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住建 | 九江：九派浔阳郡

文明自由生长的土壤

九江实指九条江河及水系。在《尚书·禹贡》中，有“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说法，而九条江分别为纵穿江西省的赣江(赣水)、赣江支流蜀水(锦江)，以及上饶江(余水)、淦水、抚河(盱水)、南水(袁水)、彭水(信丰江)、修河(修水)和鄱水(鄱阳湖)。据应劭《汉书·地理志》注：“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因而得名九江。

九江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多元——既有本地的、传统的文化基因，又融入不同地域的外来文化。多种文化在此交融共生，为其发展注入了不竭的活力和动力。从大地域角度看，九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文化，而米市的发展，又让其向更高维度延伸。早在唐代，港口码头随漕运而兴，九江就成为了长江中游物资集散的商埠，大量产自南方的粮食，经此转运京城。到了宋代，日益发达的漕运系统和相对宽松的营商环境，让更多漕粮经九江转运，从而助推了米市繁荣。古老民谣中“长江流域鱼米乡，鄱湖平原大粮仓，腹地深远赣鄂皖，米号兴隆数九江”，生动记录了农业与商业有机融合并蓬勃发展的历程。农商文化的出现，既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九江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就精神文化而言，九江地处“吴头楚尾”，古吴越文化与古荆楚文化交汇于此，又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后三次人口向南方大迁移的枢纽。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口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富庶安定的九江也以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学习吸纳各地文化精华，让扎根的“异乡客”在这片山清水秀、物资丰隆的土地上，开垦出文学、思想、教育自由生长的土壤——田园诗发祥地、山水诗发源地、山水画成长地，书院、理学、石刻，直到把九江变成故乡。

“山中字帖”炼成记

如果把九江视为一本厚厚的书，庐山就如这本书的扉页。这里，李白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绝句，张九龄感叹“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白居易写下了传世长诗《琵琶行》……传承庐山诗意的除了这些璀璨辞章，还有被誉为“山中字帖”的摩崖石刻。

相传庐山摩崖石刻起源于大禹治水时，《图经》载：紫霄峰有石室，昔大禹治水时，常登此紫霄，以眺六合，望水湍，因刻石于石室中。《庐山志》也有对大禹治水时留下“洪荒漾”等石刻记述。远期诸多石刻，由于岁月磨洗已不可考，流传下来的，也大多并非直接在石上刻字，而是先用笔墨写在石上，再把字形刻下。摩崖石刻主要集中在东林寺、九十九盘、黄龙寺、五老峰、归宗寺等地，而石刻主人中最有名者，当属米芾。

米芾，字元章，湖北襄阳人，人称“米襄阳”。曾先后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等职。在书画艺术鼎盛的北宋，他的书法风格独特，自成一体，被后人誉为“宋四家”之一。米芾擅长行书、草书，也长于“刷大字”——用笔如刷，极尽字势，或偃仰、向背，或转折、顿挫，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写到得意时，甚至呈“癫狂”状，故别号“米癫”。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是一线之隔。米芾不被世俗眼光所束缚，以“癫”拓展人生与艺术空间的自由度，充分地表达自我、展示本真。从艺术角度看，米芾之“癫”是中国书法的幸事。

但他也是备受争议的书家，有时甚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其书论《海岳名言》中曰：“石刻(碑)不可学”，意思是墨迹一经刻石就要失真，故而“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在另一名作《论草书帖》中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  这些观点不仅“得罪”了同时代的黄庭坚等书家，也引发了千年书法史中的几个争议话题，即“学什么，帖或碑”“向谁学，晋人或他人”。毕生倡导引碑入草的李志敏在《草论—三春堂狂草》中就直言：“此乃割地为牢，自欺欺人。元章草书之所以未见新意，正在不能突破古人藩篱也”。

在游览庐山时，米芾在龙潭南侧巨大石壁上，书写“第一山”三个大字，用笔豪迈，遒劲壮观，特别是“一”字奋力一挥，尽显“癫狂”姿态。据《庐山志》载，龙潭石壁上的摩崖大字“青玉峡”，也是米芾题写。

