亲情、爱情和战友情编织起来的深厚情感，拥有了很多值得讲的人生故事，拥有了对生活的真正的巨大的安全感。▲八年前的4月4日，我拍下的北京清朗的天空。
作者：三川玲，TEDkids智库专家，教育部《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特聘专家。幸福流写作创始人，曾经教过6万名6~99岁学生的阅读写作。举办有博鳌国际写作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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