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比山更高》专访：我想接触这个世界更真实的面貌

即使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非源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汉娜 · 阿伦特（Hannah Arendt）

前不久，在肯道尔十周年户外运动嘉年华期间，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一书的作者宋明蔚，及书中四个自由攀登历史阶段中的重要人物亲临现场，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整场分享以沙龙形式呈现，分为了四个主要段落，分别对应《比山更高》中国自由攀登四个历史阶段，讨论的内容大部分都围绕着自由攀登在国内的发展以及这些攀登者的故事。

但是我们同样很好奇，这位花费数年时间，逐一探寻近二十年来国内自由攀登者的写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让他在偶然与必然之间，走上了与山同行的道路？又是什么促使他倾尽心力和时间，去书写这群自由攀登者的故事？这个清晰的历史版图是如何从大量的资料当中被梳理出来的？当这本书面世后，他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1 

接触登山

▶ 肯道尔：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登山的？

▶ 宋明蔚：我接触登山应该是在 2011 年的春天，也就是我大学参加登山队的时候。那时候我应该是大一或大二，忘了是寒假还是暑假了。那时我本科的学校里没有登山队，而我又挺想去高海拔登山的，于是就跟朋友组了一个登山队。从那一年开始，暑假、国庆节，就是年复一年的登山、攀冰，一直到现在。只不过大学期间，可能更多是像我书里写的那种社团活动，虽然也经常逃课去。毕业后，就从一个社团活动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纯业余爱好了。

小明在大学时的登山队

▶ 肯道尔：其实看这本书，可能因为是第三人称的视角，回望里面每个攀登者的道路，好像都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线串起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个选择，虽然有偶然的部分，但也种更大的冥冥之中的感觉。那回到你自身，你现在回望过去，你觉得攀登之所以在最开始会吸引你靠近、尝试，这份蠢蠢欲动的东西来源于哪里？

▶ 宋明蔚：其实就是同一时间开始的。如果再往前说，在那一年之前，我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旅行，转了一大圈，包括一些西部的雪山。那时候我站在山脚下，就觉得爬上去说不定挺有意思，也许能换个视角看这个世界，因为那些地方是自助游或者平时旅行到达不了的地方。后来，我在图书馆看了一些相关的书，觉得登山这件事挺有意思的。当时看到北大有山鹰社，还有其他高校的登山社团，而我们学校没有，我觉得挺遗憾的。于是，我就和同学组建了一个登山队，就这样慢慢开始了。后来也有一些社团的指导老师，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大学期间独自旅行的小明

02

我想离这个世界稍微近一点

▶ 肯道尔：你最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想写作这件事的？

▶ 宋明蔚：因为我本科学的是传播学，研究生时期学的是全球媒体传播。当时在国外上学，我会给一些国外的运动类媒体写报道，做海外特约记者。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但如果一定要追溯到更早的话，应该是大学本科期间。当时我会做一些简单的新闻报道，不过我觉得那时候更多是为了满足学业上的需求，比如绩点之类的东西，还谈不上是爱好。

后来，在研究生期间做海外特约记者时，虽然写的一些东西是出于兴趣，但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很稚嫩。所以，如果要说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写作，可能是写《比山更高》这本书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创作。

再往前推，我有五六年的深度报道工作经验，包括在户外探险工作期间，也算是比较严肃的写作。所以，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界限能说从什么时候起我意识到「我要写作」。但如果现在回头算一下，我大概已经有六七年严肃写作的经验了。

▶ 肯道尔：那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和进入户外媒体行业的？是因为你大学期间本身就喜欢旅行和登山，然后又因为学了相关专业，所以就顺其自然开始写了吗？

▶ 宋明蔚：我觉得有点顺其自然，或者说是被这件事吸引了。在墨尔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给国内的一些越野跑媒体写过澳洲越野跑赛事的报道。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个越野跑爱好者，所以参加比赛的时候，会顺便写一些报道，也算挺顺理成章的。后来还写了一些装备测评文章和赛事观察。

毕业之后，我去了一个越野跑的自媒体平台，虽然那个自媒体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我直接担任主编，继续写类似的文章。再后来，我加入了户外探险，开始写一些关于户外的报道。

不过如果追溯到最早，应该还是大学本科期间。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我开始登山的时候，因为我有登山这个爱好，也特别好奇山上的这群人和他们之间的这些故事，再加上我学的是相关专业，经常写点东西，这些事情好像不自觉地就联系到了一起。当然，这可能也有一些必然性吧。

