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艺术与阅读”美育展览活动 | 惟砚作田——中国古代耕读文化艺术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发挥和加强图书馆在美育教育方面的作用，将优质的阅读内容与艺术元素结合起来，以美为媒，推进阅读和美育的深度融合发展，创新阅读推广形式，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举办 2023年度“艺术与 阅读”美育展览活动。

文人山水画中最为常见的题材便是隐士，其中的隐士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山中高士，一类为船中渔父，一类为草堂抚琴或者读书的隐士。随着耕读文化的影响，隐士的身份更为多重，他既可以是放牧的牛郎，也可以是耕种的农夫，还可以是打鱼的渔人。众所周知，士子隐于水的方式被称之为“渔隐”。“渔父”的形象最早来源于商周时期的姜太公，与追求远离庙堂的隐士不同，姜太公求的是“出仕”，正如明代戴进《渭滨垂钓图》中所绘。战国时庄子为渔父形象奠定了一个与世无争、闲适旷达的基调。而屈原的《楚辞·渔父》中的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将渔父的形象提高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不仅仅是打鱼为生的人，而是有学识有文化，如同圣贤一样的人物。

历史上第一位以渔父形象隐世的是东汉时期的严光。严光，字子陵。少有才名，年轻时游学长安，结识了一帮好友。其中就包括侯霸与刘秀。王莽篡汉，广招天下英才。侯霸应举做了官；刘秀参加起义军，最终成为东汉开国之君。而严子陵则隐居浙江，做了垂钓于江面的渔翁。公元25年，刘秀复兴汉室，建都洛阳，便寻觅昔日好友。侯霸又高居司徒之职。刘秀初寻子陵不得，后有人言，见其披羊裘而独钓于江。刘秀觅得子陵，便请之来朝。侯霸不悦，又有人谏，客星犯主。子陵见之，终归末仕，隐居垂钓富春山下终老。

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写道：“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自此，严子陵所隐世垂钓之处称为“严陵台”。元代萨都刺所绘的《严陵钓台图》便是描绘其晚年旅行所观。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是元代著名的诗人与画家。中年考取进士，后担任过江南行台侍御史、淮西北道多职，自然与元代江南的遗民文士有所联系。晚年间，萨都刺游山玩水，到严陵台，也发出“富贵可遗，志不可移”的感慨。

《临荆浩渔父图·其二》

吴镇

重整丝纶欲棹船，江头新月正明圆。

酒瓶倒，岸花悬，抛却渔竿和月眠。

中国艺术史上，“渔父”情节最重的便是遗民文人，尤其是江南文人。宋元遗民画家相较于明末遗民画家而言，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并没有强烈的情感留于画中。例如南宋张训礼的《春山渔艇图》描绘的春天山林，一派生机勃勃，渔父乘着船在江中用竹竿下网，他的妻子在岸边的茅屋中观望着。《渔乐图页》虽然只标明为宋作，但从场景布置上来看是南宋之作，此画介于风俗画与小品山水画之间，不多见。图中描绘南宋时期渔民的生活，可见当时的渔民已经有了两种船只，一种是用于居住的飞蓬船，一种为捕鱼的小舟。画面描绘的是他们正吃饭，人物形态各异，一派生活气。吴镇是元代对于渔父形象最为痴迷的画家，一生画过多幅渔父图，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渔父图卷》。《渔父图卷》描绘了渔父外出打鱼的一天，多用披麻皴来表现江南温润的山林，全卷绘制了十四个渔父，代表了不同时辰的渔父动态。从这十四个渔父的形态来看，只有四个时刻在垂钓，大部分时间都在观赏江水山色。更有一幅，敞衣露怀，闲坐于船首，沐暖阳，听水声，观山色，十分惬意。

明末遗民画中的渔隐则大不一样，例如石涛这幅《山水花卉册之读离骚》，从《离骚》与船就可以看出这是个渔隐主题，不过画面中并不是渔父而是一个和尚。这是石涛早期的作品，石涛之所以绘制和尚与《离骚》，是在暗示自己俗世的身份——明宗室遗孤和现在的身份——石涛和尚。和尚身体弓着朗读《离骚》仿佛是一种仪式，对于故国的呼唤。

