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正常老死

文化   科学   2024-09-29 13:25   广东  

“不到太平盛世,绝不能让象牙佛现世。”

甘肃榆林窟内,住持马荣贵正在向徒弟郭元亨讲述窟内至宝“象牙佛”的由来。话毕,马道长仍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将来务必看管好佛宝。

不过,榆林窟象牙佛一事在当地流传已久,人尽皆知。乱世之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后来,遇上土匪劫道索宝,马荣贵不得已跳崖自尽,这已经是榆林窟第三位因象牙佛遇害的道士。

1937年,同样听闻过象牙佛故事的马家军,在追击西路军无果后,用鞭子与冷水反复招呼“通共”的郭元亨。尽管血肉模糊,几近丧命,但郭道士仍坚称佛宝早已丢失,马家军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事实上,象牙佛早已被郭道士深埋藏匿,只为等待师父所说的“太平盛世”到来。

▲榆林窟住持道长郭元亨。图源:网络


时间拨回到20世纪初,于乱世中“怀璧”者,还有一个王道士。

清末,莫高窟住持王道士无意间打开了一间秘洞,只见洞中堆放着中古时期各朝代的经卷书画写本。这些稀世古籍的出现,让王道士的肩头稀里糊涂地多了几分责任重担。

同样是“怀璧”的守窟人,两位道士的结局与风评却完全不一样。

郭道士如愿看到新中国建立,便将象牙佛挖出,移交国家博物馆保护,青史留名。而王道士,则因造成古籍文书散失海外而声名狼藉,成为千夫所指的文物贩子。

▲居守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图源:网络




王道士真名是什么,无人知晓,人们只是习惯性地叫他:王圆箓(亦称园禄、元录等)。


大约在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王圆箓出生于湖北麻城(另说陕西汉中)。在王圆箓成长的那段时期里,灾祸似乎对他诞生的这片土地“情有独钟”。


自咸丰元年(1851)起,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了两湖,湖北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之一。长期战乱带来的,是生存的不易。咸丰六年(1856),麻城一带遇上旱灾,以至于“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殍”。屋漏偏逢连夜雨,翌年,“久旱必蝗”的说法又不幸应验。尽管朝廷“缓征本年租税三分之二”,但终归是杯水车薪,无法缓解民生疾苦。


连续的天灾人祸,让本就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麻城人,处境更加艰难。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饥饿的王圆箓决定远走他乡,出去碰碰运气。他一路西行,恰逢左宗棠正为收复新疆招兵买马,便在肃州(今甘肃酒泉)边防营从了军,总算结束了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


肃州是清代河西地区的道教中心之一,当地道士有在军营中传教的习惯。或许是曾经的灾祸已然断了他归乡的念想,王圆箓复员后没有返乡,而是拜盛道为师,受戒出家做了道士,并开始云游四方。


游方途中,王圆箓行至敦煌三危山下,面对莫高窟感叹道:“西方极乐世界,原来就在这里。”遂欣然决定在此定居,了度余生。而在此1500多年前,一位高僧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尊和尚行至三危山,只见山体在傍晚霞光的照耀下,金光闪烁,宛如万佛现身。此景让乐尊心生留意,遂在三危山对面陡坡开凿石窟定居修行。经其带动,历代洞窟越修越多,最终造就了佛教圣地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图源:摄图网


王道士栖身于莫高佛窟,看似鸠占鹊巢,但在光绪年间道教重新振兴的河西地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在东边不远处的榆林窟,同样是道士在当和尚的家。


当时的莫高窟分上、中、下三寺。上寺与中寺有佛教的喇嘛在管理,形制完备,但下寺无人看管,残破荒凉。此景让王圆箓定下了晚年的奋斗目标——“游方至敦,参拜佛像,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


自此,王圆箓定居下寺,以莫高窟为养老居所,以修缮洞窟为晚年事业。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外景。图源:伯希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大事,一件是当时看起来影响不大的小事。


这一年,“无冕女皇”慈禧以一敌八,全面对外开战,酿成了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丢下紫禁城,仓惶“西狩”。史称“庚子国变”。


庚子国变后,损兵折将又赔巨款的清王朝,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敦煌,一座隐秘的洞窟被打开,同样将莫高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年,6月22日,王圆箓雇请工人杨某为莫高窟16号窟内清理积沙。


杨某倚靠在墙壁上休息,点烟之后,随手就将引火的芨芨草插入墙缝。结果,草杆越插越深,似不见底。再往墙上猛敲几下——墙壁后面像是是空的。王圆箓与杨某随即凿开墙壁,一个堆满了经卷书画的小洞窟呈现在两人眼前。


▲敦煌莫高窟16号窟旧景。图源:网络


莫高窟内为什么会隐藏着尘封多年的藏经洞?历史学家荣新江认为,藏经洞的出现,很可能与西域一带的宗教扩张有关。


北宋景德三年(1006),西域爆发了一场兼并战争。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黑韩(汗)王朝一举攻灭了著名的佛国于阗。黑韩王朝的穆斯林开始摧毁当地的佛教文化,导致于阗国难民向东逃难到了敦煌。出于对黑韩王朝入侵的担忧,敦煌的佛教徒在莫高窟开凿了秘洞来埋藏经卷,以防战争可能带来的信仰与文化上的浩劫。