越野跑中的小明

▶ 肯道尔：作为这么多年户外媒体行业的从业者，这种高密度输出的媒体环境会让你觉得有丢失一部分自己的感受吗？或者说你觉得你得到或失去了什么？

▶ 宋明蔚：这得看我所处的不同阶段。在加入《户外探险》后，我很快就做了杂志的主编。如果一定要说丢失了什么，反而是在做主编以后，我觉得和之前的工作身份有些不一样了。

之前更多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无论是在《户外探险》当记者，还是在自媒体平台当记者，虽然接触的是一个小众的领域，但那也是社会最真实的层面。我会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去到不同的地方，感受这个世界最真实的状态。而做了主编以后，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我大部分时间不再在外面，而是坐在办公室里，主要处理的事务不再是采访和报道，而是分配选题，指导编辑如何进行采访和报道，编辑再去指导记者怎么完成工作。甚至更常有的是让我受困的时间。 

比如，你提到失去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平时对接的都是品牌，策划活动，这些工作和之前作为记者的身份关系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动念写《比山更高》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尽管我是记者、编辑，或者说是媒体从业者，但我感觉自己离媒体的本质越来越远了。我想离这个世界稍微近一些，无论是它棱角分明的一面，还是灰色地带，我更希望能把它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其实也是我当初选择做记者的原因所在。

▶ 肯道尔：所以其实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会被媒体的这一套行业惯性给吞掉。因为我感觉媒体里面会有很多猎奇的东西和视角，新闻热点、有名的人，感觉最后要变成一种套路化的写作方式，也没办法很深入。

▶ 宋明蔚：我觉得我还到不了那一步。虽然时间长了也会有些反感，但我刚刚说的主要还是本质上和一个办公室白领被困在办公室的生活没太大区别，问题主要是出在这方面。所以，我首先得从这种办公室生活中逃脱出来。

我很羡慕当时手下的一些记者，因为他们的采访频率比我高很多，也更能接触到最真实的人和故事。我觉得，如果我像他们一样采访得多了，可能会开始受到报道时效、操作时间，或者套路化写作的困扰。这些困扰可能会存在，但对于你刚提到的那些更深层的感受，我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阶段。

可能在更早的时候有过类似的想法，但至少在我写这本书之前，也就是上一份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些困扰。因为那时，我已经在办公室里困了三四年了。

小明在户外探险工作期间

03

脱产写《比山更高》的三年

▶ 肯道尔：哪一刻让你决定要写《比山更高》这本书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在媒体环境待久了的那份感受。

▶ 宋明蔚：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感受，我经常会给编辑或者记者讲一些采访和写作的技巧。因为我之前做过特稿记者和深度报道记者，所以经常用到自己以前的案例，或者当下同行的一些案例。可是他们有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用我现在的案例？或者不用我们自己的案例？

我发现这种时刻很多，我开始意识到，是不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了？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留给自己阅读和思考的空间了？是不是没有给自己足够多的精神养分？这样的时间和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了。

更讽刺的是，虽然我积累了大量的采访和写作技巧，我想把这些东西输出出去，哪怕是野心和抱负也好，我却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输出出来。所以，我想用一本书的形式去呈现，不仅是给我的同事、同行，也给行业内的其他人看看，我可以写出这样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 

最初，我只是有写一本书的想法，并没有确定具体的题材。但我知道，作为我的第一本书，一定要写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虽然我擅长的题材有很多，但是考虑到既擅长同时也很少被讲述的一个题材，我想到的就是你看到的这本书中自由攀登者的故事。

我从 2018 年加入《户外探险》后，采访的第一个自由攀登者就是书中的李宗利。他当时刚刚登顶贡嘎山。之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十多个自由攀登者，比如周鹏、曾山、何川老师等。所以，我观察他们的生命处境和部分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我决定要写一本书，并且进一步摸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题材我不仅熟悉，而且已经关注很久了，只不过，当我决定要以一本书的体量来写的话，那我肯定要重新来思考书的架构和写作方式，然后再把它写出来。

再往前回想，2011、2012 年我刚开始登山时，我发现这本书把我个人经历中的许多点串联起来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更有使命感了。所以，我更加坚定地决定全职投入，写出这本书。

