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三年（1207）夏秋之际，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天灾却交并而至。从五月起浙西大旱，宁宗向天地、宗庙、社稷祝祷求雨。持久的干旱，又引起了蔽天盖地的蝗灾。七月，沿江州郡洪水泛滥，哀鸿遍野。持续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令宁宗惶恐不安，下诏罪己。频年相继，寰宇多虞。边衅遽开，顾生灵之何罪？虫蝗为孽，与旱潦之相仍。在他看来，天灾人祸已使国计民生困顿凋敝，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压倒一切的是社会安定。这是改元嘉定透露的信息。权臣韩侂胄死后，宁宗开始所谓的“亲政”，尽管此前是他自己把权力拱手让渡给侂胄的。他曾对侂胄信任甚深，倚赖甚笃，如今已扭转了认识。这固然是史弥远利用台谏公论大作文章的结果，但他本人也确实缺乏主见。嘉定改元后不久，宁宗对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论及议和事，感慨地说：“朕不惮屈己为民，讲和以后，亦欲与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称颂道：“陛下能言及此，真是宗社生灵之福。”皇帝打算经营赵宋家业，自然令臣下振奋，这番话可视为他嘉定更化的宣言。所谓嘉定更化，严格说来从诛韩后就开始了。第一个措施就是开言路。开禧三年十一月，宁宗下诏说：奸臣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中外臣僚，各具所见以闻。诏书颁下一个多月，却少见奏封呈进，对日前的政变，臣下显然仍有顾忌，还在观望。嘉定元年（1208）正月，宁宗再下诏求言，求言面也从臣僚扩大到一般士大夫和庶民，说得也更诚恳：今犹奏封罕见，岂习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诚弗至，顾忌者多？厥今百度未厘，二边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罗之术，民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救此弊端，宁无良策。乃若箴规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难言，朕皆乐听。
群臣终于被打动了。在君主制下，在臣下观念中，对权臣的弊政，君主是毋须负责或不必负主要责任的，而决心更化倒表现出人君圣德。奏疏陆续递了进来。在应诏上言中，颇有臣僚对议和以及议和后应该怎么吸取教训，发表了与主政者截然不同的意见。原湖广总领傅伯成在召对时指出：前日失于战，今日失之和。今之策虽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今后应以勾践卧薪尝胆为法，以六国亡于强秦为戒。倘若盟好既成，志气愈惰，宴安鸩毒之祸作，浮淫冗蠹之事兴，彼方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然后发难从之请，挑必争之端，而吾彷徨四顾将无以应之，此长虑远识之士所为寒心者也！对这类切中时弊的上言，宁宗似乎仍仅听听而已，未见在嘉定更化中采取过切实的措施，在对金政策上依然苟且偷安。群臣封事或奏议涉及方方面面的弊政，更化应该着手之事可谓千头万绪，关键在于对形势必须有深刻的估计。淮西总领徐邦宪入对时直言：今日更化，未可与秦桧死后高宗更化同日而语。秦桧专政，天下犹可缉理；今侂胄专权，天下已尽败坏！韩侂胄专政因庆元党禁而摧残人才，因开禧北伐而危害国家，但最大的流毒还是钳制舆论公议，败坏风气人心。真德秀分析道：绍兴之际秦桧擅权专杀，还不能消弭和好不足恃的公论。侂胄擅政十余年，谀佞成风，尚同成习。庆元时，吕祖俭、六君子上书，近臣中还有为他们争论是非的，正如始病之人仅伤气血。其后吕祖泰之贬，近臣喑默，台谏还死力攻击，则嘉泰之疾已深于庆元。到开禧用兵，不仅举朝不敢言，布衣之中找一个吕祖泰那样的人也难得，则开禧之疾又深于嘉泰。风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药扶持，岂易为力？当先破尚同之习，广不讳之途，则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务，孰先于此？一句话，就是开放舆论，让不同的意见说出来。皇帝表示赞同，在其奏札上批了个“依”字，确乎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
