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第7期：进退维谷：加沙地带冲突下的埃及塞西政府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袭击，其与以色列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自此爆发。冲突对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半岛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与加沙地带存在密切联系的埃及更是首当其冲。界外有难民聚集，界内有经济衰退，双重挑战困扰开罗。一边是道义，另一边是利益，塞西政府进退维谷。前路茫茫，区域局势缓和仍遥遥无期， 而埃及面对的危机则很可能成为常态。

一、冲突下埃及面临经济安全双重危机

长期以来，阿拉伯的民族身份、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与加沙地带接壤的特殊地理位置及作为加沙前统治者的历史纽带使埃及与加沙地带间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埃及对加沙地带局势变动非常敏感，后者安全形势的恶化往往会在短时间内波及埃及。另一方面，开罗对加沙地带及其统治者哈马斯具有重要影响力，因而成为巴勒斯坦问题中的关键角色。

本次加沙地带冲突对埃及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在安全层面，本次冲突因其规模和烈度而对埃及构成自2007年哈马斯全面控制加沙以来之最大威胁。不同于过往以色列发动的旨在削弱加沙地带抵抗力量的周期性割草行动，此次以军在其所谓的“铁剑行动”期间要求加沙北部居民全部撤往南部，并以地面部队对北部全境实施占领，如此便导致近140万难民涌入加沙与埃及边境的重镇拉法。

数量如此庞大的难民聚集在密布着哈马斯隧道的边境，使埃及边防管控的难度直线上升。长期生活在绝望境况中的加沙巴勒斯坦人素以不屈不挠的暴力抵抗著称，其中不乏意识形态极端的萨拉菲圣战主义者（注：萨拉菲主义/Salafism，逊尼派穆斯林中的一种以萨拉菲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极端保守正统运动，伊斯兰信仰中的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复古主义，倡导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及其早期追随者，拒绝宗教上的创新或“异端”，支持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持有武器者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难民一旦越境，就会立即成为埃及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影响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则会成为极端组织的招募对象。与加沙地带接壤的西奈半岛是埃及恐怖主义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而加沙一直是该地区极端组织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2012年8月就曾发生过来自加沙的人员加入“伊斯兰国”西奈分支并参与杀害16名埃及边防士兵的恶性事件。历史地看，巴勒斯坦难民的迁入还可能导致其聚居地成为“国中之国”，并将西奈半岛打造成反攻以色列的基地，进而威胁到埃及主权。此类事件在约旦和黎巴嫩均可找到先例。

此外，以色列战后全面占领加沙地带的可能性也使开罗深感担忧。一旦以军未来长期驻扎加沙地带，埃及将不得不打破1978年《戴维营协议》中的西奈半岛非军事化条款，在该地区大幅增加军事部署以应对新的安全压力，这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投入。

在经济层面，本次冲突使本已处于危机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受冲突影响，本已呈现复苏势头的埃及旅游业再度坠落谷底。相关数据显示，仅2023年11月初（即冲突爆发次月）埃及旅游预订量就下降了25%。根据标准普尔全球评级，2024年埃及旅游收入预计将比去年下降10%-30%，进而导致该国外汇储备萎缩4%-11%。相比旅游业受损，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引发的红海危机对埃及经济的打击更为沉重。作为埃及创汇的关键支柱，苏伊士运河过境费仅在2022-2023财年就为该国带来了94亿美元收入。

由于红海危机，大量商船绕行好望角，苏伊士运河船舶流量呈雪崩式下降。2024年1月，埃及的运河通行费收入同比锐减了近50%。此外，埃及的天然气再出口产业也因冲突受到巨大冲击，2023年第四季度再出口数字同比下降了50%以上。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本次冲突对塞西当局执政构成重大挑战，但它同时也为开罗平衡国内外压力提供了有力杠杆。在国内，采取挺巴措辞和行动有助于塞西政府争取民心。近年来，由于高压政治和经济衰退，埃及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国外，美西方迫切需要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给予其支持和协助，塞西可以借此要求它们减少对埃及人权状况的批评。

