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招生官锐减6成！华人招生官离职前大实话：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兴趣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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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万晓峰博士。自2015年以来，我一直担任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招生录取办公室的副主任及国际招生录取主任，带领团队为学院录取了九届来自全球和美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在此之前，我曾在美国圣十字学院负责本土学生的招生工作。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了解了美国高等教育招生体系的复杂性和其面临的挑战。

在我任职的九年间，阿默斯特学院的国际申请人数激增至我入职时的三倍，达到了创纪录的六千份。录取率也降至历史最低，仅2%。在这些年中，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家庭紧密联结，帮助他们在申请美国大学及阿默斯特学院的过程中走得更远，特别是那些来自贫困背景的寒门优秀学生。我始终感到自豪的是，这样的努力不仅帮助了个体，也对他们所在的社区和未来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今年九月份，我从中国出差归来后，写下了这篇文章。这篇中文稿是基于我发表在国际高等教育知名媒体世界大学新闻上的一篇英文观点文章，目的是向美国高校分享我的观察，激发他们对中国招生工作的重视与思考。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大学在招生中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学生的背景和挑战，并调整其策略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美国大学招生行业中，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教育体系的从业者屈指可数。作为行业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业内人士分享，为未来的招生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

自2023年中国重新开放出入境以来，我有机会四次回到中国。中国曾经是美国大学招生官争相招收优秀且有能力负担美国大学高昂学费学生的重要市场。然而，疫情过后，美国大学在恢复中国招生活动方面的进展却显得非常缓慢，这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担忧。

上海某知名私立学校的升学指导办公室主任张老师告诉我，她曾经应接不暇地接待来自美国的大学招生官。2019年，她接待了超过100位来访的海外大学招生官，其中80%来自美国高校。然而，到了2023至2024学年，这个数字降到了70多位，其中只有一半是来自美国的大学。张老师说：“招生官的缺席给我们的学生和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信息鸿沟。在线宣讲会对中国家庭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效果也远不及面对面的访问。”

2024年9月，我和威廉姆斯学院的同事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两校联合的公众宣讲会。这是我们两所学院自2018年以来每年在中国举办的传统活动。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与尽可能多的学生和家长见面交流，我们选择了公众宣讲会的形式，而不是逐一访问各个学校。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的升学指导办公室主任蒋小波也指出，大学招生官来访人数的下降非常显著。他说：“在疫情前的高峰期，我们一学年接待了170多所大学来访，其中80%-90%来自美国。然而，在2023至2024学年，我们只接待了60多所大学，且非美国地区的院校比例显著增加。”

蒋老师表示，他们对这一趋势深感担忧。他说：“美国大学招生官与我们的学生和家庭之间的直接接触，有助于在中国鱼龙混杂的留学市场中提供清晰、可靠的信息。”蒋老师还曾担任中国升学指导研究中心（ChinaICAC）的首任和前任会长，这是中国最大的升学行业协会。

尽管中国一直是美国大学的重要生源国，但关于美国大学招生的可靠信息却相当有限。这也是促使我在2020年翻译和出版《升学之道：美国大学申请全解析》的主要原因，旨在将美国最全面的大学申请工具书引入中国，帮助学生和家长获得更准确的指导。

随着美国大学招生官到访中国人数的急剧减少，中国家庭越来越依赖网络来获取信息。然而，这种依赖也让他们更容易被网络谣言和各种快速申请“捷径”所迷惑。作为招生官，我深感无力应对这种信息环境的变化。我在秋季参加中国的大学展时，发现很多家长对我的第一手信息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主要依赖社交媒体和网络信息，而这些信息背后的发布者往往是情绪化输出的制造者，他们通过制造焦虑来获取流量，而不是提供真诚的帮助和服务。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法律并不像打击国内高考作弊那样严厉惩罚外国大学申请中的作弊行为。高考作弊在中国可能会导致数年监禁，而在AP考试或SAT考试中发生泄题等作弊行为，却未受到同样的法律约束。然而，一旦被发现作弊，学生可能会面临被美国大学取消录取资格，甚至被遣返的风险。2024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了一则领事保护预警，提醒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因学术造假被吊销签证的案例，部分学生甚至被处以五年不得入境美国的处罚。

