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部经典奠定了古希腊文化的根基，共同疏密有致地编织出一幅整全的宇宙图景，并且构成一个既充满张力又互补平衡的系统。它们的核心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神话。神话的生命力洋溢于重写和续写当中——不单单通过诗的语言艺术，而且还通过绘画和雕塑的图像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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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里，国内西学界有人套用“四书”之名来标举西方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早前有《柏拉图四书》面世，近两年又有《尼采四书》刊行。这其中免不了出版方的噱头（书肆里还充斥着《人生四书》《心灵四书》《几何四书》《建筑四书》等，此意更为显豁），但“四书”一词强烈的本土文化意蕴，实在醒目，套用于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未必没有译者的暗许，甚至很可能寄托了某种深意。 既有“四书”，其后必有“五经”——当然西方并没有这个提法，以笔者一隅之见，也尚未听闻国内西学界有所评定，但我们何不“先发制人”，对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古希腊的经典加以拣选，来说说古希腊的“五经”。要从古希腊早期的经典当中选出五部，并非难事。首选当然是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是古希腊最早及最高的经典，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之作，入选自不待言；其次是两部赫西奥德史诗《神谱》和《劳作与时日》，虽说对今人而言，赫西奥德的名声远不及荷马，但他却被古希腊人誉为“另一位诗人”，也就是堪与荷马比肩、甚至不相伯仲的唯一诗人；最末一种，稍费思量，不过细细想来，也只有一部《荷马颂诗》是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这部诗集托名“荷马”，却不仅与荷马史诗密切相关，也与赫西奥德史诗颇有渊源，从而把这两种史诗传统联结了起来。
之所以为五部（按道理说来，三部、四部乃至八部都未尝不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恰恰是这五部经典奠定了古希腊文化的根基，共同疏密有致地编织出一幅整全的宇宙图景：《神谱》和《劳作与时日》分立于这幅宇宙图景的两端，前者处于宇宙创化的前端，后者处于人类社会的末端；《荷马颂诗》位于《神谱》末尾，也就是宙斯登极之初到特洛伊战争爆发之前的时段；两部荷马史诗则位于《荷马颂诗》之后，但又在《劳作与时日》之前。这个前后相续的整全宇宙图景，可以图示如右：《神谱》→《荷马颂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劳作与时日》。 这些诗作都使用史诗诗体（epos），而此种诗体不仅在古希腊最早成熟，也一直被奉为地位最高的文学体裁和思维方式，因此居于后起的文学体裁和思维方式之先和之上。譬如史学著述和史学思维的代表希罗多德及其《历史》，哲学著述和哲学思维的代表柏拉图及其《理想国》，都承认这些史诗作品乃整个希腊文化的经典。这就很有点类似“经”在吾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了。那么，对古希腊文化而言，这五部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经典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分别说一说其中的每一部。《神谱》讲述宇宙的起源、演化、运作原则和秩序的形成。这个叙事完全来自众神的视界，正如“序诗”里所言，《神谱》复现了缪斯女神们向宙斯及奥林坡斯众神所唱的颂歌。作为“回忆女神”和宙斯之女，缪斯女神们通过“诗的颂赞”向她们的父亲行使母亲的职能。缪斯女神们囊括对古往今来一切众神的“回忆”，并以奥林坡斯视界展开她们的“回忆”。