二、从斡旋到“建墙”，多管齐下应对冲突威胁

加沙地带冲突带来的严重安全威胁和经济挑战迫使塞西政府将斡旋双方停火作为对外政策首要事项。冲突甫一爆发，开罗便开始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间充当调解人。在冲突爆发当月的22日，埃及即主办了开罗和平论坛，并邀请阿拉伯各国、欧盟和中、俄、英、美等诸大国领导人与会讨论加沙局势和巴以和平。开罗试图借此机会促使各方形成一致立场，以施压以色列和哈马斯走上谈判桌并在停火问题上做出关键妥协。由于阿拉伯国家和美西方立场差异过大，峰会最终未能达成联合声明。

此后，开罗一直没有停止斡旋努力，并在去年12月末提出了一项结束冲突的三阶段计划，其中涉及向加沙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允许难民返回加沙地带北部和以色列最终全面撤军等条款。该计划未能得到任何一方的积极回应。2024年以来，埃及主动降低了斡旋目标，将精力主要集中在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人质交换协议之上，试图以此开启最终停火谈判的机会窗口。

在积极开展斡旋活动的同时，埃及也持续采取行动以应对潜在的难民危机。对于以色列和部分西方国家高级官员有关将加沙人转移至西奈半岛的呼吁，埃及的反应非常强烈。塞西及其他埃及高级官员曾在多个场合谴责这一方案，不断重申拒绝接收加沙难民的断然立场，并联合法国、约旦等国向以色列施压，试图迫使后者放弃进攻拉法。为应对要求埃及承担人道主义责任的国际声浪，塞西甚至还提议将加沙难民先行转移至内盖夫沙漠，待到冲突结束后再做安排。

尽管在是否接纳难民的问题上埃及拥有绝对否决权，但其已经在为最坏的状况做准备。今年2月以来，埃及在其与加沙边境线的本国一侧大兴土木。据悉，埃及计划清理出一块面积约21平方千米的土地，并在四周建立起高达7米的隔离墙。结合埃及在该区域周边堆放大量帐篷物资的行为来看，这里很可能是为容纳潜在的加沙难民而预备的。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政府在本次冲突中采取的立场十分矛盾和摇摆，具有显著的平衡色彩。具体来说，埃及外交部和总统塞西有关此次冲突的言论采用了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居民集体惩罚行动的升级，埃及外交部的措辞从最初的敦促双方克制演变为对以色列一方的严厉批评。埃及外长和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在几次发言中更是史无前例地使用了“中世纪做法”、“残酷侵略”、“恐怖主义”、“窃取土地”等极为负面的词汇来形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相比之下，总统塞西的言辞则平和得多，其某些说法甚至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不谋而合。在判定本次冲突性质时，塞西主要使用“战斗”、“危机”和“以巴军事对抗”等词，并未给以色列的行动打上负面标签。相反，他把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描述为“恐怖主义”，并表示加沙难民进入埃及意味着将西奈半岛变为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基地。

在谈及冲突如何解决时，塞西在开罗和平峰会上曾表示：“如果没有公正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都不能以牺牲埃及为代价”。换言之，只要保证埃及利益不受损害，不公正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开罗所接受。这一点在塞西有关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表态中得到证实，即虽然强调“两国方案”的重要性，但却声称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应实现非军事化。这一说法非常符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国的“美好构想”。

三、践行平衡政策，背后蕴含多重考量

听其言，观其行。塞西政府的矛盾不仅体现在言辞上，更落实在行为上。冲突爆发后，塞西政府大幅放宽了对游行示威的限制，公开发声鼓励民众在政府既定框架下参与到反对以色列侵略加沙的示威中来。大量亲政府人士被动员在示威中宣传所谓“民众授权塞西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的概念，以帮助塞西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提高声誉。

同时，为迎合民意，开罗也没有参与美国发起的旨在确保红海航行安全的“繁荣卫士行动”（OPG）。然而，尽管塞西政府一再强调其对加沙人民的道义关怀，却事实上一直默许以色列对进入加沙之援助物资进行拦截检查，也没有对接收加沙伤者的国际呼吁做出积极回应，这无疑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今年以来，自埃及运往加沙的援助物资持续减少，2月的援助量仅达到了1月的一半。