法国人伯希和则根据藏经洞最晚经卷的成书时间,认为灾难可能是来自于东边的西夏——北宋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占敦煌,僧人们为了躲避战乱,临时将经书藏于洞中。怎料出现意外,一去不复返,藏经洞从此便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总之,时隔将近九百年后,藏经洞现世的消息不胫而走。


不过,在得知洞中无金银财宝,唯有一些经卷书画后,大多数人都对其失去了兴趣,包括清廷的官员。




历史就像“买椟还珠”一样诡异,总喜欢把宝物和不识货之人放在一起。


在现代人看来,藏经洞遗书堪称无价之宝。但对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圆箓而言,这些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纸卷罢了。


这位道家住持毕生的宏愿是整理修缮莫高窟,而这些不期而至的经卷却显得有些碍手碍脚。不过,作为一个有神论的道士,王圆箓一想到这是古人的遗留,随意处置又觉得不妥,于是他决定把这一堆碍事的纸卷交给官府来定夺、处理。


时任敦煌知县的严泽,瞄了几眼王道士送来的藏品样卷,马上显露出不屑一顾的脸色。碰了壁的王圆箓不死心,从敦煌远行八百里赶到肃州,向安肃道台廷栋汇报情况,但这位官员同样展示了他那不怎么高的考古素养和眼光,并以洞藏经卷书法不如自己为由,就将王圆箓打发走了。


当然,甘肃官场也并非都是不识货的平庸之辈,至少汪宗瀚和叶昌炽是懂行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北人汪宗瀚就任敦煌县令,得知情况的王圆箓再次带上藏经洞样品,前往拜会这个同乡县令。汪氏很爽快地答应了王道士,帮他跟上级打报告。汪宗瀚之所以乐意帮王道士这个忙,除了的确识货之外,更多的是跟敦煌的民情有关。


当时,敦煌仍在实行外地已经废止的“采买粮”制度。原本官府平价征粮,逐渐演变成低价强买,百姓苦不堪言,敦煌民怨愈演愈烈。急于避祸的汪宗瀚,自然想借报告藏经洞一事,跟上级、甘肃学政叶昌炽搭上关系,好尽早抽身,调离这个随时会发生民变的是非之地。


无论汪宗瀚的出发点是什么,但藏经洞一事总算通过信件和寄递的样品,为甘肃学政叶昌炽所知晓。作为金石领域的专家,叶昌炽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价值。


▲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叶昌炽。图源:网络


学政大人慧眼识珠,似乎让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王圆箓泼了一盆冷水。叶昌炽在向省府提议将藏经洞文物运送兰州保管时,得到的答复是:没钱。


很现实,也很无奈。当时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为庚子国难凑钱赔款,哪有闲钱打理这些与国计民生无关的经卷文书。


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甘肃省府下达了最经济的处理指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更糟糕的是,作为少数几个识货者之一,叶昌炽本人却自顾不暇。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废止了持续千余年的科举制。这一变革落到叶昌炽身上,就是下岗失业。这位主管甘肃科举考试的学政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不得不离开官场。


至此,一个最有可能拯救敦煌遗书的人,黯然退场。


而甘肃各级官员的淡漠与不作为,给王圆箓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既然不重视,那便是不重要。换个说法就是——王道士,藏经洞里的事,你自己看着办




几经求助官府无果后,王圆箓只能将藏经洞封锁、搁置。


不可否认,从藏经洞现世(1900)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除了少部分用于送官求助外,大部分藏品在王圆箓的“保护”下,仍旧完好如初。但是,这种理想的状态没能持续下去,因为一群野心勃勃的外国人即将陆续到来。


敦煌深居中国内陆,洋人本无缘来此。奈何清廷于咸丰八年(1858)吃了败仗,被迫签下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外国人凭此有了游历中国内地的特权。


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人斯坦因从印度取道新疆进入中国西部,在中国向导蒋孝琬的引领下,进行所谓的“考古”活动。途中获知藏经洞现世的消息,斯坦因立马转向,朝着敦煌进发。


对于斯坦因的到来,王圆箓一开始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据斯坦因回忆,他头一次造访莫高窟无果(王圆箓出门募化),藏经洞是用木门封锁的;等到他再次前来时,木门已经变成了一堵砖墙。尽管王圆箓并不看好洞中的古籍,但也不希望洋人染指它们。


王圆箓的警惕,成了斯坦因此行最大的障碍。同样的,如何攻破这个守窟人的心理防线,成了斯坦因和向导蒋孝琬最大的难题。通过走访、套话,斯坦因逐渐得知王圆箓的精神偶像是唐代高僧玄奘,而奋斗目标是修缮莫高窟。


