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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技术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2025年的到来标志着全球技术竞争进入新阶段,中美两国在创新体系建设上展现出的共同趋势尤为引人注目。拜登在1月15日的告别演讲中提到,科技与工业综合体正在重塑美国的经济与创新格局;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国家与市场深度融合,在前沿技术领域取得了快速突破。这种趋势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创新复合体”的建构逻辑》一文提出,“创新复合体”是全球技术竞争中的一种动态趋势,强调国家与市场的深度融合,形成灵活应对复杂环境的创新协同机制。国家通过政策支持和战略规划为技术发展提供引领,市场主体则加速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无论是美国的科技与工业综合体,还是中国的协同创新实践,均体现了这一趋势。
中美两国的这一趋势并非对立,而是全球技术竞争的普遍规律——通过国家与市场的深度融合,提升创新效率与成果转化速度。这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并呼吁国际合作实现技术红利共享。未来,中美在“创新复合体”发展上的探索,将为全球如何平衡竞争与协同、效率与公平提供重要实践经验。智能时代为国际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提出了合作与治理的新要求,唯有中美及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不仅为中国的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还通过“创新复合体”的模式,将国家和市场主体紧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通过整合各类新兴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当今时代,国家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创新复合体”,不仅增强了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还使国家和企业在全球战略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在全球竞争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发展面临治理、创新和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挑战与机遇。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回应了全球竞争新范式,催生了“创新复合体”这一国家与市场的新互动模式,将其应用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及产业升级方面,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发展需要在国家与市场深度结合的主体范式下,继续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机制,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协同发展。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推动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更大突破,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复杂挑战。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创新复合体”,竞争范式,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时刻,一个国家的竞争成功都深深根植于该时代的经济、技术、军事和其他多重特征的土壤之中。这些特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建起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总体环境,这一总体环境被称为竞争范式。当前国际竞争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要求国家不仅要在传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保持竞争力,更要在治理能力上进行创新和提升,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
而战略能力,作为竞争杠杆领域的核心理念,正在全球技术政策与新兴技术的推动下经历深刻的重塑。成功把握这一变革趋势的国家,能够在绿色技术、人工智能及空间技术等前沿领域进行精准的战略投资,并将这些投资最终聚焦于产业建设之上。这些领域不仅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更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支柱,对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种变革涉及的领域从传统的竞争板块出发,也在新兴领域孕育出新的变量、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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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战略能力竞争的舞台上,市场主体的影响始终贯穿三大传统竞争板块,这意味着新兴领域战略竞争主体的角色变化正在成为新的重要变量。具言之,在全球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和市场主体的结合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数据资源的生成、供给、分配与使用所产生的赋权与分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生成机制。
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通过技术进步,企业和国家能够实现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例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更精准地预测市场需求和优化生产流程,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益和竞争力。新质生产力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为国家战略能力的增强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通过政策支持和市场激励,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种新型战略格局下,国家和市场主体的紧密合作成为可能,技术主权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全球战略竞争主体范式呈现出以国家为绝对中心向“国家—市场”复合中心转变的趋势。互联网技术孕育了这一转变,技术主权观念成为其发生的催化剂,地缘政治危机则见证其萌芽与落地,并最终生成了一种国家与市场深度结合的新竞争主体范式。长久以来,在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讨论中,国家都以其中心角色和功能被广泛认同,凸显出其在战略竞争中的引领与主导作用。也因此,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中,科技企业一度作为主权国家之间创新竞争的“士兵”所存在。近年来,随着各国战略竞争中科技创新要素发挥日益关键的作用,市场主体以其在全球各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创新为纽带,逐渐融入国际战略竞争的洪流中。如今,在国际政治体系的深刻变革中,国家的中心地位正悄然发生变化,新兴的科技巨头与强大的主权国家之间,已经逐渐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尤其是在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在保护本国产业和促进国际贸易之间找到平衡点,而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全球营销战略等手段,在产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其创新能力和国际合作水平对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在“国家—市场”这一新的竞争范式下,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愈发紧密,国际竞争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一方面,各国政府逐渐向数字空间延伸主权。各国政府通过运用法律规范、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使得科技巨头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民族主义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战略能力竞争之中。近年来,高科技跨国公司的角色定位逐渐“政治化”与“国家化”,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进一步重合,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愈发受到母国与东道国“国家因素”的规制,明显发挥着国家战略性的作用。例如,SpaceX在崛起过程中,不仅因为马斯克的眼光和毅力而获得成功,还因为奥巴马当政时期NASA的有意扶持,通过签订大合同提供资金支援,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促进了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再如2022年,伴随俄乌冲突发生的同时,在互联网空间同时爆发的“数字冷战”彻底打破了曾经一度成为全球共识的“科技无国界”的神话,“中性”的技术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经济武器,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在这场“数字冷战”中,欧美科技巨头集体对俄“宣战”,作为地缘政治势力参与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展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众对于商业公司权力边界的认知,并开启了“技术极化”的地缘政治时代,推动了新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