二月，宁宗下诏史官改正绍熙五年（1194）以后至开禧三年（1207）以前国史关于韩侂胄事迹的记载，这也是更化的内容之一。自韩侂胄专政以来，从绍熙内禅经庆元党禁到开禧北伐，无论日历、时政记，还是玉牒、会要，所记大抵迎合其意而夸大其功。在这一问题上，侂胄专擅固然是主因，但宁宗也认可的。嘉泰元年（1201），史官王容请将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就得到过御准。当时史官，或原为私党，或慑于淫威，承风希旨，刊旧史，焚原稿，无所顾忌。当年秦桧主和后就厉行私史之禁，侂胄专政后同样担心私史保存了绍熙内禅与庆元党禁中不利于他的史实，何况国史失信而私史转盛已现势头，“郡国皆锓本，人竞传之”，故而嘉泰二年韩党也奏禁私史。除了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东都事略》等送缴史官考订，只获准保存，但不许刊行，其他私史“悉皆禁绝，违者坐之” 。嘉定更化中改正诬史、重修信史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在专制统治下，每当政局剧变后，往往伴随着这种改写和重评历史的工作。但史弥远主政，所谓改正国史工作，也必然导致韩侂胄传世形象的污名化；他之被打入《奸臣传》，与此也不无关系。韩侂胄败死后，同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许及之、程松等一再贬窜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除工作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偏差，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之议的官僚士大夫，都视为韩党，悉与屏逐。就连开禧元年的省试状元毛自知也因在策论中附和用兵，而夺去了魁首恩例，降为殿试第五名。实际上，对参预兵议的士人也应做具体分析，其中固有趋炎求荣、丧失操守而沦为韩党的，例如邓友龙、皇甫斌之流；却颇有士人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如今也成了清理的对象。叶适力辞草北伐诏，他是反对仓促北伐的。但战争开始后，他并没有袖手作壁上观。当金军饮马长江，建康震动的危急时刻，他在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任上，镇定自若，以有限兵力数袭敌营，所向皆捷；安置蜂拥南渡的两淮难民，令其来如归。金军北撤后，他改任江淮制置使，在西起历阳（今安徽和县）东至仪真（今江苏仪征）一线，组织民众构筑起长达三百里、阔约四十里的缓急应援、首尾联络的防御体系。他以自己的经世才干和务实态度有效减少了东线战场的损失。但清除韩党时，御史中丞雷孝友不辨皂白，劾奏他附会侂胄开兵，夺职奉祠达十三年之久。连致仕家居的大诗人陆游也扣上了“党韩改节”的罪名，夺去了宝谟阁待制的职名。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落职制词说：“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他以爱国之情讴歌过北伐，却既未预议其事，也不阿谀其人。对这样的责备，陆游啼笑皆非，在谢表中反驳并自嘲道：“每自求于远宦，岂有意于虚名？命之多艰，动辄为累！”最令人愤慨不平的是那位以血战死守和州的勇将周虎，言者也指为韩党，受到安置的处分。因为家贫，他不能带着老母同往贬所。不久，他在谪地接到讣告，对深明大义的母亲之死号恸欲绝，发誓不再出仕。在这场清洗中，偏见的传染固然左右了部分言官的情绪，但借清除韩党为名，行排斥异己为实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户部侍郎赵彦橚愤愤说：始坐伪学废，终用兵端斥。苟欲锢士，何患无名？材尽而求不获，有国之公患；冤甚而谤不息，非士之私耻也。他多次向宁宗恳切说起清党扩大化的倾向，却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在同步进行。党禁开放后，虽然追复了赵汝愚等人的职名，起用了一些名列“伪学”之士。但这只是所谓甄别，当时侂胄的权势还如日中天，绝不可能承认伪学之禁搞错了。