她们从宙斯确立的宇宙秩序往前回溯，“回忆”宇宙之起源，太初之神如何诞生，宇宙如何从无序状态经由众神的出现逐步显出秩序，但那个秩序仍基于提坦众神所代表的宇宙运作原则，也就是一报还一报、以牙还牙的原则，一种毁灭性的斗争原则，还要让位于更高更完善的原则，即由宙斯所确定的公平分配、建设性的竞争原则。故而，缪斯女神们“回忆”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恰恰构成对宙斯及奥林坡斯秩序的“诗的颂赞”。相形之下，凡人很少在《神谱》里显露身影。无论“致赫卡忒的颂诗”还是“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斗智”的故事，都让凡人作为神明的被保护者出现。凡人弱小无力，甚至都缺乏自己的声音（《神谱》里没有一篇说辞出自凡人之口），完全受众神的主宰。《神谱》叙述的“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斗智”故事，强调这场“斗智”属于提坦众神与奥林坡斯众神交战的一部分，凡人在这场宇宙级的冲突中被当作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任由摆布，虽则冲突也附带决定了凡人在宙斯统治的宇宙秩序里的命运。
《劳作与时日》则完全转向凡人的命运，是诗人向凡人当中的最后一个种族即黑铁种族的言说。著名的“五个种族”神话讲述曾经存在黄金、白银、青铜和英雄这四个种族，但他们都有超越或企图超越凡人之为凡人之处，都已相继灭绝。与前四个种族相比，唯有第五个种族即黑铁种族是实实在在的凡人，他们应当笃守凡人的存在，与众神保持敬畏的距离。诗人又重述《神谱》里“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斗智”的故事，但此处的重心在于“斗智”的附带结果，即凡人的境遇如何由祭祀、火和女人三者界定：祭祀把凡人与神明分开，普罗米修斯的第一场祭祀导致人神有别，无法直接沟通，需要通过祭祀进行间接的交流；火首先给人带来了熟食，人和兽截然有别，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文明；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对凡人来说是一种惩罚，她的到来从养家糊口和孕育后代两方面决定了人必须劳作。神、兽无需祭祀、熟食和劳作，而这些是凡人独有的，规定凡人处于神与兽之间。凡人必须恪守这个居间的位置，既不能向兽一方退化，也不应向神一方靠拢。唯当凡人认清自己所处的这个境遇，才能通过劳作来实现“宙斯的正义”，从而被纳入宙斯以及奥林坡斯众神所统治的宇宙秩序当中。《劳作与时日》的主要内容——对佩尔塞斯的言说——便是教喻凡人如何依靠劳作去实现“宙斯的正义”。所以，这部诗作的凡人视界也完全由《神谱》的众神视界决定，因凡人的存在和命运不过是宙斯和奥林坡斯秩序里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劳作与时日》里已然灭绝而成为最近的过去的“英雄种族”，却借助两部荷马史诗又生气勃勃地复活于我们眼前。人的存在由于“英雄种族”而与神的存在再度联结起来。英雄，这些半神半人，身体里余留着神的血脉，生而内心高贵，外表轩昂，被誉为“神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信奉英雄主义，毕其一生身体力行，超拔凡人的存在于芸芸众生之上，让人的存在闪耀出神性的光辉。他们是居于神人之间者，不用言辞（如诗人），而用行动示人以追慕神性之妙谛。那不是从凡人的存在脱离，隐遁山林，受戒修行，寻求超度，而是置身凡人最真实的存在，饱尝生存之痛苦，经由“至深的苦难”赢获“不朽的荣光”。“至深的苦难”与优哉游哉的众神无涉，只有凡人才会经历，但普通的凡人避之唯恐不及，没有勇气也没有感受力去承受，唯独英雄敢于直面甚至主动承担，最终用“英雄之死”实现令众神既唏嘘又赞叹的生命价值，被诗人赋予“不朽的荣光”，与众神的不朽荣光同光。《伊利亚特》里的阿基琉斯与《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便是英雄种族里的佼佼者，他们虽然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英雄典范，“阿基琉斯的忿怒”主题与“奥德修斯的归家”主题也讴歌两种稍有差异的英雄主义，但是奥德修斯的“英雄之生”之所以得到肯定，正因为他饱尝苦难，历尽艰辛，而这也是阿基琉斯的“英雄之死”的前提。奥德修斯通过“英雄之生”与阿基琉斯通过“英雄之死”所证成的，都是远超凡人之上而直抵天界的“人之神性”。与此种英雄主义相反的进程见于《荷马颂诗》，尤其是其中的五首长篇。