李宗利在攀登贡嘎

▶ 肯道尔：你全职写这本书写了三年，是吗？

▶ 宋明蔚：对，准确来说是从 2021 年初开始有这个写作项目的，然后我全职投入进去。采访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写作花了不到半年就完成了。这样算下来，其实前后两年完成了初稿的雏形。

初稿完成后，我马上开始修改，改成了二稿，同时找了出版公司，进入编辑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自我修改，大概改了一二十稿，并且持续补充采访和完善内容。相当于前两年完成了初稿的基础工作，最后一年则是在编辑过程中不断修改和补充内容。

满打满算，这个项目确实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最终，这本书在今年6月下旬正式出版。

▶ 肯道尔：这期间你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 宋明蔚：每个阶段不一样。

采访阶段就是要提前约采访对象，写采访提纲，完善提纲，然后去采访，采访结束后消化采访内容，然后再约下一个采访对象，周而复始。

写作阶段比较卷，我每天用八个小时写作，我写得比较快，白天我一般能写四五千字，晚上的两个小时就用来翻译别人的作品。 

我写书的时候还另外翻译了三本书，这几年都在陆陆续续地出版。书出版后的个人时间会比较碎，比如现在我只能找一些碎片时间去阅读刚刚我桌面上的一些书。目前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活动，我要提前准备一下，再安排其他的活动和一些事务性的采访，比如类似于现在这样的，哈哈哈。

*推荐阅读：《岩上时光》Time On Rock，关于为何登山，“山就在那里”总是登山者最常提及的话语。对于安娜·弗莱明而言，攀岩与登山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岩上时光》生动又深刻地讲述了年轻的女性攀岩者安娜·弗莱明20多岁时在英国的攀岩经历和思考。

宋明蔚的最新译作《岩上时光》

▶ 肯道尔：你在找到出版社之前，是否会有出版和生存上的担忧？因为脱产写作可能面临着一些很不稳定、不确定的状况，比如生存问题，再比如是否能找到出版社顺利出版。

▶ 宋明蔚：偶尔会担心，但这是两件事。一是出版，二是脱产写作。

关于出版，我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比较坚定的，没有太多考虑后续的事情。偶尔确实会想：万一我付出了这么大的心血，最后没法出版怎么办？不过我很快就会打消这些疑虑。一方面，我对自己的写作有足够的自信，另一方面我相信书中的故事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壮丽、动人的故事，足以打动很多人。我也确信我的写作能为这些故事加分，所以觉得出版不会是大问题。后来找到的第一家出版公司单向街，他们没有任何犹豫，甚至很兴奋地决定出版了，后续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至于脱产写作，这确实是另一个问题。我离职时有一些存款，但其实不多，不到10万。在成都够维持一阵生活，但在北京，光房租就很吃力。这些存款虽能让我暂时生活一段时间，但谈不上滋润。好在我生活习惯简单，吃穿花销很少，基本只满足最基本的消费，再加上付房租，也就差不多了。不过，北京的房租确实很贵，这些存款完全 cover 不了两三年的开支，所以我偶尔会接一两个撰稿赚稿费。但每次接稿都会对我写这本书造成干扰，会消耗我大量的精力。因此，我尽量控制接稿的频率，但有时候也没办法。每当快要付房租，或者需要一次性付几个月房租的时候，我就接一个稿子。

整体来说，这三年的脱产写作基本上是勉强维持生活，但也没有到特别苦的地步。

04

写作是为自己创造精神养分的过程

▶ 肯道尔：在采访阶段，为了写《比山更高》这本书，你一周最多要采访多少个人？

▶ 宋明蔚：我每周一般会采访两到四个人，因为每个采访都是比较有深度的，可能少到两三个小时，多到十几个小时。而且有些人，比如周鹏，我连续 5 年采访了他 4 次，再比如曾山，我也采访了他四五次。我会不断地回访，因为我比较喜欢在一个长的时间尺度内，观察他每年都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更能比一次性采访更真实一些。

我在户外探险工作的时候，常常对编辑们说，工作提供给你的精神养分是最重要的。但我自己却感受不到了，我想给自己更多的精神养分。既然没有的话，那我就自己创造。所以，我就通过这本书来创造了。然后我就一口气弄了两三年，通过这本书一口气采访上百个人，给自己解解渴，过瘾。

▶ 肯道尔：面对大量的采访素材，你是怎么整理出一个从千禧年到近几年的历史版图的？书中四个版块的分类，是采访（搜集素材）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决定的？还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大方向？

