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湾的林彪——“永远健康”的病号

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里，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的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独我是个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这也成了后来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其踏实、极其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还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人员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生风。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从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所以不要伸手与之握手。因此，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问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糖、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走廊的茶几上，随他去划。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只要他不睡觉，也不让我们清扫。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经解释说，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

踱步，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一天当中，他除去睡觉、吃饭、会客、听秘书讲文件，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客厅、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两个客厅，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条斯理，平缓而有节奏。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微微低着头，双手反剪，眼睛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永远沉思的样子。时而会停下脚步，双臂合抱，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时而会擦亮火柴，看着火苗，闻闻硝烟；时而会叫内勤拿点零食来；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从这一点讲，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室，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客厅、走廊、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使他能随时随地写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由我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啰！”

林彪的许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许多“黑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来，踱步是休闲，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闲着”“踱着”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几十年持之以恒。他写道：“空着——即是在想着——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是浪费了时间，踱着、躺着、玩着、静着，皆是想着……”“忙着——就是没有想，没有可能想，故不可忙。”“闲着——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进行领导。”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觉“生病”的时候。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情绪低落，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像活死人一般。

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卡片内容不是林彪自己选出来的，而是林彪出题目，由秘书李春生从书上查找。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给我抱来一摞书，有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书中夹着许多一指多宽、三寸来长的白纸条，从夹了纸条的地方打开书，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铅笔画的一个个括号，每对正负括号之间的那段文字，便是应该抄写在卡片上的内容，也就是林彪要读的“书”。李春生交待我上午要抄完，说下午便要给林彪看。

卡片是专门印制的，64开纸大小，正面上方依次印有“分类”“标题”“来源”“编号”和“年月日”，“内容”以下印有横格，正反两面可以抄写两百多字。不过，很少有写得满满的时候，大部分卡片内容有一百多字，有的只有几十字。

为林彪抄写卡片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的字写得并不好，只是工工整整，从不敷衍，所以林彪愿意让我抄写。有一段时间曾经试用打字机打印卡片，林彪认为不如我写的好，便放弃了。在林办工作七年，由我制作的读书卡片不下万张，都是李春生查找后我抄写的。

李春生走后，我便一张一张抄写起来。因为要给林彪看，我用楷体抄写，努力写得工整些，每个字的大小、间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错了，便撕毁重来。

好在每张卡片内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摞书里的纸条就被我抄完了。正当我准备交活的时候，李春生走进来，又给我放下一摞书，要求我抓紧抄写，在下午两点前交给他。我不敢怠慢，决定放弃午饭。当我在下午两点前抱着书和抄写的一沓卡片放到李春生面前的时候，他又递给我几本夹着纸条的书，“下午把这些抄出来，”然后指指桌面上还没有夹纸条的书本说，“这些我看完再给你。”

这是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没有吃午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李春生看书的速度极快，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翻书。他既能快速准确地从《马恩选集》、《列宁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准确地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有关论述，然后用括号一一标记出来。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过“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总是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一个时间段，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主要从谁的书上选择卡片内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列、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1965年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直到1969年初，为了准备“九大”政治报告，他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稿，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为自己在“九大”作口头报告做准备。

林彪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这是他自己读书学习的切身体会。

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子走”。

林彪认为，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说：“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难读……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融会贯通、茫无头绪、浩如烟海的困难。早有此法，思想就会更成熟，费力会更少。”

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然后再精挑细选，反复研读。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听得很认真，对感兴趣的卡片会挑选出来，只有他让选出来“留下”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常常是，几十张、上百张卡片读完后，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经过这样一遍遍阅读、筛选，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十来张而已，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书”，而“书”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废话”，他还要甄别。

林彪对他选定的“书”读得很认真，边读边用红油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勾勾连连。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有的画两条横杠；有的在某个字、词上画一个圆圈，有的画两个圆圈；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来，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连起来；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所有林彪读过的卡片，亲笔写的或让我们记录下来的心得体会，叶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说林彪“不看报，不看文件”确实接近事实，说林彪“不读书”或说他只翻药典，则离实际太远。林彪是个爱读书、善读书、善思考的人，读书贯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是1938年遭阎锡山匪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他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啰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并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时候，有一天，林彪告诉我：“你检查一下，是什么声音？”我仔细辨认许久，才听出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咝，咝”声，原来是抽水马桶关闭不严有水漏出来。我看见，林彪显然有些烦躁。

林彪身体最常发生的问题是“出汗”。因为爱出汗，所以常“着凉”，且常伴有低温。林彪“出汗”不分四时、不论昼夜，随时随地都会莫名其妙地出起汗来。每到此时，林彪便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这时，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听，不论何方神圣来访他也不见，一般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内勤来，口述他总结的出汗“原因”。

下面列举几条林彪20世纪50年代亲自总结的“经验”：

类似这样的“经验”林彪几乎每天都在总结，内勤负责记载的林彪的《病程日志》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内容。

除了爱“出汗”之外，林彪另一个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觉前都必须先吃安眠药、打催眠针，否则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还要加服一次，甚至两次安眠药，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针才能睡一会儿。他用的安眠药、催眠针剂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类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只有大剂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问题上常持唯心主义、片面性态度，不仅使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而且也使他讳疾忌医，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亲眼看见林彪发病时的情景：瘫痪似的坐在那儿，头倚歪在沙发上，双目不睁，面色煞白，嘴唇紧绷，一动不动。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微微抬起一只手掌，简单地摇摆一下，示意不要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内勤会及时向叶群和秘书通报，他们便不讲文件、不报事。

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知道有保健医生在为他服务。保健医生也从不去见林彪。有人说他相信药典，但我给他当内勤两年没有见到他翻过一次药书。我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他曾经看过的《药理学》一书中写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条写道：“中药不可服，错、对均无案可查，无经验可用。”这说明林彪不太相信药书和中药。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经验。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说青蛤“止汗”，点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带产的青蛤。韩先楚很快派人给弄来了，林彪只吃了两个就不吃了。他总结“经验”说，吃青蛤“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连续几天发生不明原因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量，决定给林彪做一次体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林彪就是不去医院。无奈，只好说服他同意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来，把X光机等设备搬进毛家湾他的卧室，才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表明，林彪身体内部器官并无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现依然是一副病态。

林彪1938年那次负伤捡回一条命，但却给他留下终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在林办那些年并没有听说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下过明确的诊断结论。所谓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解释了林彪为什么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反应敏感。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据我观察，林彪用脑过度，入睡困难，睡眠奇少是影响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样极其简单的饮食，且常年不做调剂，造成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也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以致常年体重不过90来斤，50多岁时就像一个耄耋老人。

在当时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层，林彪身体不好不是什么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后，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没病装病，是韬光养晦。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林彪的身体状况，支持他休养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毛泽东对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也给予充分谅解和关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为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多次说过“林有病，可不出席”一类的话，或者明确指示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林彪本来就不爱参加会议，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也乐得逍遥。

当然，林彪也有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逃公务的现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过一个星期了，林彪还赖在大连不回北京就是—例。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他们，林彪不出席也是—例。1970年12月，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林彪说，“斯诺是熟人，见面后他什么都问，不好回答”，于是也以身体不好为由拖着不见。至于平时以身体不好为挡箭牌不开会、不会客的现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