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上海医科大学苏德隆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册
撰文 | 方益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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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苏德隆教授亲属函邀，请我为其纪念册撰写文章。苏先生是中国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入室弟子众多且成就斐然，我充其量只算徒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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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聆听教诲，是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印象中的系主任苏先生伟岸洒脱；当年的自己，正在为上医招生办将我调剂到卫生系而忿忿不平，错过了与苏先生一生追求的卫生防疫理念的第一次共振。
我从理性上认识苏先生，真正走进其精神世界，严格说来要再等四十年，即全职从事医学史和人文医学专业之后。2020年初春，新冠流行之际，苏先生的大弟子俞顺章先生，从中山医院病房中，通过网络为我回忆总结了数小时的口述史素材，我们共同整理出有关苏德隆与预防医学的大众阅读文本，发表在《文汇报》上[1]，为市民提供了一点精神食粮。我也第一次详尽研究了苏先生敢于当面答复领导人咨询的相关史料，当面直言血吸虫病防治初稿方案缺乏科学性的往事。
1955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确定，“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具体步骤是“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卫生部初步制定15年消灭血吸虫病计划，但部分人声称农业生产需要和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希望计划提前。卫生部将原定规划，改为7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1957年7月7日夜晚，毛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工商界36位代表人士[2]。著名的流行病学家、一级教授苏德隆是当时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也应邀参与座谈。据他回忆，“那天毛主席坐在一张小圆桌边谈笑风生，问我，’订了个七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恐怕时间太短了。’毛主席又问：’十二年怎么样？’我说：’十二年比较好一点。’毛主席果断地说：’那么，农业发展纲要上就改为十二年吧！[3]’
所幸苏德隆的少数派观点，终于获得首肯。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消灭血吸虫病的年限调整为12年。
上述对话的历史背景相当关键，这是公共卫生专家医者天道的担当。关键时刻直言不讳，是苏德隆疫情之下以身作则的不二选择和榜样言行，也该成为每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后辈医者学人传承发扬的精神核心。
前任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黄雨舜，上医卫生系1963届毕业生回忆恩师时写道：
“实事求是，不说假话，而且还在血吸虫病防治对策，急性肠道传染病流行规律等重大学术问题上，尤为突出地表现了一位科学家不屈服于“压力”，不随从于“一边倒”，坚持说真话，坚持真理的最为宝贵的品格。如果科学家多能像苏先生那样，官员们多能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那么政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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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领导人直言，反映出他内心深植的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最终展现于世人面前的，则是学术大师一生的直率真诚与无所畏惧。在重大医学问题上，他从来就事论事讲科学，而这样的人格养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力。
1906年，苏德隆出生于南京，自幼目睹母亲长期劳作，营养不良，患有严重胃溃疡的痛苦，包括一个妹妹因家境清贫，无钱买药施救而病故的悲剧，为此他立志学医。好在苏德隆天性聪慧，学业出众，仅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最终于193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赢得金质奖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于日军入侵。苏德隆立即应聘内地医疗防疫总队，出任医务主任及第一大队长，负责战地前方以及交通干线沿路的难民防疫工作。他辗转于武汉、衡阳、长沙、重庆、贵阳、桂林等地，进行天花、霍乱、伤寒、痢疾等急性传染病及虱患防治和调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扑灭了长沙、衡阳和桂林一带流行的霍乱。
比较分析起来，上医著名老教授中，国难当前不假以种种理由躲避在上海租界孤岛，内迁歌乐山共度时艰者众多，主动前往抗战前线者包括苏德隆、荣独山等一级教授。他们甚至被编入准军事单位，并在晚年为此付出程度不一的人生代价。现在看来，民族危机降临时刻，医学前辈义无反顾投身其中，与他们追求科学与民主的人格养成息息相关。
在学生时期，苏德隆加入“中华自然科学社”，并长期担任上海组织负责人，参与《科学世界》创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科普文章，为服务大众打下良好基础。行医后他自备摩托车，每周奔波于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宝山大场农村基地，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创办的马桥俞塘民众教育馆，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赵家塘乡村实验学校等处，义务为学员讲解卫生急救和疾病处理常识，同时为村民治病。所作所为丝毫不取报酬，自断开业行医的致富路径。
此后，苏先生先后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求学，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奖奖得主霍华德·沃尔特·弗洛里。
新中国成立之际，他谢绝了导师弗洛里院士的挽留，回国重建了上海医学院卫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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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面对重大科学问题的直言不讳，更在于面对历史的波涛时体现的智慧与胆识。
已故祖述宪教授遗作中提到[4]，1966年9月，苏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遇批斗时，校内“积极分子”贴大字报，指出研究生与导师接触较多，呼吁划清界限。时为研究生的祖述宪，某晚去苏先生办公室，见其正写检查，学生比老师还要沮丧，但苏先生却对情不自禁抽泣的学生，反而言语安慰。大意是，外面揭发的材料没有什么重要东西，运动不会太久的。开会批斗时，“你可以attack我，不要紧的”，对年轻人充满谅解，对社会与人性洞察通透。
从大量苏先生家属的回忆中，我们也得以看见更加活生生的学术大师，从来不会屈服于外界干扰，以“疾风不终朝”自勉，坚信困难终将过去，活得通透潇洒。
他白天挂牌挨斗，利用在动物房养狗“劳动改造”的机会，偷偷做实验。晚上回家继续读书工作，动员夫人和女儿，帮着一起做实验。家人们一边帮他誊抄稿件，一边劝他好好休息不要再写，以免再遭批判。但他认为写文章就是休息，现在没有人看，将来总会有用，科学终将战胜愚昧。他利用这十年成稿二十余万字，文革后为主编新版《流行病学》所用。
1985年，苏先生为我班大学毕业纪念册，留下最后题字，“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未料恰似自拟墓志铭与人生写照，二天后苏先生不幸遭遇车祸。学术大师身后洁净，他拒绝违背科学原则，为医学和人生留下最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本文图片均来自上海医科大学苏德隆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册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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