▶ 宋明蔚：首先，采访密度非常高，这和写特稿类似。比如一篇 1 万字的报道，可能需要采访 15 到 20 人，而写一本 40 万字的书，采访一两百人都不算多。在我看来，40 万字的书至少需要一两千万字的素材支撑，这样才扎实。我想往这个方向努力，但并没有特定的字数目标，而是看故事中的场景能否衔接，逻辑链条是否形成闭环，人物是否立得住。

通常我不会只听一个人讲述，而是需要多方交叉印证，才能让故事完整且经得起验证。所以我不断采访和修改，理论上，只要书没下印，我就可以持续完善。事实上，这本书下印前一周我还在采访，下印前几天还在修改。

“自由之魂”、“刃脊探险”和“梦幻高山”并不是我设计的，这两个时期是大家（行业内）公认的。

至于“白河十年”，这是我自己梳理出来的。它涵盖从王茁到伍鹏、何川的十年。这部分本来没有，王茁和伍鹏的故事原本分散在“刃脊探险”等章节中。但随着他们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必须将这段历史单独呈现。虽然这一章节的篇幅不大，但其中的情感浓度和力量感与其他章节是相等的。

所以，这四个章节中，有三个是一开始就已经有的，还有一个是我慢慢梳理出来的。

▶ 肯道尔：也是一边写一边梳理。

▶ 宋明蔚：对，大结构基本上在写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更细的结构是这样的：在写前言的第一句话之前，我花了半年时间消化所有素材，又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梳理全书结构。我说的结构想好，是指已经非常明确每一小节的每一段写什么。虽然写作时会有微调，但幅度很小，大概只有 20% 左右。所以我写得非常快，也是这个原因。

▶ 肯道尔：面对已经不在了的人物，你只能通过采访他们周围的人来写相关的事情吗？

▶ 宋明蔚：对，基本上有两类素材，其中一类是外围采访，这是人物报道的常规方式：核心和外围。如果核心人物已经不在，没办法进行一手采访，就只能采访最了解他们的外围人群。当然，有核心人物的一手采访会更好，因为是一手素材。但如果没有，那也只能尽量通过外围素材还原他们的故事。

比如写严冬冬，书里引用了一些他的直接引语，这是非常重要的素材。这类一手资料，有时候需要靠运气，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他生前接受过的采访音频或写过的文字。如果能找到这些素材，就能更好地呈现他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这些直引语能让人物的故事更加生动、鲜活，就像画龙点睛一样。但这类素材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齐全。

以刘喜男为例，他的故事主要发生在 2000 年初，那时录音和音频设备还很罕见，我手头仅有几百字的一手资料，能用的都放进去了。再比如陈家慧，相关资料更少；王茁和伍鹏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我能做的，就是把所有有效信息尽可能提取出来，用外围采访尽力还原他们的故事。

▶ 肯道尔：采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是依靠回忆去讲述当时的事情，但是人的记忆其实多少都有一些差别，或者是容易出错。

▶ 宋明蔚：书中所有涉及回忆或心理活动的内容，肯定都是当事人的原话。举个例子，在书里，王大的回忆部分都是他的原话，我只做了人称上的转换，把“我怎么想”改成“王大怎么想”。但就像你说的，尽管他已经很真诚了，由于回忆本身的局限性，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因此，我不会把所有的回忆或心理活动毫无选择地放进去，而是挑选那些对人物生命中非常难忘、深刻的场景。例如，在“白河十年”中那个惊心动魄、让人心碎的事故，我相信对王大来说，那些瞬间即使过去十年，也依然历历在目。他回忆的细节非常清晰，也几乎不可能杜撰或出错，因为那是刻骨铭心的经历。用周鹏的话说，这种回忆就像刀割一样刻骨铭心。

当我转述这些原话时，不会添加附会或断章取义。同时，我会进行交叉印证，确保他的回忆细节与其他人的叙述一致。

经过这三重验证，我相信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细节已经无限接近真实。虽然绝对的客观我肯定不可能实现，但有很多技巧会保证我更接近客观。

小明在《比山更高》的线下分享会

05

克制的写作不等于冷酷

▶ 肯道尔：你自己本身作为攀登爱好者，有一个切身的、内部的视角，同时作为媒体人和写作者，又有一个在外部观察和反思的视角。从这一点来看，你确实是最适合写这样一本书的人。但也正因为你和这个圈子里的人很近，可能到了后期，已经不仅是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关系了，很多人也成为了你的朋友。