这种情况进一步表明了获取可靠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美国大学招生官的亲自访问和面对面交流是不可替代的。这不仅为中国家庭提供了更清晰、可信的申请指导，也能帮助他们识别和避免虚假信息，确保申请过程合法、透明。

对排名的依赖问题在疫情后显得尤为突出。排名一直是中国家庭选择国外院校时的重要参考，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简化的方式来了解陌生的外国大学体系，也成为中国雇主衡量外国文凭质量的依据。大学排名甚至被用作在学校内外选拔人才、制定落户政策时的常见标准。而如今，家长和学生对排名的依赖更是加剧。

中国升学指导研究中心现任主席成小凤指出，疫情导致的信息真空和美国大学招生官来访的减少，使中国家庭愈发依赖一个单一的衡量指标——排名。她表示：“疫情前，我们通过来访的招生官花了数年时间向学生和家长宣传博雅教育的价值，尤其是美国文理学院的独特之处，我们曾看到显著的进步。但现在，信息的缺失使我们又回到了起点。”

例如，流行的QS世界大学排名通常不包括文理学院，即便是那些极具选择性的学院也难以进入榜单。这使得向家长介绍文理学院的独特优势变得更加困难。成小凤感慨道：“这让我们在引导家庭考虑文理学院时面临极大挑战。”

2023年，我在阿默斯特学院接待了上百名来自美国东海岸高校的国际招生官。在会议中，我分享了关于中国区招生趋势的调研结果。帮助美国大学与中国及其他地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一直是我作为招生官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即便在未来的新职业道路上，我仍会充当美国大学与国际学生之间的“桥梁”。

很多中国家庭并没有意识到，美国本科教育的精髓其实体现在文理学院中。小班教学、教授直接授课、让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等特点，将文理学院打造成了一个紧密的学习共同体，让学生不仅仅为第一份工作做准备，而是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即便是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家喻户晓的大学，它们的本科学院实际上也具备文理学院的特点，只是规模更大一些，无法给予每位学生如独立文理学院般的密切关注。

成小凤遗憾地说：“这种对排名的依赖，使得真正能给学生带来深远影响的文理学院被忽视，我们需要重新努力，向家长和学生传递正确的信息。”

对标准化考试，中国家庭一直抱有复杂的情感。根据美国国家公平与公开测试中心的数据，2025年秋季及以后入学的学生中，有2000多所高校将继续采用疫情时期启用的“可选择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政策。然而，对于美国大学不断变化的标准化考试政策，中国家庭始终持怀疑态度。

中国家庭对考试成绩的重视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这一上千年的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便在现代，考试成绩仍然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或核心因素。而在美国大学中，考试成绩只是综合评审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近年来有几所知名美国大学恢复了考试要求，这一消息受到许多中国家庭的欢迎。

一方面，中国家庭对美国大学在考试方面的真实意图持怀疑态度，即便在疫情期间考试变为可选，他们也未曾放弃参加标准化考试。他们认为，恢复考试要求意味着美国大学依旧重视考试成绩，这与他们期望的一致。对于中国家庭而言，有了一个明确的分数目标让他们感到更加踏实，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途径。

然而，现实情况是，考试成绩从来不是学生能在美国名校中脱颖而出的唯一因素。即便是在强制要求考试成绩的学校，SAT或ACT的分数也只是招生官考量的众多因素之一。例如，SAT1510分和1590分在招生官眼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对于我负责的阿默斯特学院国际招生团队来说，即便国际生录取率只有2%，这两个分数之间也并不会对录取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种对考试成绩的过度关注，反映了中国家庭对于确定性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明确的、量化的标准来确保孩子的成功。然而，在美国大学的招生系统中，综合评估体系更加注重学生的整体素质、个人经历、兴趣爱好和独特性。招生官希望看到的是申请者如何利用他们的背景、资源和机会来展现潜力和能力，而不仅仅是依靠分数来证明自己。

因此，中国家庭需要调整对标准化考试的期待，理解美国大学真正看重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申请中真正展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从而提高录取的机会。

六边形战士这个短语被广泛用来形容那些在各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的“全能型”人物。