总之,“国家—市场”这一全球竞争的新范式为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这一新范式的崛起表明,在任何历史时刻,该时代的经济、技术、军事和其他特征为国家的竞争成功创造了总体环境。而战略能力,作为竞争杠杆领域的核心理念,正在全球技术政策与新兴技术的推动下经历深刻的重塑,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自身资源、优劣势的深刻认识,更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灵活应对、巧妙布局的智慧和能力。
在生产活动中,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始终是核心驱动力。生产力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还深刻地重塑了经济关系中国家和市场主体的互动模式。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依赖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劳动力的低成本,而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则强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整合应用。这种转变使得技术创新成为生产活动的核心要素,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竞争优势,并在全球市场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通过制定政策和提供支持,国家能够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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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不仅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还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再仅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而是创新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这种新的互动模式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升级,而国家则通过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创新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不仅增强了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也使得国家和企业在全球战略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国家与市场主体的结合更加紧密,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形成了一个深度互动、协同发展的新范式。
“国家—市场”这一国际竞争的新范式推动国家与市场主体形成新的结合方式。这一趋势与技术主权观念以及市场主体的重新定位紧密相关。如前所述,自2018年以来,中美间竞争加剧,尤其是在经济、金融、贸易与科技等领域,跨国公司难以忽视各国基于“国家因素”规范的差异,在进行商业活动寻求利润之前必须先进行“政治站队” ,角色逐渐政治化和国家化,成为国家战略性作用的一部分。具体到中国,1978 年以来,中国通过国家的引导和促进,展现出国家与市场主体紧密结合的倾向,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国家战略竞争领域“创新复合体”的构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高科技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华为、国家电网等企业跻身全球创新前列,不仅推动了中国的产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还成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创新复合体”源于国家与市场主体深度结合与协同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回溯过去,中国创新体系的建设经历了政府主导型科技创新体系、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萌芽、探索起步、基本建成及现在的完善发展阶段,呈现出创新主体功能结构优化、创新政策体系日益健全、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等特征,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形成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机构等各具优势和特色的多元化创新主体中,企业已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各类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兼具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职能,成为传统创新主体的有益补充。在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从在国家指定宏观计划配置创新资源的同时有步骤、有计划地引入市场竞争,到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创新资源配置的作用,再到市场发挥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重新界定、逐步明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过程。对此,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第四条也明确,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具有高效、协同、开放的特点。
“创新复合体”不仅是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战略竞争新范式下的实践应用,更是其与时俱进的扩展和深化。如上所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进入完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与全球战略竞争新范式的兴起几乎同步发生,也为市场主体在大国竞争中的角色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强调一国对地缘政治的考虑,通过各种军事和外交手段化解任何性质的未来或当下的冲突,而在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深度发展的时代,大国战略竞争则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或军事手段来发挥作用,以争取本国的经济自主性,从而保护自身主权,维护(或阻止)霸权。在这一新的竞争格局中,未来发展取决于大国地缘政治与全球自由市场力量的博弈,市场主体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国家与市场在战略竞争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国家不是单一的决策者、监管者或推动者,而是创新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深度推动创新活动的进行。
具体来说,“创新复合体”能够为国家创新与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发展带来诸多积极效应。其一,加速推动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复合体”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创新主体结合,更是一种深度的整合与协同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使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各个部分能够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协同工作,还能够促进创新政策与创新实践的深度融合。其二,促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过程中的颠覆性创新。立足于国家立场与全球竞争视野,市场主体作为创新引领者,更具有科技创新的主动性;同时,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活动,推动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从而提升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其三,有助于深度浸润创新文化并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质生产力的适时提出,既是创新生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于创新生态的持续激励,不仅能够吸引更多创新资源,也能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提升的根源所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成为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可以为国家提供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而一个国家的创新是系统化的,要求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及市场环境等创新要素之间的良好互动。新兴领域的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也是国际主导权的竞争,因此,“创新复合体”将成为构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主体范式,也是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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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国家与市场主体传统角色的重塑