事实上，“第一山”并非庐山专属，在全国各地20多座山中都有米芾“第一山”刻字，或是碑刻，又或镶刻在山崖石壁上，且经字形辨认，皆是米芾笔迹。或许，他在饱览名山大川奇绝风光时真情流露，无论哪座山，都被视作“第一山”；抑或鉴于其书法盛名，让各地出现争摹“第一山”现象。不过，“摹”并非仿造，而是“集字”，即收集他书法作品中“第一山”三字后拼接而成。正如传说其书法《望庐山瀑布》一诗中，“下”字神韵，还原了李白眼中瀑布飞流而下的场面，其实，这也是后人集字所成的。史实遥远，众说纷纭，但他游庐山秀峰是真，观庐山瀑布是真，笔锋中自有庐山韵。

除了米芾，“山中字帖”也被许多文人雅士“打卡”：宋代南康军知军李亦曾在龙潭水旁石壁上题写高达丈余的篆体“龙”字，成为庐山石刻中最大的字，“龙潭”也由此得名。每到雨季，倾泻而下的山洪漫过“篆龙”，有诗赞叹该画面为“山瀑两道泻”“飞出双白龙”。另一位南康知军朱端章也在秀峰刻写“庐山”二字，“山”字的每个竖笔中，均可容一人卧睡，恰是“身在此山中”。

一切景语皆心语。藏于庐山峰群的上千石刻，抒发了世俗形骸下的不羁、“君子之德”的含蓄、怀古通今的雅趣，也成就了后世仰慕的“翰墨名山”。如今，站在这些被古人刻活的石头面前，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震撼和心灵触动。

宋代的“高等学府”

书院，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是古人交流思想、传授知识的重要场所。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教育由官办逐步走入民间。作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其不仅仅是为了科举应试，也注重德业双修，是古代素质教育的生动实例。而不同学派学者的议政说理、论辩驳难，也使其成为学术争鸣、观点交流的场所。

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是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自唐代开始，这里就成为了讲学研修场所，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始终保持着“书院”的办学传统，朱熹、陆九渊、周敦颐、王阳明都曾在此讲学，因此，这里也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

相传，白鹿洞书院的名字来源和唐朝大臣李渤有关。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五老峰南麓下隐居读书，他养了一头白鹿，白鹿通人性，常随人出入，人称“神鹿”，李渤也被称为“白鹿先生”。实际上“白鹿洞”并没有洞，只是因为“白鹿先生”名号，加上四面环山，地势低洼，从山上俯视似洞，才称之为“白鹿洞”。

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大儒中，朱熹既是书院“再造”者，也是书院文化推广者。南宋初年，书院毁于战火。朱熹知南康军后重建书院，并留下“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的诗句。

理学，是当时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和程颐、程颢的理学衣钵，倡导以“格物致知”为基础，以“慎思明辨，格物致知”为规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试图纠正当时官学与科举中存在的追名逐利之风。后世所熟知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箴言名句，皆在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有所体现。这些理念，成为宋代及以后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基本规范，也影响了后世儒学思想发展。然而，虽然朱熹儒学思想内涵丰富，但也有颇多争议，特别是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受到“禁锢人的自由”之诟病。其实，他的观点是，应以人性中的天理来约束自然欲望。什么是天理?朱熹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从中可以看出，人伦道德与自然规律，是天理；追求奢侈享乐，甚至违背人伦道德，是人欲。因此，“灭”既可被视为“去除”，也可被视为“限制”。但也有后世理学家主张以“天理”名义将正常的“七情六欲”全部灭掉，这显然是违反“天理”的。

今天的白鹿洞书院，古树参天，溪水潺潺。五进院落中，屋宇廊阁在院落两侧排开，以墙相隔，以门洞相连，静谧中仿佛“群贤听鹿鸣”场面还在眼前。“雅歌有余韵，绝学何能忘”，朱熹昔日以诗明志时，或许未曾想到，千年学府与“白鹿学风”，不仅影响了古时的思想大家，至今仍启迪着人们在追求“知”与“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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