明末遗民画中的渔隐则大不一样，例如石涛这幅《山水花卉册之读离骚》，从《离骚》与船就可以看出这是个渔隐主题，不过画面中并不是渔父而是一个和尚。这是石涛早期的作品，石涛之所以绘制和尚与《离骚》，纯粹是在暗示自己俗世的身份——明宗室遗孤和自己现在的身份——石涛和尚。和尚身体弓着朗读《离骚》仿佛是某一种仪式，或者是一种对于故国的呼唤。

在传统文人画中，除了渔隐，还有樵读，西汉的朱买臣便是这样的历史人物。朱买臣年幼家贫，打柴为生，但胸怀大志。其在打柴时经常读书，而且大声。乡亲们见其穷困还挑柴读书，纷纷嘲笑他，其妻亦离他而去。朱买臣在五十岁那年被汉武帝召见，因对《春秋》、《楚辞》精通而被重任为中大夫。于是，朱买臣被看作大器晚成的代表，被后世文人所尊崇。明代就有一幅《卖薪诵书图》，从画面上来看，应是清晨，山雾弥漫，樵夫担柴，一手拿书，大声吟诵。明代虽然科举盛行，但明中后期只考不录，让无数士子无法入仕。如果此画绘于明中后期，不知是嘲讽还是对于未来有那么一丝期盼。

清贫学子发迹前，基本上都有一段耕读往事，有的是樵，有的是牧。例如元代的文学家、画家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宋濂《宋学士全集王冕传》）这让人想到李密牛角挂书的典故，其实在耕读时代，大家都离不开农业，放牧可以看成是童年的自然经历，属于多数人的常态，不能算作职业。宋代有许多牧童题材的绘画与诗歌，例如李迪的《风雨归牧图》、胡彦龙的《牛角挂书图》，但同样的题材到了明代却有了别意。吴伟的《树下读书图》描绘的是一个中年抑或是老者背靠于牛背上读书的场景，从画中并不能看出读什么书。结合明代的情况来看，科举仕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明代不少文人产生了隐世的倾向，吴伟一生两次出入宫廷，对于官场与民间都有着深刻的体会。故，可以看出牧最终也成了归隐的代名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耕与读的联系十分紧密。对于读书人而言，耕是他们的过去，也同样是他们晚年的生活。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出于生存的要求，农田上的人们，更需要讲究公平正义。这使得人们生来亲近自然，怜悯善良。读圣贤书、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如果再有农耕的体验，知道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不易，深明不公平，暴力所带来的危害，那么公平、善良等就可以成为他们毕生信奉的信条。所以耕读并举走出去的士子，恻隐之心始终存在。他们为之努力终生的，是为弱者谋取福利，不自觉地成为农民的代言人、成为最大限度争取公平的理想主义者。

故，这样的读书人能够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其次，在农业技术上，士人将底层耕农的经验汇聚、整编为系统的农书，对于农业生产规律的整理与总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王安石便是这样的读书人，王家往上几代，都是耕读并举。其父王益才也是通过科考，跻身仕途。北宋初年，土地兼并严重，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了、自耕农沦为佃户。而大地主们为避免赋税又隐瞒土地的实际数额，结果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国库赋税严重不足。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各种改革方式，目的就是要对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重新分配。熙宁七年（1074），天有大旱，有人绘《流民图》呈上，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神宗不得已，王安石被罢相。

熙宁九年（1076）新年初一，爆竹四起，意气风发的王安石望着窗外、听着爆竹声，喝着屠苏酒。随口吟诵出四句诗，便是直到今天还脍炙人口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被二次罢相。加之，爱子病逝，遂隐居金陵，不问世事。农耕的生活经验，影响到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而影响到国家政策。王安石一生的经历便是典型。相较于其他文人而言，王安石是幸福的，他有机会进朝堂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他的文人只能采用一些自身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反映农民的生活，例如诗歌。

想必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便是李绅的《悯农》二首，其一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中凝练的描述，分明体会到作者悲悯的心情。春天种下一颗种子，到了秋天就能收获很多。现在到处都长满了庄稼，居然仍有饿死田人的惨事。诗中并没有分析原因，但却把悲愤表现到了极点。文人们悲天悯人，写下了这些千古名句，另一部分文人则致力于对耕农零散农事经验的收集、整理与总结，从而让耕农们有一本能够快速掌握农事生产活动的书籍。