在专制政权下，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拨乱反正，只能在与那一事件利害攸关、荣辱与共的权势人物或死或败，退出政治舞台后，才能真正着手进行。如今侂胄败死，要求对庆元党禁彻底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侂胄被诛不久，林大中就奉召入朝，试吏部尚书。他被逐出朝、退居家园已十二年了。他对宁宗说：“为论列韩侂胄，吕祖俭贬死瘴乡，后虽赠官，但公论未洽；彭龟年、朱熹降官夺职，终于老死，应优赐旌表；其他因讥切侂胄而得罪的，都应区别轻重，给予表彰。这才说得上为蒙冤者平反。”其后，太学博士真德秀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嘉定元年二月，刘德秀的遗表送呈朝廷，按例应该追赠官职的，现在当然给免了。不久，党禁中充当喉舌的李沐在夺去宝文阁学士的职名后，再夺三官，信州居住。诬告赵汝愚谋逆的蔡琏也被除名，发配赣州牢城。开禧三年岁暮，为吕祖俭平反，追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次年二月，赵汝愚追复观文殿大学士，尽叙原官，赠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和功绩。七月，上书论侂胄专权而发配钦州的吕祖泰获得改正，特补上州文学。十月，庆元六君子也受到表彰：杨宏中等三人各循一资；周端朝、林仲麟允许直接参加省试；蒋傅已故，赐其家束帛。与此同时，皇帝准备赐朱熹谥号。太常初定为“文忠”，复议时有人提出：子思、孟轲之死，孔子之道几熄，至本朝而复明，濂溪、横渠、二程发其幽微，到朱熹而圣道灿然。“文”为一字之谥，但更名副其实。嘉定二年十二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赐给了朱熹。约半年后，被无端贬死的朱熹门人蔡元定也特恩追赠迪功郎，以宁宗名义颁发的追赠制词说：“今是非已定，尔则殂矣，朕甚悯之。”悲悯之心似跃然纸上。但制词开头说：“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摈斥于生前，而获伸于死后，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也就是说，你在庆元间受诬遭谪，这是天命，与人主无关；而现在昭雪，这是人君在昭示天理。嘉定更化中，宁宗就是抱着这种认识为党禁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却从不反省：韩党当初所为，都是通过他的名义，获得他的认可才推行下去的。在平反过程中，宁宗越发怀念昔日老师彭龟年了。他看到楼钥录呈龟年的谏草，深感怆悼，下诏追赠龟年为宝谟阁直学士，随即又御批道：彭龟年系朕潜藩旧学，当权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奸萌。褒恤之典，理宜优异，虽已追赠，未称朕怀，可特加赠龙图阁直学士，并擢用其子为官。嘉定三年春天，礼部尚书章颖建议对龟年追赠美谥，宁宗说：“龟年忠鲠可嘉，应赠美谥。倘人人如此，必能置人主于无过之地。”亲自赐谥忠肃。他忆起党禁之风乍起于青
之末时，龟年最先上忠鲠之疏，后悔没能及时听纳，怀念之情愈不可抑。唯恐有关部门执行迟滞，他又用上了龟年生前谏止再三的内批，借以表达对昔日老师的“肃敬之意”。临朝之际，宁宗不止一次对辅政大臣说：“这人若在，必将大用。”嘉定元年春，司封郎官袁燮在入对时说：“倘若昔日陛下坚信龟年的忠诚，摧折奸邪在萌芽之初，何至于此。然而，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正人端士，现不缺乏。陛下常有此心，一龟年虽殁，众龟年继进，何忧天下之不治！”话说得很委婉，却在面责与忠告人君：既知其忠，逐而不用，你是有责任的；但关键还在于防止故态复萌。臣僚之中不止袁燮看出了皇帝在识人用人上懵懂依旧，上奏论治道人才的也大有人在。宁宗主观上也想起用人才的，他想起了黄度。黄度已经老病，请求致仕，免去入朝，却未获允准，只得扶病入见，君臣相见，感慨万端。黄度说：“陛下即位之始，擢臣为谏官。不到一个月，忤侂胄而罢，至今已十五年了。”宁宗说：“卿去国日久，能再入朝相与扶持，甚善！”让他权吏部侍郎。黄度别有意味地说：“眼下威柄复还，正与高宗末年相似。秦桧死后，高宗常并任宰执，愿陛下更留圣意。”又说：“给舍、台谏，人主自用则威权在己；臣下得用则威权尽去。”宁宗认为他说得对。