这些诗篇涉及宇宙秩序演进史上最后的关键时刻，讲述宙斯登极以后，个别的神明如何降生于大地（狄奥尼索斯、阿波罗、赫尔墨斯）或显灵于人间（德墨忒、阿芙洛狄特），又如何登临或返回奥林坡斯，纳入或重新纳入奥林坡斯秩序，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人与神的联系。这些颂诗的精神与荷马史诗里的“神界喜剧”插曲（例如《伊利亚特》第十四卷“宙斯受骗之歌”或《奥德赛》第八卷“阿芙洛狄特与阿瑞斯之歌”）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颂诗诗人让这些神明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大地之上，而非天界。不仅如此，这些神明还化身凡人，感受凡人的喜怒哀乐，并与其他凡人交往相处，但他们最终都会向凡人显灵，展示他们不同于凡人的神性之美。比起荷马史诗里的“神界喜剧”插曲，长篇荷马颂诗更强调神明与人类世界的关联，以及此种关联为凡人的存在带来的福祉。这些神明体味凡人的存在，感受有别于自身神性的人性，以便亲自为人的存在与神性建立恰如其分的联系。狄奥尼索斯与德墨忒的秘仪，阿波罗的神谕，赫尔墨斯的沟通，阿弗洛狄特的“美之爱欲”都再度把人的存在与神性联结了起来。 比照而言，《神谱》里的众神自为众神，虽经历了太初之神到提坦众神再到奥林坡斯众神的演化，终究与凡人殊少瓜葛；《劳作与时日》里的凡人自为凡人，因遭受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黑铁种族的退化，更应当固守凡人的存在方式，以此实现宙斯为凡人设定的正义。两部荷马史诗与荷马颂诗则不然，前者颂扬英雄，而英雄是神人结合的产物，追慕神的存在方式，是凡人当中最接近神明者；后者颂扬众神，却让神明过上人的生活，以人的存在方式显灵于大地，与凡人交接。前者的英雄主义与后者的人性主义相得益彰，让人的神性与神的人性接近，共同构筑出一个神人相通的世界。合而观之，这五部经典构成一个既充满张力又互补平衡的系统。首先，《劳作与时日》与《神谱》之间的张力与互补，见于有关“纷争女神”谱系的“修正”，“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两个互补的版本，以及《劳作与时日》对《神谱》里缪斯女神授予诗人圣职这一事件的指涉。其次，《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互补且充满竞争，体现于奥德修斯的“英雄主义”和阿基琉斯的“英雄主义”，前者的“英雄之生”和后者的“英雄之死”之间强烈的互文关系。再次，两部赫西奥德史诗又与两部荷马史诗互补且充满竞争：荷马史诗聚焦于人类历史的英雄阶段，赫西奥德史诗则指向英雄史诗之前的宇宙创生和演化阶段，以及之后的人类历史的黑铁阶段，这就与荷马史诗构成了先后等级的互文关系，即《神谱》被置于英雄世界之前，《劳作与时日》被置于其后，用这样的一前一后的框架设计将整个英雄世界置入后景的相对性当中。最后，《荷马颂诗》兼备荷马与赫西奥德精神，贯通两者，起到粘合的作用。这五部经典的核心内容和思维方式都是神话——关于众神和英雄的宏大叙事。神话的思维方式是开放性的，神话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原本”，只有流动的“变体”——更好的版本。因此，无论荷马史诗所述的“阿基琉斯的忿怒”和“奥德修斯的归家”故事，《荷马颂诗》所述的狄奥尼索斯、德墨忒、阿波罗、赫尔墨斯和阿弗洛狄特的故事，还是《神谱》和《劳作与时日》所述的“王权更替”“普罗米修斯与潘多拉”“五个种族”故事，都是之前版本基础上的更好版本。不过，这些更好的版本没有从此自我封闭，而是一再被重写和续写。神话的生命力正洋溢于重写和续写当中——不单单通过诗的语言艺术，而且还通过绘画和雕塑的图像艺术（甚至还通过音乐和舞蹈艺术）。可以说，这五部经典乃叙述这些神话故事的“范本”，而非“定本”；它们都是诗人接受神灵感应的典范之作，而非先知或圣人接受“神启”或“天命”的宗教圣典；“典范性”要求后人推陈出新、出于蓝而胜于蓝，而非“圣典性”所要求的宗经师圣、顶礼膜拜。 如此说来，古希腊也有“五经”——只不过，并非国人习以为常的那类“经书”。我们仿效国内西学界套用“四书”的做法，套用了“五经”之名，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来源：《文汇报》2023年10月8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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