一方面,市场主体需要与国家共迎风险、共创价值。如前所述,近年来,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事件频发,各国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企业利益进一步与国家利益重合。特别是对于高科技跨国公司而言,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愈发受到“国家因素” 的规制,与母国之间的“捆绑”愈发明显,对于国家而言,对技术的理解因此也形成了技术主权观念。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高科技或新技术本身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实际上,地缘政治风险具有广泛性与长期性,其对于市场主体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针对高科技跨国公司,而是可能演变为长期趋势,给各类企业带来财务压力与外生冲击。特别是在创新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效果,同时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提升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行为。而与此同时,有效的外部监督措施有助于企业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这也就意味着,市场主体在通过参与持续的创新活动,培育和提升自身竞争力,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同时,也需要同国家一道应对来自地缘政治的风险。
另一方面,需要国家与市场主体各司其职、互补嵌合。面对频繁发生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才能实现高新技术自立自强,从而从容应对来自西方国家在高端技术方面的围追堵截问题,必然绕不开关于“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的争论,但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体现着对二者间有机结合和互补的追求。具体而言,应当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协作和互动以及行政、市场、社群机制之间的互补性。其中,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则承担着“元治理”的功能, 在确立创新愿景的基础上,作为召集各类市场主体形成创新网络的促进者与助推者的角色,为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主体搭建互动平台,并在互动管理、 跨界沟通与及时介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总而言之,每个行动者都有机会参与到创新链的各个环节中。在这种模式下,各类主体各具特色又相互协同,在国家的引领下被整合至一个包容性的互动网络中,其中,国家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创新活动的参与者与引领者,市场主体因此也会变得更加主动,及时把握市场方向,共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公共价值的创造。
(二)在创新链中协作互动作用的有效发挥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链形成过程,也即协同各类主体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新兴领域的战略能力是新兴领域战略产业的有效产出与价值体现,其生成以科技创新为根源,其发展往往与多领域、多行业群落式分布的高质量产业紧密关联,共同构筑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创新网络。作为创新网络中的核心链条,创新链是一个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连续、互动和系统的概念,强调自主创新并非孤立的创新活动,而是需要各类主体、区域之间或内部的创新竞争与合作关系;同时,还涉及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包括理解创新生态系统中各类成员的动机,以及管理相互的协同以增加创新成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创新链并非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网络化的、多维的动态集成系统,需要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充分的协作与互动。
特别是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阶段,“创新复合体”之间呈现动态变化的关系。在某一创新处于前沿探索阶段时,国家扮演着关键角色,承担着制定战略规划、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与引进等职责,以此为科学发现提供方向指导,并通过自主科研项目、建设科研设施等措施激励该方向上的自由探索与创新。市场层面,则需要市场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参与相关研究项目,并进行产学研用合作。特别是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领域的探索而言,这一阶段应当是政府主导的,通过上述举措,以顺应新兴领域发展所呈现出的全方位、多领域与深层次的发展态势,对战略性产业技术实现长期指导与制度网络协调,从而为满足战略产业对长期技术积累和整合的要求奠定坚实基础。技术发展阶段是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应用技术的过渡期。在这一阶段,创新型企业可能仍然面临着融资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需要国家持续提供支持,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企业组织研发团队,针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关,企业的主体作用开始显现。随后,在产业化应用阶段,则需要市场主体在制定市场策略以及不断优化产品方面发挥作用,将技术产品规模化生产并推向市场,企业成为主导力量。国家方面则一方面从引领者退居为监管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措施降低企业风险与成本,并在必要时加速新技术的推广。
(三)促进央地二元协同创新发展机制的形成
具体来讲,在“创新复合体”的国家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承担统筹者与试验者的角色。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大,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高,因此,在创新治理的过程中,需要探索有效的实现路径,而地方政府则是与当地企业接触的直接主体,对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有着最直接的了解。由此,地方分权与地方竞争作为制度性手段,为促进区域创新,从而将区域性经验推广至全国提供了强大动力。有学者将创新治理过程中的央地统一协调过程概括为“地方试点—中央总结—地方推广”模式,呈现出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的协同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分支,连接着中央政府与市场主体。一方面需要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指令的前提下,争取中央的资金、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实施地方政策,创新性地参与到地方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中,促进区域特色发展。中央政府则承担着统筹跨区域发展、推广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化解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政府间合作等职责,以破除地方壁垒,缓解区域创新发展失衡问题。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当地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发展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外部性。政治激励与资源争夺决定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资源、政策、政绩和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地方治理制度、改善政府监管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合肥模式”就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竞争中的一个典型的优秀案例。在合肥,地方政府化身投资机构下场扶持成长型企业,通过“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孵化头部企业—卖出股份获利—继续投资战略型新兴企业”的过程,以一笔投资换一个企业;同时,在企业得到发展后完成从“招商”向营商的转化,为当地企业提供资金保障与行政服务,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创新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基于创新治理过程中的央地关系,有效的区域创新经验也会进一步被推广至全国,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确也会存在过度竞争的现象,导致区域创新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恶性竞争问题。鉴于此,一直以来,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提倡发挥竞争的积极影响、克服消极影响,引导地方政府对当地市场主体的创新和发展展开良性竞争,建立合作共存的关系。
“创新复合体”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并促进央地协同创新发展,“创新复合体”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构建更加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不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在不断强化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优势。