然而，后来朝政的演变证明他并未真正领悟黄度上言的良苦用心。右司谏兼侍讲王居安也向皇帝指出：“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他见召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便对宁宗说：“汝愚贬死，彦逾的作用不小，他实为汝愚的罪人。如今召用他，岂非良莠不分、邪正并用吗？”当居安准备继续上疏时，突然命他改任起居郎。这一任命也许出自执政钱象祖与史弥远的安排。他任谏官仅十八日，作为劾论韩党的主力，连珠炮似的弹击使韩党树倒猢狲散，钱象祖、史弥远为首的政变集团也因此胜券在握。而他“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的警告显然触痛了他俩的要害，罢去其言职正是其时。但王居安却援引史官可以直前奏事的祖宗故事，继续抗论：“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谏纸未干，却以忤权要而徙他职。台谏不得其言则去，臣不复留朝了！”宁宗听后倒也为之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劾其越职言事，他被夺官罢任。太学生集队举幡，请求挽留他，也没能奏效。王居安去朝，预示着宁宗在用人上摇摆不定、邪正不分的旧病复发，其后二三年间，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倪思以侍从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以封驳论事去。真德秀提醒皇帝：“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岂不危殆！”宁宗虽对这些去朝之士仍授以美职，任以大藩，但群臣却认为他没能真正做到更化之初所说的“人所难言，朕皆乐听”，重新三缄其口了。在用人为政问题上，宁宗没能抓住也不知如何抓住侂胄败死的转机，致使皇帝不急臣下急。嘉定改元当年，袁燮第二次轮对时急切地发问：今日在廷之臣，谁有某善，谁有某能，谁可以当重任，谁可以办一职，谁为人望所归，谁为清议所贬，陛下能否尽知之？当今之务，何者为纲，何者为目，何者当先，何者当后，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否尽知？宁宗自称欲作家活，对此确实懵然无知，他端拱渊默仍如往昔，不仅拙于言词，尤其昧于治道。尽管号称更化，却如真德秀所说，依旧“正人虽进用，而委任未尽专；小人虽退斥，而侥幸未尽塞。名虽好忠而实则喜佞，故谏争之途尚狭，忠鲠之气未伸”。尤其严重的是，内批御笔仍未绝迹。王师尹大概是应奉医官，宁宗以内批为他转官；至于以御笔为近幸谋求带御器械、迁转遥郡官的，也不乏其例。侂胄倒台时，“下至闾巷，欢声如雷，盖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地说：嘉定更化，“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宋史·许奕传》为更化时的宋宁宗留下了一帧写真。许奕时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读，“每进读至古今治乱，必参言时事：‘愿陛下试思，设遇事若此，当何以处之？’必拱默移时，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说”。从宁宗的凝思移时，最终却由经筵官缓缓说出处理办法，其木讷不慧的模样可以想见。宁宗对许奕的印象不坏，迁他为吏部侍郎兼权给事中。许奕论驳贵戚近习扰政之事达十六起，当论及外戚杨次山和史弥远时，皇帝却来个疏入不报。许奕便坚求补外，遂出知泸州。宁宗对人称赞许奕“骨鲠”，问道：“许奕已走了吗？听说泸州是大郡，姑且让他去罢！”明知是骨鲠之臣，却听任他出朝，这倒充分反映出宁宗为政的游移和颟顸。以这样的君主主持嘉定更化会有怎样的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选自《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增订本）》，世纪文景2024年8月出版，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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