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研究

与前后时代相比，明代无疑是题跋文创作和批评颇为发达的时代，因而其题跋文体观念也呈现出开放与活跃的状态。题跋与序的文体分合，与杂文或小品文的文类纠葛，是认知题跋的体貌特征及其传演流变的关捩所在。本书的重心在于系统考察及辨析明代文人题跋文体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特征。考察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对明人选题跋总集与明代重点作家题跋文创作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的。

明人文体观念中的辨体意识，一方面以文体理论归纳及概述为表征，包含题跋文体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另一方面则可从明人选题跋总集的编选时间分布、编选体例、选本类型等向度来梳理及探究。经过本书的讨论可知，明代文体学家甚至是藏书家对题跋的理论阐述都颇为明确精严，明代选家对题跋的重视可称得上旷古绝伦。选本的贡献一是体现于明人选题跋总集数量的密集程度，二是呈现于编选体例的细致划分。明人选题跋总集分为以入选作家标目、以类别标目、以文体标目、以体类或作家文类混合标目四大类，且将题跋作为独立文体而编选的现象已非常突出。除此之外，明人选题跋总集的编选类型较为丰富，包括以辨析文体为目的、以宣扬文学思想为目的、以辑录文献为目的三种类型。诸种通代与断代总集所辑录的唐、宋、元、明题跋文，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历代题跋创作的发展脉络。这与宋、元及清人总集选录题跋的历史表现相比较，则更凸显出文体批评及史料留存的价值。其不仅勾勒出历代题跋创作的文学史脉络，而且表现出足够的分类敏感性及自觉的文体学思想特征。

明人题跋文体观念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明人对苏轼、黄庭坚的题跋编选及认识来实现的。在明人编选的大多数通代总集中，宋人题跋都备受瞩目。尤其是苏轼、黄庭坚所创作的大量以抒发性情与表达观念为归旨的题跋文，成为题跋文体形态定型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启迪了明人题跋文性灵式的书写模式。归功于明代选家的有力推动，宋人题跋文才得以标榜为一种创作典范。明代文人对题跋文体的历时性观照依托于其深层的思想建构，这反映出明代尤其是晚明文人自身的文化需求，即对真性情、真见解的大胆追求以及强烈的主体意识的表达。这种需求不仅表现在题跋文创作上，更渗透在晚明时期其他文类的创作甚至是史学研究领域中，对明代中后期小品文的蓬勃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选本的辑录既出于选家的精神指向，又刻画出明代题跋作家的创作心理。

关于明代作家题跋文创作与文体观念，本书选取明人总集选辑题跋文较多的宋濂、王世贞、徐渭、袁宏道为关注对象。这些明代文坛的行家里手，虽然身份、地位及流派皆有差异，但均在题跋文创作中寻求到充分的发挥空间。而其创作由于受到相关历史要素的影响，也呈露较大的差异性与多重的个性色彩。每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思想观念，与其理论表述及文学主张之间又往往存在张力。伴随着明代文体理论阐释领域关于文体功能、文体形态、文体类型、文体正变的细致抉发，明代作家在题跋创作中也呈现出多元探索和自由发挥，其中寄寓了丰富的文学思想，表现出相互交融的复杂态势，为文体观念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尽管明代中后期存在复古与性灵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学思潮，通过题跋文体观念研究可知，多种文学思潮间并非泾渭分明，事事处处皆为对立样貌。这说明当明代文人身处共同的时代境遇中，难免会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与感受需要传达，其在晚出又灵活性较强的题跋文体创作之中显露出多重面相。明代选家也许在主观上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通过对题跋文的选编，客观上呈现出明代立体化的文坛生态。例如复古派作家王世贞与反复古作家徐渭在题跋文创作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亦均为晚明选家所推崇。由此可知，明代中后期文坛的题跋创作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文体独立性与功用价值的明确认识上，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对复古与性灵两种文坛主流思潮的兼收并蓄中。

在学术方法层面上，本书采取将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文体观念与总集编选及理论概括所表达的理性认识相对照、结合的研究方式。明代的题跋文创作是相当活跃的，由于题跋文体产生较晚，因而其体要规定和体制限制相对都比较宽泛而松散。这使得明人在题跋写作过程中获取了极大的自由度，也就展现出题跋文体的多种表达功能和丰富体貌。而在总集编选中，尽管其编选目的与文体观念也存在许多差异，但试图对千变万化、五彩纷呈的题跋作品进行归类并找出其体制上的共同特征，是大多数选家的共同目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正是明代大量作家对题跋文体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验，创作出丰富多姿的题跋作品，才为总集编选和理论批评提供了充足的关注对象，从而熔铸了选家多样的题跋文体观念。没有创作实践的支撑，理论将会陷入枯竭与死板。从消极的方面着眼，尽管总集编选与批评对于认识题跋文体特征、扩大题跋文体影响做出了贡献，并将对题跋文体的认知提升到自觉的理论层面，但就实际历史境况来看，无论是总集编选还是题跋批评，都未能完整反映出明代题跋创作的复杂脉络。如宋濂元明两代的题跋文作品，能够被明代选家所认识并被选入总集的，实在是寥寥可数。因此，对于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研究来说，要想探讨其真实内涵，就必须将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认识及思考与理论批评中的理性把握结合起来，通过仔细比较继而找出其异同，折中其意见，庶几能够接近明人题跋文体观念的原本面貌。

本书通过对题跋文创作实践与编选情况的系统考察，认识到突出主体情感思想的表达仅仅是明代文人对题跋认识的一个方面，题跋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征亦为明人所深谙。这种包容态度使得拥有强烈的辨体意识的明代文人同时能对此种新兴文体加以自由灵活的应用。研究明代文人的题跋文体观念，可厘清题跋文体的体要特征及其广泛功用，也能深入论述该种文体观念所依托的深层思想建构，更能引发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散文并非仅具实用性特征，它同样可以表现出浓厚的文学性。一方面要求“明乎提要”的实用性功能，另一方面又要求漂亮华丽的文辞之美，这早在刘勰的论述中就成为基本的原则。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中晚明时期的文人所秉承的散文观念，与五四以来以“小品文”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散文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裂痕。故而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过程中，不应简单以文学、非文学的标准进行分割，更宜从广义的文章观角度出发来着手。事实上，不同作家、不同选本之间也存在多种交叉现象。因此，唯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轨辙。

近年来，文体观念研究成为综合古代文学、文体学、文学批评理论于一体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明代既是辨体意识极强的时代，又是多种文学派别交相辉映的时代，此时期的题跋文创作与题跋文体观念具有比前代更为复杂的内涵，并从侧面表现出明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新特征。本书的写作旨在于浩如烟海的明代总集、别集中梳理出清晰的线索，以厘清题跋文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拭去对史实的曲解。因此论述的展开但求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而行文所涉及的论题，有些仍可继续加以关注及求索。比如书中提及的李贽，笔者仅仅举例式地分析了他的几篇题跋文章，以观其主要特点，其实他作有大量的题跋文章，《书司马相如传后》等文也被晚明选家所关注。更重要的是，李贽的族属一说为回族，其先世曾信奉伊斯兰教，族中亦有不少多族通婚者。李贽的革新精神、犀利批判以及对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影响，多为当今学者所乐道。而李贽在题跋创作中所蕴含的文体观念及文学思想，则少有学人关注。李贽的开阔视野与多元文化的涵濡不无关联，题跋则成为其文学思想凝集的重要场域。凡此种种，都值得成为本书的延展性论题，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及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