你如何在写作的时候处理这个关系呢？写作过程的尺度如何把握？因为在这本书中可以感受到你的写作是相对克制且有距离感的。

▶ 宋明蔚：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心态，二是写作技术。

➊ 心态层面

他们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熟人乃至于是朋友，但由于我在采访时会无限地共情，所以导致即便有些人不是朋友，我也会跟TA感同身受。比如 Stanley，他生前我也没见过他，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左右彷徨。再比如伍鹏，我理解他为什么会在接近顶峰的时候做出那些失去理性的行为。

这些共情会让我非常理解人物的一些内心和行为逻辑。但在写作时，我会刻意抽离，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写。这种训练得益于我多年的特稿、深度报道及事故现场写作经验，让我能客观地看待这些事件。

➋ 写作技术层面

我倾向于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地写，每个场景都由人物的动作组成。比如，伍鹏做了什么、严冬冬做了什么，或者 Stanley 攀登时的具体动作。这些动作是客观发生的，来源于旁观者或幸存者的叙述，而非我的杜撰。

写作中，我尽量避免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因为这些词带有个人判断，比如“坚定地打冰镐”或“一不小心地滑下去”，这样的词语很主观，我怎么确定他是很坚定的干这件事？所以我就会说：“他打冰镐，然后他没踩稳。”

如果必须使用形容词或副词，我会经过严谨论证，可能花几天甚至几周时间确保用词精准。尽管我无法保证所有内容都完全精准和真实，但我始终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避免主观杜撰，以表达对真实性的敬畏。

攀登中的小明

▶ 肯道尔：你刚才讲心态层面的时候，提到在写作时从共情中抽离，这是你经过长时间练习的。我很好奇，你会有困扰吗？因为你过往写了很多特稿，比如当你要去报道一些会让你产生共情的事件/人物时，你又不得不在那个时候关闭自己某一部分感受，你觉得这会对你的感受力造成一些影响吗？

▶ 宋明蔚：我觉得不会。比如采访周鹏时，他讲到严冬冬遇难的心碎细节时眼眶湿润，我也跟着流泪了。这些我跟他是感同身受的，更何况置身于一个实际的场景中。别说是记者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有感受的。 

采访和消化素材的时候我都会高度共情，但到了消化素材的后半个阶段，这时候就要开始调整心态了，我要不断地往往外抽离。因为我共情是站在对方的视角来理解TA，但是我必须得换另外一个旁观的视角才能看清 TA 做每件事的意义。站在更丰富、广阔的视角，反而能看清很多事情。所以，写作时，我更多是站在读者的视角。

▶ 肯道尔：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段让你写得很痛苦？为什么？

▶ 宋明蔚：倒没有，我写得总体比较流畅。但确实有一些时刻让我强烈共情，比如写伍鹏、Stanley、严冬冬遇难的部分。这些遇难的时刻会格外让我共情，特别是有些素材掌握的又很多，细节又格外生动。有时候写着写着会突然大哭一场，这个时候我就不写了，因为我觉得这会影响我对这个人物的判断。

我特别担心因为我对某一个人有过多的一些情感投入，而造成了我的不客观，这个不客观是为了迎合或出于对逝者的尊重，但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怜悯，我不希望这种怜悯心存在，但这也不等于冷酷。我希望跟他共情，但我又不希望通过怜悯的方式而造成一种不公平。

▶ 肯道尔：我能理解，其实需要更多的观点和视角。

▶ 宋明蔚：对，因为我知道我写他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写他，而是为了写一个更广阔的东西，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同时他内心深处这个东西也能打动所有跟他素不相识的那类人，这样才会有更多人理解他。相比我廉价的同情或怜悯，这种理解对他们更重要。

跳脱出来，以一种更冷静的视角来看待，无论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的每个行为，其实对其他人来说也更加公平。我尽力做到这一点，但作为作者，也是普通人，难免会有主观感受。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更客观一些。

2009年 严冬冬贴于水木 图源 http://www.vstarloss.org/

▶ 肯道尔：在随机波动最近的一期播客中，你们聊到了书中女性声音的缺失。你当时提到原因是这二十年多年来国内为数不多的女性自由攀登者都婉拒了你的采访。但我想，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很好奇，国内目前女性攀登者的情况和大致数量，可以就你的观察说说吗？