根本上看，埃及上述矛盾做法既体现了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蕴含着机会主义的企图。如前文所述，塞西试图通过在巴勒斯坦议题上顺应民意来挽回其因专制和经济政策不利而丧失的声誉，但美西方也会为埃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迎合以色列而减少对塞西专制统治的抨击，故在巴以间保持相对平衡更加符合他的个人政治利益。与此同时，一边倒向巴勒斯坦也不符合埃及的国家利益，因为此举很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拒绝接受埃及的斡旋，而且也会对埃以经贸合作产生冲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塞西政府始终对具有深厚穆兄会背景的哈马斯保有高度警惕乃至敌意，后者曾有与埃及国内反政府势力勾连的记录。因此，无论是从利益亦或是从情感出发，塞西政府都无意支持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其真正希望的乃是由一个温和且世俗的派系统治加沙。

从实际情况来看，埃及的上述政策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据悉，在美国的协调下，以色列已向埃及承诺，以军不会在大多数平民从拉法撤离至加沙地带中部所谓“人道主义岛屿”前进入该城，以避免难民涌入埃及。同时，以色列还表示不会永久驻军加沙地带。此外，考虑到埃及在冲突中的平衡姿态和斡旋作用，近半年多来美西方对塞西政府人权记录的批评声调有所弱化，并对埃及在冲突期间的安全诉求积极加以回应，如就进攻拉法一事向以色列施压。

四、冲突持续，塞西政府前途堪忧

然而，塞西政府的斡旋努力成果寥寥且略显被动。一方面，埃及力推的三阶段计划未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处于搁置状态，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开罗的谈判也时断时续。另一方面，卡塔尔在本次冲突中已成为与埃及同等重要的斡旋者，如果以结果为导向，卡塔尔所发挥的斡旋作用则较埃及更加突出。多哈不仅成功斡旋了2023年11-12月间的停火，而且在当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停火谈判中也发挥着主要作用。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一直留驻在多哈开展谈判，埃及也派出了观察团参与其中。

长期以来，依靠扼守拉法过境点的关键地理位置以及与以色列建交之阿拉伯国家的特殊身份，埃及始终在巴以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中间人作用。但在巴勒斯坦各政治派系，尤其是哈马斯眼中，埃及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埃及在上世纪中叶曾对萌芽时期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进行过胁迫和打压，在哈马斯占领加沙后更是频频配合以色列对该地区实施封锁和“集体惩罚”。如上文所述，塞西上台后埃及与哈马斯的关系更是一度降至冰点。

因此，随着近几年阿以和解进程的加速，埃及作为巴以间“桥梁”的唯一性已大幅削弱。而在众多“替代选项”中，卡塔尔因其与哈马斯的传统友谊和赞助关系，背靠海湾诸国的身份背景，以及与以色列的长期接触而成为最具备斡旋资格和能力的国家。宏观地看，埃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话语权的弱化也是其在中东大和解背景下外交影响力被综合实力更强之海湾诸国严重挤压的缩影。

此外，塞西政府鼓励民众进行反以街头运动的政策最终适得其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反以示威游行在2024年2-3月演变为民众发泄对塞西政府不满情绪的窗口，大多数民众不仅拒绝将反对以色列与支持塞西画等号，更是直接将抗议矛头指向塞西的专制及其治理不力。形势的急转直下最终迫使塞西政府出动警察清场，进一步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归根结底，只有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塞西才有望提升民意支持，而促使冲突降级则是提振经济的关键。

当前，加沙局势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2024年4月7日，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大幅撤军。尽管内塔尼亚胡声称撤军是为进攻拉法做准备，但结合其目前面对的巨大外界压力和来自伊朗的战争威胁来看，此举无疑为冲突转圜创造了一个宝贵时机。然而，对于推动局势缓和，埃及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美国、伊朗和卡塔尔才真正处于舞台中央。总的来说，冲突的下一步走向仍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带来的以敌意和对抗为特点的紧张局势和氛围将久久笼罩在中东上空。换言之，塞西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信任危机或将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