图源:人行机器人创新挑战赛2024
(一)完善创新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首先,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构建多元化创新激励机制。例如,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国资国企要在完善考核激励方面,对基础研究、前瞻性颠覆性研究建立中长周期考核和差异化支持制度;以鲜明的导向加大对创新的支持。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激励机制的意见》,从强化使命激励、贡献激励、保障潜心研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加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外部支撑,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等,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发展保障。地方层面,如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根据科技型企业 的创新能力及不同生命周期发展特点调整优化贷款风险分担比例和补偿标准。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立创新激励专项资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减轻企业创新投入的经济负担,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和市场价值。
其次,构建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创新成本与市场风险。市场主体自身则更需要加强风险控制。从外部合作来讲,其一,可以积极寻求战略投资者, 在自身具备发展潜力的情况下,通过天使投资等方式获取资金支持的同时,进一步获得市场资源与管理经验,有助于降低创新项目的市场风险;其二,可以构建产业链合作,在产业链上下游寻找合作伙伴,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共享资源、互补优势,共同承担创新项目的研发和市场推广,充分利用各方资源,降低创新成本和市场风险。从内部发展来讲,则需要对自身的创新项目进行包括技术、市场、 财务等方面的风险评估,以准确识别潜在风险并制定应对策略的同时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二)优化央地协同机制,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构建多层次联动的创新生态体系,注重加强央地之间、地区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其一, 制定和实施跨层级、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确保中央与地方政策的一致性和互补性。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和需求,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吸引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推动地方产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转型。其二,建立国家级和地方级创新平台,促进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通过搭建科技合作平台、开展联合研发等具体方式,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加强跨部门、跨行业信息的深度挖掘和运用,促进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科技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从而形成创新合力,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推动央地合作模式下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鼓励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共同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拓展与央企的合作范围,不仅在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还要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环境保护等方面深化合作,形成全方位的合作模式。此外,应建立央地合作专班,提高合作效率,确保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并定期评估合作效果,以便及时调整和优化合作策略。
(三)国家与市场深度结合互动,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在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提升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仍然是不二法门。要打破固有的部门壁垒,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通过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可以更有效地整合资源,确保科技创新活动的协同性和高效性。近年来,多个省市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不论是通过设立相关奖项还是构建协同发展体系等手段,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都是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的关键。通过建立科技创新联合体,可以促进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还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此外,制定适应性政策法规是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创新生态的坚实保障。政策法规作为激励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必须得到持续制定和完善。针对新兴领域的独特特征及其发展需求,亟需出台专门的政策措施,比如实施税收优惠、提供资金支持等,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而推动新兴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进步。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目标,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氢能、新材料等,强调加快前沿新兴产业的发展步伐,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提倡开辟新赛道。同时,政府还制定了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为新兴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政策保障。此外,通过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政府明确了鼓励、限制和淘汰的产业目录,旨在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一举措不仅为新兴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立足“国家—市场”这一全新范式,置身新质生产力发展视域,一个经济体的创新产出及其在塑造技术标准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关键的地缘政治工具。正如围绕5G技术的话语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所表明的那样,地缘政治延伸到地方经济,城市和地区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以确保国家资金并为国家竞争优势作出贡献。当前,技术进步的竞赛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层面,涵盖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声望的更广泛方面,强调了当代地缘政治中创新的战略性质。一方面,传统的竞争领域,如资源、科技和产业,在全球战略能力竞争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科技巨头,正以其独特的优势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全球能源竞争、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日益交织,要求国家主体和市场主体共同应对,形成合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积极发展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全球竞争压力,更是着眼于长远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政策环境、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创新人才等措施,中国在新兴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新范式。然而,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市场需求变化多端,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都要求中国在新兴领域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创新能力。面向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推动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持续发展和优化,以更高效率、更大决心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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