▶ 宋明蔚：主要原因是少。截止到我书写之前，国内的女性自由攀登者少到只有两三个人，对方婉拒我的采访，更多是出于个人意愿和隐私问题。按照我以往的经验，也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可以外围采访，我可以采访她的亲朋好友，但是有些人没有，也不使用社交媒体。并且，如果我硬要去采访她周围的人，我觉得对于不想要公开讲述自己隐私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尊重和伤害，所以我不会这么去做。以至于最后书写的时候，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结果。

还有人提到，我书里面写了杨小华，但是为什么没有以她的视角来写，是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 2021 到 2022 年左右，2021 年底她和阿左一起完成了达多曼因的新路线，但全程是阿左领攀的。我当时采访杨小华的时候，她虽然是民间的阿式攀登者，但还不算是一个成熟的自由攀登者，在她开辟新路线的时候，还没有先锋的能力，所以我没有以她的视角来写。

而书出版后的这一两年，她在霞慕尼迅速成长，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的她和当时我采访的她，已经完全不同了，脱胎换骨，成为了非常活跃且了不起的女性自由攀登者。

杨小华

也会有人问：“既然书中女性如此稀少，这也是一种客观现实，那可不可以为了写女性，把这个门槛稍微降低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如果降低判断是否为自由攀登者的标准只是为了迎合女性主义潮流，把女性角色强行加入，那这个逻辑背后的前提是：难道是因为女性自由攀登者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吗？我觉得不是的。这样做无异于制造另一种不公平，这是其一。

其二，假如我硬写了，可能会造成一个假象，会让大家觉得，国内是有女性自由攀登者的，只是少而已。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假如我客观地把现在这种极不平等的情况写进去，让大家意识到这种情况发生，这样大家才会进一步深入这个问题的本质来思考：为什么国内女性自由攀登者不仅少，而且少到这种程度？假如我把这个门槛降低，多写了几位进去，可能大家会更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本质，仅仅停留在女性就是少，而不去探究这个问题真正的本质。那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才会被无限缩小和忽视。

我呈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现象，因为它不是个虚构作品。如果这是一部虚构作品，男女比例写多少，或者写谁，是以我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所以我是把现实情况呈现出来。

*注：

[1] 阿尔卑斯式攀登，指以两三人规模的小团队，轻装快速地攀登，开辟从未被探索过的路线，乃至从未被人类触及过的山峰。

▶ 肯道尔：这本书里有没有哪一段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 宋明蔚：我其实都挺喜欢的。 

如果一定要说最喜欢的可能是前言。因为正文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和动作不断展开的，画面感很强。我会通过一些微小且具体的细节，串联起整个人物的一生，再通过这个人物的一生展现整个时代。可以说是用微小的细节来体现宏大的主题。但前言不一样，它需要高度浓缩，才能压得住后面那么深厚的文本和情绪。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前言是读者翻开的第一页，所以我特别注重这一部分。前言与后面的 40 万字正文在分配上要达到平衡，虽然字数少，但如何用有限的文字传达相同重量的情感，这让我花了很多时间琢磨。

点击图片阅读《比山更高》的前言

06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

▶ 肯道尔：你觉得写完了这本书，这一切反哺给了你什么？

▶ 宋明蔚：我觉得让我更贫穷了，哈哈哈。

因为书里的这些人，包括你也看到的，他们并不觉得没钱有什么不好。甚至像王大那样，他觉得没钱反而挺好，还挺沾沾自喜。他们觉得，虽然兜里钱没了，但精神世界反而更丰富了。虽然我肯定不至于这样，但我觉得也挺好的，挺干净的。

▶ 肯道尔：他们特别纯粹。

▶ 宋明蔚：对，我达不到那样的纯粹，毕竟你看这本书后面还是有个定价的，还是会有人买，会有版税。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肯定远远不如他们纯粹，因为这很现实。

小明在《比山更高》的线下分享会

▶ 肯道尔：那你写完这本书之后，你对死亡有什么新的感受上的变化吗？这本书里面涉及到很多关于死亡的讲述。

▶ 宋明蔚：不是在写完之后，而是在采访的过程中。采访对象跟我说的一个个细节，包括我在搜集资料时找到的那些细节，在当时给我的冲击可能更大，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素材的时候。当我构思好结构，决定开始写的时候，我已经对这件事有充分的理解了，所以说有什么变化，我还真的记不清了。每个人遇难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都很生动，因此每个人带给我的情感冲击也都不太一样，但都很震撼。这可能让我看待生命的方式变得不太一样了。