王道士有所追求,就意味着有突破口。


▲王道士和他钟爱的西游记故事壁画。图源:斯坦因


不得不说,斯坦因是玩心理学的高手。他告诉王圆箓,自己此番前来,是学习唐僧“逆向取经”,重振天竺佛法,救苦救难。一番忽悠之后,斯坦因终于和这个警惕的守窟人愉快地搭上了话。同时,斯坦因又拿残破的莫高窟做文章,表示自己可以为他的理想与事业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此刻的王圆箓,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


斯坦因在回忆录中描述道,王圆箓“既担心圣洁的名声因此受到玷污,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


王圆箓最终还是动摇了。他打开了藏经洞。斯坦因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古籍。王圆箓获得了4块马蹄银(折合200两)的“布施”。


斯坦因走后的第二年(1908),法国人伯希和也闻风而来。


有了与斯坦因成功交易的先例和经验,王圆箓已经卸下心理包袱。藏经洞再一次打开,伯希和向王道士留下500两的“布施”后,被破例允许进入藏经洞。一番挑挑拣拣过后,又一位洋施主满载而归。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王圆箓一开始并不知道敦煌遗书价值几何。但从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执着不难看出,他深知这堆经卷至少不是经济价值上的俗物。


随着伯希和拿着部分敦煌遗书出现在北京,京城方面才意识到藏经洞的重要性。在罗振玉等一批学术大师的呼吁下,清廷学部特意拨款 6000 两向王圆箓购买手头余留的经卷文书。


收到消息的王圆箓认为这是个奇货可居的机会,于是在藏经洞剩余经卷中精挑细选,暗中留存一部分。


宣统二年(1910),洞中经卷被官方悉数运走。不过,6000两专用款大部分都被敦煌县府截胡,拿去修城墙和孔庙,直到王圆箓发出《催募经款草丹》讨要,才勉强到账300两。


继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俄国人、日本人……越来越多外国人接踵而至。王圆箓靠着自留的“库存”一次次获得布施,而敦煌遗书一批一批流向海外。


▲满载而归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图源:网络




靠着洋施主们的布施,王圆箓获得了比平时募化更为丰厚的资金。


有了资金保障,他的事业得以为继,残破的莫高窟一路向好,至少不再那么荒凉了。而他的地位也不断抬升,敦煌知县甚至有意请他主持全县道教事务。


然而,1924年以后,一切都变了。


这一年,姗姗来迟的美国人华尔纳看到藏经洞空无一物后,转头盯上了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在给予住持王圆箓75两银钱的布施后,华尔纳便以买家的身份,心安理得地从墙上剥离精美的壁画,并带走了一些塑像。


不料,此举被周边乡民发现,王圆箓因此受到牵连。


人们纷纷指责王圆箓勾结洋人染指宗教圣地,那75两银钱也被夸大成了10万银元,以至于当地老百姓隔三岔五就来找王圆箓的麻烦。无奈之下,王圆箓只能通过装疯卖傻来躲避人们的责难。


此后七年,王道士的生活不再风光,他害怕见人。


1931年6月3日,在莫高窟当家数十年的王圆箓去世了。活了大约80岁的他虽说是寿终正寝,却是背负骂名离开人间。


▲埋葬王圆箓的道士塔。图源:网络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王圆箓是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他之所以被骂了近一个世纪,无外乎是因为他干了两件刺痛国人神经的的事:一是将本国古籍转手倒卖给了外国人;二是修缮莫高窟时好心办坏事,毁坏了不少壁画遗存


尤其是前者。数以万计的国宝经他之手散失海外,成为外国人发起敦煌学研究的基础。曾有日本学者表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严重刺激到了国人近百年来敏感而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后来,随着散文《道士塔》入选语文课本,就连青涩懵懂的少年们都知道了王圆箓干过的那些“好事”。教材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远的,王圆箓倒卖国宝一事成了历史铁案,没有人去思考背后的深层原因。


不过,在王圆箓被世人诟病之时,也不乏有人对其设身处地表示理解。历史学家任继愈就一阵见血地指出:


尽管王道士在发现后不久报告过清政府,清政府却漠然处之。这样单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无法也无能力来保护它的,于是无可避免地也就决定了这批遗书的不祥和悲惨命运。


于乱世之中“怀璧”,不亚于稚子持金于闹市。无论走哪条路,通向的都是偶然的结局:我们当然希望看到郭元亨式的守窟人,但历史的幽微之处无不在暗示我们,王圆箓式的人物才是乱世的常态。


大乱之世,乱的是整条道路,那个躲在角落里的人充其量是路上的一块砖石。他只能承担他需要承担的重量。多出来的,他承担不了,也不应承担。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冯骥才:《敦煌痛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
沙武田:《藏经洞史话》,民族出版社,2004
黄征、程惠新:《劫尘遗珠——敦煌遗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
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李富华、姜德治:《敦煌人物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高德祥:《敦煌·丝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雒青之:《百年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2016
刘诗平、孟宪实:《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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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朔方见闻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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