儒家经典《夏小正》，是中国最早记录农事活动的历书，就已经把天象、物候、气象以及相应的农事活动有规律地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当时的先民已经敏锐地观察到气候的规律及其对农事活动的影响。秦汉时期的二十四节气民谣的诞生则可以看出当时的耕农已经能够从一年的气候中找出农事生产规律。

二十四节气民谚众多，这里只摘录一首，如下：

立春梅花分外艳，雨水红杏花开鲜；

惊蛰芦林闻雷报，春分蝴蝶舞花间。

清明风筝放断线，谷雨嫩茶翡翠连，

立夏桑果像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

芒种玉秧放庭前，夏至稻花如白练；

小暑风催早豆熟，大暑池畔赏红莲。

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

白露燕归又来雁，秋分丹桂香满园

寒露菜苗田间绿，霜降芦花飘满天；

立冬报喜献三瑞，小雪鹅毛片片飞。

大雪寒梅迎风狂，冬至瑞雪兆丰年；

小寒游子思乡归，大寒岁底庆团圆。

二十四节气是农事与历法的关系，而农书则更为具体介绍各种农事生产。中国的第一部农书是西汉时期的《氾胜之书》。《汜胜之书》原名是《汜胜之十八篇》，西汉末年学者汜胜之所著。汜胜之，《汉书·艺文志》注说他在汉成帝时当过议郎，又曾在西汉京师地区指导农业生产。可见其具有丰富的农耕经验，又为文人官员，这才促成了中国第一本农书的产生。北魏贾思鳃的《齐民要术》相较于《汜胜之书》，更为系统，更像是一部农业大百科。收录了当时耕种、园艺、蚕桑、植树、酿酒烹饪、储备治荒等方法，甚至还教人如何相马相牛、养猪养鸡，以及治疗六畜疾病。南宋的《陈旉农书》则专门记录南方农事活动，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主要讲述水稻的种植技术，以及改造各种田地的方法；对于南方耕田的得力帮手水牛，辟中卷专门论述；下卷讲植桑种麻，还特别推荐桑麻的套种。

元代的《王祯农书》相较于前朝而言，最为特殊。一方面是此书带有详细的农具图谱，百姓们一看就明白。其二是每一章都会赋一首诗，交代农具的形制与用法。图谱虽好，但诗文却晦涩难懂。明代邝璠的《便民图纂》解决这一点，将文字替换为百姓们能懂的通俗小诗。不仅如此，此书还为百姓提供了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的各种技术，不仅有农耕知识，如耕种蚕艺种植，还有医药处方，家庭备用品的制作维修，气象预测等。

清代入关后，为了缓和与汉族的矛盾，也崇尚儒家思想，积极弘扬儒家的耕读文化。为了把这一思想彻底传达到底层百姓那里，康熙帝采用《御制耕织图》来代替过往的通俗农书。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宋版《耕织图》被江南士子进献上来。康熙帝见后大悦，遂让焦秉贞据此画另绘《耕图》、《织图》各二十三幅。从西汉到满清的农书都可以看出文人在其中，不过满清时期的《御制耕织图》已经脱离了底层民众，成为宣扬正统思想的工具。

将耕读作为过去要从北宋开始，宋仁宗只许士族与农子参加科考的政策，让宋代的许多读书人参与到“耕读”的过程中来。但耕读是士人的将来却从魏晋之时便已经开始了。与寻求出世解脱的道、僧之人不同，儒生耕读自给式的隐居，主要源自不得志，多半情况下都属于无可奈何。农耕生活是他们躲避俗世喧嚣和名缰利锁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传统隐士绘画中，最早的应该是唐代孙位的《高逸图》，其描绘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集团“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屠杀天下士人。“竹林七贤”不满这样的世道，消极抵抗——隐居。

《世说新语·任诞》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但“竹林七贤”的隐世并非耕读，更多是借助隐遁自然环境去逃避政治。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隐士——陶渊明，才真正将耕读与归隐结合在一起。魏晋时代，官僚集团分为士族和庶族。士族累世豪门，占据朝中的官职。庶族只能依靠军功谋求出路。陶渊明便出身庶族，虽然其父凭借战功，做到了三公位置，仍受士族歧视。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只能做一些低阶官吏，低阶官吏都有劝农的责任，自然也获得一些农事经验。陶渊明二十九岁就做了州祭酒，后又跟随桓玄素，桓玄素起兵打算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以母亲去世为由辞官。两年后，参加了讨伐桓玄素的刘裕麾下，不料刘裕背信弃义，遂离之。后又被叔叔举荐，为彭泽县令，不愿迎合官场的陶渊明决定归隐，并写下了两篇脍炙人口的名篇：《归去来兮辞》与《归田园居》。