他们对未来都有很多期许和规划，生命力也都很蓬勃。但是就在那一刻，突然接到噩耗，第二天人已经不在了；或者一不小心走到一个坑里，掉进冰裂缝，人就没了，一切都戛然而止。

从整体上来看，因为我的写法是通过一个人物的视角来写的，那我相当于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小白”，跟他们一起成长，最终成为高手。我跟着他们一起活了一遍，但是突然在那一刻，我又跟着他们死了一遍。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我活了无数次，又死了无数次，对我来说，这种内心的起伏和落差不断拨动着我的精神，让我觉得：生命是挺无常的。其实，也有一些更具体和细微的感受，但短时间内确实没办法说清楚。

▶ 肯道尔：那你怎么看待：很多原本不登山，甚至不太了解户外的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于攀登产生了一定的热望这件事？

▶ 宋明蔚：我其实反而不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我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后，能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群人以这种方式生活过。我希望他们能更多地感受到多元的活法和生活态度，而不仅仅是因为对山野的渴望，带着一种冲动进入山中。

这本书虽然是非虚构的，但它依然是一部文艺作品。尽管我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一切，不进行虚构，但既然它是文艺作品，那么大部分读者肯定是文艺群体。文艺群体在阅读这本书时，或多或少都会带着浪漫的心态来看待其中的情节。这意味着，读者可能会将登山文化也纳入到浪漫的大框架中，很可能他们带着浪漫的心态走入山中。然而，现实中，尤其是在高海拔的山峰，山回报初入山中的人的方式未必是浪漫的，也不一定是温柔或热烈的，更多时候可能是残酷的。它不会在乎你是不是新手，这种极度不对等的碰撞很可能会引发一些事故。

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只希望大家能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活过，并且被记录了下来。这就足够了。

©梦幻高山

▶ 肯道尔：是，我突然想到你自己的公众号上面的介绍写的是：“人类内心冲突是真正且唯一值得书写的对象。”

▶ 宋明蔚：这句话是福克纳说的。

▶ 肯道尔：是，这句话挺打动我的。

我觉得《比山更高》这本书，它之所以会走入更多人的视野里，包括之前完全不了解攀登还有自由攀登的这些人，就是因为它不像新闻报道那样只去描摹一个事件本身，而是他背后还有很多泛文化的部分，时代、个人、历史背景、艺术、哲学、文化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包含在里面。它的美妙之处在于把割裂的不同的人牵引在一起了，然后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人做了一件多么疯狂的事情，这个行为背后有很多复杂性，我觉得这种复杂性很美，它反而可以抵达公共，让人和人之间能够互通某种情感。

▶ 宋明蔚：对，我希望把这种人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好坏或者是善恶的区别，因为这种复杂性可能才是让人更立体，或者让人更像一个人一样的东西。

▶ 肯道尔：对，因为以往这些攀登者的形象都是他们特别厉害，这个形象很单一，让人难以想象到他们同样生而为人的一些缺陷，但是这些东西在这本书里都有所体现，所以给人的感觉会很近。特别是一口气看完这本书合上的时候，又想起来他们其实是现实中的人，这个冲击就很大。

▶ 宋明蔚：以往的这类作品，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影视的、文学的，可能还是倾向于把他们当做一个符号化的英雄，觉得他们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带着一种很无畏的精神。没错，这些确实也是他们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有另一面，就是一些生活中很细节的一面。比如像阿左这样的，很有可能是苦恼生活中经济收入的来源，包括一些情感上的波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如果忽略了这些很真实的东西，而单纯地歌颂他们看起来很光明的一面，其实反而未必是最真实的他们。

▶ 肯道尔：回看一下，你身处户外和媒体写作领域也已经很多年了，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以及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具体来说，比如一些困惑，或是像你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政治还是性别上的原因，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想写但不能写的，包括环境的变化、疫情的影响，等等。

▶ 宋明蔚：因为我写的类别是非虚构，所以我自己算是一个非虚构写作者。

我觉得，在国内的语境下，尤其是当下，非虚构这个题材比其他国家更具深刻的含义。我们不缺乏官方层面的记录，但我们却缺少民间的记录，无论是大的思想，还是具体的小事件。因此，即便是在阿式攀登这样一个小领域，我觉得把这些人、他们的想法、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神记录下来，算是填补了一种空白，而这种空白，官方是绝对不可能去记录的。

