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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一位举世瞩目的伟人悄然离世，他就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那时的新中国，虽已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但与之建交的国家仅有103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来自全球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哀思与崇高的敬意。这一场景，无疑是对周总理卓越人格魅力的最好证明，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触动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灵。周总理的离世，如同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深深刺痛着无数国人的心。与他相伴数十年的邓颖超，更是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在悲痛之余，她开始默默思考自己的身后事。她深知，生死有命，有些安排必须提前考虑，以免日后仓促。于是，在1978年7月1日，她提起笔，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她轻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等我身体不行了，拿不起笔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趁现在身体还算硬朗，脑子也清醒，把想法都写下来，心里才踏实。”她又叮嘱道：“我走之后，记得把这封信公开，让大家知道我走了就行。”
这封信，便是邓颖超遗嘱的雏形，字里行间透露出共产党人的质朴与豁达。信中主要提出了五点要求：遗体进行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向天地，这是她与周恩来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时的约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免去繁琐流程。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再次拿出这份遗嘱，仔细研读后，怀着庄重的心情重新抄写了一遍。考虑到当时社会情况的变化，她又补充了两点：她与周恩来共住的房舍，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离世后必须交公，不能搞成故居、纪念馆等形式，这是他们夫妻生前一直反对的。到了1982年11月，邓颖超身体欠佳，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她强撑着病体，又写下了第二份遗嘱。除了重申住房交公、不设故居的要求外，还详细交代了其他事宜：如果病情危急、无法挽回，切勿过度抢救，以免增加病痛折磨和给党组织、医护人员以及身边同志带来负担；余下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家中藏书除中央办公厅发放给周恩来的大字理论、历史书籍需退还原机关外，其余全部交给共青团中央分配给青少年阅读机构；个人文件、往来书信等资料移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妥善处理；
与周恩来的珍贵合影也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管；可公用的遗物尽数交公或交付相关单位；私人衣物、小物件则分给身边共事的同志和往来密切的亲属留作纪念。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夫妇，用他们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满怀革命热情，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了一切，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如同璀璨星辰，永远照亮着国人前行的道路。[免责声明]：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无低俗等不良引导。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麻烦动动您发财的手，点赞是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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