宋代李公麟的《陶渊明归隐图卷》便描绘了这归隐场景，不过从画面中可以看出，陶渊明虽然为庶族，但还是为贵族。也是带领着仆从在山间游历与耕种，李公麟还是较为真实地去表现这场著名的隐世行为。清代石涛绘制的《陶渊明诗意图册》则更多去表现陶渊明归隐时的心境，画面清新淡雅，诗意盎然。

陶渊明的归隐成为了中国山水画归隐题材中的热门，与之一同的便是读书人极为向往的“桃花源”。“桃花源”的意向最初来源于人们对于桃花的直接感受，在中国传统绘画史中，桃花一直被看作“春天”、“美好”的意向，“桃花源”便是古今文人心中最美好意向的集合。为什么“桃花源”被看作是隐世最美好的地方呢？有一种说法便是“桃”与“逃”为谐音。早在三国时期便有记载曹弗兴曾经画过一张《桃花源图》，唐代诗人韩愈也曾收藏过一张《桃花源图》并作诗《桃源图》。唐至宋算得上是桃源题材创作的高峰，唐代的二李，五代的李成、荆浩，宋代的赵伯驹、伯骕都曾创作过不同版本的“桃花源图”。王世贞曾言：“仇英者，号十洲，其出所微，常执事丹青，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其临笔能夺真，米襄阳所不足道也。”足见在仇英的绘画中能够找寻到许多前任之迹。

“桃花源”中以捕鱼与耕种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在存世的“桃花源”画作中，仇英的《桃花源图》是最贴近于唐宋古作的。这幅青绿山水卷带有很强的叙事性，其故事情节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画卷由右及左，画中可以看到武陵渔人发现桃花源的山洞、桃花源中大人与小孩在田地中行走、桃源中士大夫形象的村民迎接渔人以及桃源中的亭台楼榭。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成分是仇英自己擅自添加其中。

为什么那些直接描绘桃源的画作会遗失，按道理如果在宋元大量产出这样的画作，我们今天不应该只能看到宋代赵伯驹的《桃花源图》与明代仇英这幅所谓的“仿作”。其实是文人对于桃源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那个不可寻得的世外之地，而是对其进一步加工。例如明代沈周的《桃花书屋》，画中应是沈周自己心中的隐居之所。桃花自是借用了陶渊明“桃花源”的涵义，不过在画中，既无耕，也无渔，是文人舍弃了“耕读并举”的思想？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提及过明代的科举环境，明代万历与嘉靖皇帝用不上朝的形式来与士族对抗，在这过程中，想要入朝为官，为天下治的学子成了牺牲品。学子没有了晋升之路，所以大多数文人都选择了归隐，或者说这种非暴力抵抗的归隐之风在明中后时期盛行。所以此时的归隐分为两种，一种如同姜子牙一样，归隐只是待明君；另一种则是附庸这种风气。明代商品经济兴盛，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商人从商，将自己的孩子放置于家乡读书科举，若高中为官。不中，则随其从商。商人虽然无法从政，但却极为推崇文人文化，故也推动“耕读”文化的进一步文人化。

“耕读”本身的主体就是文人，如何使得耕读进一步文人化。所谓的进一步“文化人”其实就是脱离原本的生产，清人伊秉绶曾有砚铭：“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文人将文事活动作为田地，像耕农一样勤勤恳恳耕耘。伊秉绶虽然在说的是对待文事活动的态度，但从中也透露出“耕读文化”已逐渐脱离底层，成为读书人自身对于文事活动探索的自我要求。

而这种趋势并不是从明清开始，或者说儒家的耕读是作为士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其最终的价值取向是在世俗之中的。宋代的苏轼经历多次打击，在黄州之时，也曾自开荒田，自嘲“东坡先生”。但在这段时间中，创作不断。《赤壁赋》也被其大量誊写，送与友人，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最终《赤壁赋》在宋元大噪，不仅仅被书写为许多经典的书法作品，同时也被视觉化为传统山水画，流传千古。如此之类，不计其数，或隐道求仙，或为僧避世，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