在中国，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要想成功申请美国顶尖名校，就必须将自己打造成“六边形战士”，具备全方位的优秀素质。他们确信这是一条通往名校的“成功密码”。因此，学生不仅需要在学术和数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还要通过学术竞赛、暑期学校等活动展现自己在人文学科方面的兴趣。此外，他们还得参与诸如关注偏远少数民族文化或为贫困地区筹款等公益项目，甚至去参加南极考察、肯尼亚部落调研或亚马逊观鸟等独特经历——越多越好，以此证明自己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然而，这种追求多方面卓越的趋势已逐渐失控。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提供此类综合提升服务的公司，吸引了无数学生和家长参与其中。这种现象在中国被称为“内卷”，指的是竞争不断加剧，但回报却有限，最终导致所有学生在申请材料中看起来都大同小异。有些高中甚至鼓励学生在高中期间牺牲宝贵的成长经历，专注于表面上“高精尖”的成就，以便在海外升学成果上取得好看的成绩。

这种过度追求全能的行为，其后果往往只能由学生自己承担。美国大学并不追求全面且在各方面都突出的“六边形战士”。首先，这对高中生来说不现实；其次，美国大学的综合评审和对多元化的重视，旨在构建一个拥有不同兴趣、爱好和背景的大一新生群体。

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希望组成的是一个由不同“六边形战士”特质组成的多元化新生年级，而不是让每个学生都成为一个完美的“六边形战士”。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大学存在，恐怕人们也会敬而远之，因为它无法真正体现教育的多样性和个体成长的价值。

疫情之后，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兴趣有所减退，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校友捐赠基金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直接影响了高校的国际招生预算。2023年，Inside Higher Ed 报道了这一趋势，提到多所顶尖大学，如阿默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大学，在校友捐款基金投资方面的表现都不如预期。此类财务压力使得高校在国际招生方面缩减预算，优先将资源用于国内招生。

2023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禁止在招生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这使得许多高校的关注重点转向了国内的多元化招生策略。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直飞航班的数量大幅减少，加上对俄罗斯领空的使用限制，使得从美国到中国的旅程变得更加漫长且昂贵。疫情前，每周有大约340个直飞航班运行，如今仅有四分之一的航班恢复。这种变化给美国大学在中国的招生活动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和挑战。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对高校与中国合作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令许多大学在是否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时踌躇不决。此外，中国的政策也加剧了这种复杂性。在中国高中校园接待外国访客时，学校通常需要将来访的外国大学代表的个人信息（如护照信息）上报当地教育局审批，这一繁琐的程序并不总是顺利通过，这对注重隐私的美国大学人员来说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疫情期间，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人数急剧下降，虽然目前入学人数有所回升，但恢复速度缓慢。这种现象进一步让美国大学意识到他们需要多样化国际招生来源，转向印度、越南和尼日利亚等新兴市场。尽管中国在美国本科教育中的生源地位短期内仍然不可替代，但许多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热情已明显减弱。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大学开始重新评估其国际招生策略，希望能够找到更稳定和多元的生源，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这种转变不仅会影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机会，还可能改变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结构。

酝酿中的暗流让中国家庭在选择美国大学时变得更加犹豫。虽然美国的枪支暴力和校园安全问题一直是他们的主要担忧，这在我的博士论文中也被证实，但如今更让他们担心的是美国大学的高昂学费。美国大学的学费年年上涨，再加上中国自身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家庭在教育支出上开始变得更加谨慎。

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选择让孩子就读费用相对较低的中国公立高中开设的国际课程项目，这类项目的年费用大约为10万元左右，而私立国际课程高中的费用则在20-40万元之间。此外，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学费相对较低的留学目的地。美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已开始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填补美国大学在中国招生减少所留下的空缺。

成小凤主席指出，以前中国学生申请澳大利亚大学只是为了“保底”，但如今趋势发生了转变，更多学生开始将这些国家视为主要选择。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成为影响中国家庭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中遭遇暗杀未遂，这一事件再次让国际社会聚焦美国的安全问题。国际高等教育媒体《The Pie News》采访我时，我提到“国际学生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的安全问题”。我的博士论文调查数据显示，在136位中国高中升学指导老师中，135位都将美国的安全问题列为学生选择赴美留学的主要障碍之一。

11月5日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结果，将不仅影响未来美国的国际政策和中美关系，还会对未来有志赴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产生深远影响。成主席指出，美国高校来华不仅是为了招生，也是为了在两国间创造更多的民间外交机会。这样的民间交流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和未来数年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复杂关系需要更多的桥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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