虽然这本书很厚，但它更像是一个薄薄的切片，通过这个切片映射出某种时代思想的流动，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比如，可能是在当下这一刻，年轻人们会有什么样的焦虑，我觉得这些可以在“梦幻高山”这一部分看到。再比如 2008 年左右，当时发生了什么大事件？这个事件是如何深刻地卷入到个体生活中的？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去记录并表达出来。

虽然这个领域和题材看起来比较小众，像你刚刚提到的，很多非登山爱好者的读者也能从中找到共鸣，感同身受。因为这个题材涉及到的母题，比如如何看待死亡，如何寻找自我，如何看待自由，这些问题是穿透时代的，它放在当下是成立的，放在过去或未来也依然成立。这是人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它可能会受限于政治语境，但我觉得这些问题会一直萦绕在我们这些思考者心中。

©梦幻高山

▶ 肯道尔：是的，我觉得恰恰因为是这样，它才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穿透那么多人。很多写作者会刻意去想：我该写一个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这个选题的热度有多大？尤其是在媒体领域，这种思维方式比较普遍。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片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很多人都忽视了写作的核心——它和自身的关系。你是从它和你的关系为起点的，这群人和这些事真的触动你，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它能迸发出巨大力量的原因吧。

还有一些问题。在你看来，户外领域的写作，和其他领域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 宋明蔚：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区别，或者说最好不要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这个题材与户外有关。但一旦我们把它归类为“户外写作”，就相当于给它划定了一个界限，我认为这样只会让关于户外的写作变得更加局限。

举个例子，《比山更高》这本书，如果我们把它局限于户外题材，那么似乎就意味着只有户外爱好者或从业者才能看，但显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能够引发的共鸣，正如我一开始所希望的，应该是面向大众的。

我觉得，它与户外并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如果把它局限为一个户外事件来写，那就会变成讲述技术如何复杂，这些人用了什么技巧做了什么事情。如果这样写，我觉得事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反而会丧失。

▶ 肯道尔：是，其实还是要回到人本身。

▶ 宋明蔚：对，比如《比山更高》这本书，如果我仅仅关注一些技术，讨论哪些技术没有做到位，再写一些事故报告，分析一下。先不说读起来是否枯燥无聊，至少那不是我想要的写作方式。

▶ 肯道尔：当一个人立体起来了，大家可能会对 TA 产生兴趣，进而看到 TA 所代表的群体，感受到一些基于人本身的共通之处。

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写作或是其他方面。

▶ 宋明蔚：接下来没有特别的计划，因为最近书出版后，我几乎每周都会参加一些新书沙龙活动，这也挺好的，因为我想与全国各地的读者交流。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并非户外爱好者。我想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喜欢哪些人物？他们对这些人物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正是我当初离职后全力写这本书的目的——接触这个世界最真实的面貌。在写作的过程中，可能是通过采访的方式，写完之后，可能是通过跟读者线下交流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一些思考，让我看到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趣的。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将写作，尤其是写书，作为职业，那么我应该有下一本书，甚至一本接一本地写下去。我也在思考和斟酌下一个题材是什么。

在肯道尔十周年户外运动嘉年华现场分享的小明

结语

宋明蔚用自己敏锐的笔触，深入自由攀登者的世界，力求触及他所能抵达的最真实的地方。他穿过字句，与这群攀登者们一同经历生死。到最后，他与他书里的人物们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正如他在书里所写：“书写他们故事的作者如今已和他们一样贫穷、快乐，内心憧憬而满足。”

作为国内少数几位深入山地文学领域的写作者之一，宋明蔚通过《比山更高》，让这些登山者不再是符号化或英雄化的存在，让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登山者们不再只是符号化或英雄化的存在，攀登者这个行为也不需要反复追问其理由。这本书不仅挖掘了个体的生命深度，也为国内山地文学的空白领域打开了新的篇章。

与海外的山地文学相比，国内这一领域仍显空白。我们缺少的，不是故事，而是那些愿意倾听并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山地文学在海外已有深厚的传统，如肯道尔英国每年都会评选山地文学作品的奖项。我们期待更多像宋明蔚这样的写作者，能走得更远、写得更多，去触碰那些探险者无法言说的内心。希望他们用文字为这些生命、这些故事留下深刻的痕迹，并让这些故事在未来能够影响到更多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