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的形态类型
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组合已经较为丰富和固定，石铲、石刀、石镰等农作工具以及石斧、石锛、石凿、石抹子、石锤等木作（建筑）工具作为进行社会生产的主要工具，形成了数量、类型、标准化程度等方面主次关系分明石质工具组合。
石铲、石刀、石镰、石斧、石锛、石凿等都能进行类、型甚至亚型的划分，不同类型的主次关系也较为清楚，这说明石质工具的形制设计已经存在较为明确的版型意识。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等石质工具刃角等关键形制参数的标准化程度较高，反映出对石质工具刃部形制版型的准确把握，是石器生产达到较高专业化水平的间接证据。石刀、石镰等石质工具刃部形制参数标准化程度较低，石抹子、石锤等石质工具形态的权宜性较强。部分形制的石铲、石刀等还体现出由仰韶中晚期向龙山时代过渡的特点。
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的生产体系
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生产体系具有一定的内部层次分野，可以较清楚地分为两个层次。这两类石质工具在形制特征、生产水平以及主要功能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类为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等石质工具，体现出较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该类工具的原料选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加工工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对聚落营建、扩张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可能指示着固定且专门的生产人群。第二类为石刀、石镰、石抹子、石锤等石质工具，体现出的生产水平明显弱于第一类工具，与居民日常生计活动更为贴近，生产者可能与第一类不同，不排除由使用者生产的可能。这是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器手工业的显著特点，揭示出石器工业的复杂面貌，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的使用与再加工体系
大部分石质工具的主要用途与前人研究结论相近，同时存在广泛的一器多用现象。石铲主要用于破土挖掘，石斧主要用于砍伐树木，但大量存在的大型片疤说明其存在用作武器或开采山料工具的可能。石锛、石凿等主要用于加工板材，石刀、石镰等以收割农作物为主，片疤的存在表明其也可能作用于较硬的物质。石抹子可用于加工涂抹石灰壁面，同时兼有磨石的用途，石锤一器多用的情况也很普遍。指示主要使用方式的使用痕迹占比最大，还会与其他使用痕迹组别重合，说明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已经形成了主要用途清楚、兼具一器多用特征的石质工具使用体系。
由于石料的珍稀性和便于再加工的物理性质，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的石斧、石铲等工具存在普遍的再加工现象，以维持原本功能以及改制为各类小型工具为主要目的，以打、琢、磨为最典型的技术手段，可分为维修和改制两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再加工体系。再加工所使用的打、琢、磨制技术均见于成品生产，但再加工技术的水平与成品生产还存在明显差距，其反映的形态设计标准化程度和技术的专业化水平均无法与标准器相提并论，并未掌握成品生产中最核心的造刃技术，打制轮廓及刃部雏形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生产者手中，对石质工具进行再加工的人群应该不是前述第一类石质工具的专业生产人群。结合使用与再加工标本的出土背景和再加工类型的多样性看，再加工行为与使用行为存在密切关系，再加工者与使用者可能存在较大的重合。
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与社会复杂化进程
大型聚落以石铲等破土掘土工具以及石斧、石锛、石凿等木作（建筑）工具为主，小型聚落以石刀、石镰等小型农作工具为主，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既是不同等级聚落所体现的差异性特征，又反映出石质工具在聚落营建及聚落群分层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型聚落社会生产力普遍强于小型聚落。
石质工具所反映的大型聚落社会生产力也存在一定差异。西山、双槐树等遗址属于生产力最强的中心聚落。西山遗址在各类生产资料上都体现出明显优势，不仅是区域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还具备很强的社会生产力，这是其防御设施建设、聚落屋舍营建以及进行武力征伐的基础。青台、大河村、汪沟等大型聚落在石质工具上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比前述两个遗址更弱，与聚落层级划分的情况大体相符。
李伯谦先生提出仰韶文化中晚期已经进入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古国阶段，社会分化不断加剧。无论是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统治阶层重点突出的石质工具生产模式，还是仰韶先民务实的使用与再加工体系，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仰韶古国重视发展聚落、合理调配资源的社会生产模式。这是仰韶中晚期社会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生动写照，可视作该阶段聚落发展与文明进程的核心生产特质与重要构成内容，为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基础性的经济动力。
整体上看，该课题以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石器手工业经济为主题，以双槐树遗址、西山遗址、大河村遗址、青台遗址和汪沟遗址等郑州地区典型遗址出土石器标本为核心，开展了石器原料的产源分析、资源域控制、制作加工技术与工艺、器物功能复原、石器再加工研究和模拟实验；探讨了石器工业与人、石器工业与自然环境、石器工业与科学技术、石器工业与社会生产力、石器工业与社会经济、石器工业与社会形态演进、石器工业与古代文明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将石器工业研究与经济考古学理论相结合，大量交叉运用考古类型学、地质学、岩相分析、形制参数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和模拟实验研究等手段，复原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生产的全过程，对早期标准化手工业生产所涉及的原料供应、技术体系、人员组织与政经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对石器手工业的经济特征进行了总结，并从宏观角度阐述了社会经济网络中的石器生产与聚落营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出了文明起源阶段郑州地区中心聚落内部占据相当规模的手工业经济网络的运行模式，为理解社会复杂化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经济机制与社会、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全新认识。
《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研究》
ISBN：9787522737928
2024年6月出版
定价：128.00元
本书基于考古出土一手资料，对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石质工具的形态、用料、加工、使用、再加工及其反映的石器工业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研究。郑州地区仰韶中晚期统治阶层控制下层次分明的石质工具生产模式以及先民务实的使用体系与再加工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仰韶古国由上至下重视聚落发展、合理调配资源的社会生产模式。这是仰韶中晚期古国发展与文明进程的核心生产特质与重要构成内容，为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基础动力。
吴超明，男，汉族，1990年10月生，广西桂林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巴蜀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教师，硕士生导师，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考古及手工业考古研究。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省级重大课题一项。
杜新，女，汉族，1970年5月生，河南滑县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古代经济及相关理论研究。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宋国定，男，汉族，1964年6月生，河南武陟人。北京联合大学夏商周考古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与科技考古研究。先后主持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南阳淅川坑南等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考古报告及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多部，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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