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 参加第十四区接管工作的回忆

我们迅速被分配参加接管。二中队除少部分到刚组建的市委、市政府直属单位外，大部分到重庆各区。我们十多个人被分配接管十四区。

相处半年多，一道在行军中摸爬滚打的战友们即将分别，但重任在肩，没有挑挑拣拣，也没有惺惺惜别，互相鼓励着上路了。副中队长丁良兴带着我、谭天、孙涤、孙捷、甘兰伟、冯友德、朱林、张蔚西、陈利民、罗继才、李宗义以及稍后几天来的秦灏、舒雪莹、邹齐鲁等来到磁器口，参与接管区公所。

门前一块不大的坝子，里面十几间平房，这就是当时区公所的“衙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身材高挑穿着一身长衫的中年人，说是区长，这令我们有几分惊讶，他是人民政府任命的还是旧人员呢？进一步介绍才知，他是地下党员王寒生，长期战斗在白区，当时以江北县民教馆长身份作掩护，几天前刚被任命就单身一人走马上任了。此后，朱林给他当了警卫员。

区公所有几间办公室，分别挂着秘书股、社会股、财粮股等牌子，有十几个人忙着点头哈腰地同我们打招呼。有的人煞有介事地翻着手中的文件。这些人是区里的旧人员，早已无公可办。但根据军管会的命令，他们有责任保管好档案和资产，等待人民政府接收。院坝里还有20多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兵，还有武器，他们是“自卫队”（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在等待接管。尽管他们还出着操，喊着口令，但已明显少了往日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威风。

解放前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特别市”。据1944年发布的资料，有人口1002886人，分为18个区。第十四区辖磁器口、金沙街、童家桥、沙坪坝、小龙坎、红糟房，人口103301人，面积32.62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167人。这表明，十四区人口占全市十分之一，加之地域内大型厂矿（如几个大兵工厂）、大学集中，重庆“中美合作所”等重要单位也在区域之内，其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

1943年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市组织法》规定，市以下为区（废除镇一级建制），区以下为保、甲，以10—20户为一甲，10—30甲为一保，10—30保为一区。区公所职责为“受市政府之监督指挥，办理本区自治事项及执行市政府委办事项”。

蒋介石为维持反动统治，在基层实行保甲制。即以户为单位，把群众编在保甲之内。通过保甲，既可抽丁派款，盘削百姓，又可推行各种反动政令，如监视“异党”活动，推行所谓“戡乱救国”等。它像一张毒蜘蛛织成的大网，把群众网罗在内，无论在城在乡，都无法摆脱它的反动统治。

接管这样的政权，我们当然不能只是摘掉旧牌子，挂上新牌子，也决不只是换掉旧人员，充实新人员。重要的是彻底砸掉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以崭新的人民政权代替它。

当时接管的具体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接管旧区公所的一切文书、档案、资料；二是接管有关资产、设施；三是接管旧区公所的人员，包括“自卫队”。前两项相对简单，后一项较为复杂。当时规定人员先整体接下来，以后区别对待，分别处理。从以后情况看，大体有三种：一种是少数历史上有罪恶且有民愤者，在镇反等运动中被判刑，个别被镇压；第二种是官场“油子”，不适合在人民政府工作，被资遣回家；第三种是历史基本清白，能够工作的，被留下来，分配适当工作。如卢鑫以后一直在区级机关工作，直至退休。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广大市民、已接收的公教人员、企业职工以及解放军的军需供应都需要粮食，而粮食不在人民政府手中。城里的商人们对粮食囤积居奇；乡村的豪绅以它为手段与政府“斗法”。因此，掌握粮食成为新生政权的第一要务。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全力以赴，除少数留守区公所外都派下乡。我和邹齐鲁被派到詹家溪22保。

开展征粮，条件极艰巨。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土匪仍在边远地区暴乱，在有些地方猖狂到个别县城被土匪夺占。袭击征粮干部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有的西南服务团战友正是在这个时候牺牲在土匪枪口之下。重庆近郊虽然好得多，但我们下去时，附近青草坡上仍有土匪在打黑枪。我们也配备了一支步枪，作好对付土匪骚扰的准备。

另一情况是，当时未经土改，没有乡、村政权的支持，也无农会的支持。依据的仍是国民党留下的田赋资料，按田亩计算负担。有大量田产的当然是地主、富农。他们不会老老实实交粮，我们就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交代政策，讲形势，晓以利害，要求他们争取表现，主动赎罪；鼓励一些开明士绅起带头作用；并发动无地、少地贫苦农民揭发、监督，对少数劣绅公然对抗征粮者，予以警告。经过工作，局面逐渐打开。

对于像我这样生长在大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下乡是终生难忘的。跨进低矮的农舍草房，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弟兄，从他们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从他们痛苦的倾诉，企求的目光，看到了对旧社会的愤恨、对新社会的期盼。这一切教育了我、震撼了我，从中学到了过去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也拉近了与劳动人民思想感情上的距离。这是人生大课堂中最生动、实际的一课。当然我们的到来，也使农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人民政府派出的干部，他们听到新知识，学到新道理，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了新、旧社会两种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办事作风，这些无疑对以后党在农村开展工作是有利的。

接管初期，工作是艰苦的，生活却充满愉快和欢乐。那时候，除王寒生和老区来的个别同志年龄稍大外，都只有十几二十岁。这个集体充满前进的朝气，奋发向上，团结友爱。

1950年初，接管沙磁区的同志与重庆大学师生合影。

生活上实行供给制，吃的穿的都一样，睡的是上下铺。一个月只发几块钱作零花钱。磁器口，水码头，吃的东西非常有名气，可没有谁去上饭馆。像清蒸江团、毛血旺等，只是在饭馆的招牌上见过。盐花生遍街都有，可也很少有人买来吃。那时候，我们都遵守纪律，也十分珍惜政府干部的荣誉。

有时间，就学习。参加工作，才深知自己理论浅薄，知识贫乏。虽然在西南服务团学习收获很大，但毕竟时间短，“本钱”太少。有些理论当时也只是囫囵吞枣。因此，大家抓紧一切时机，学理论，学政策，学习一切新的知识。就以群众语言来说，在我们刚来时也不是一件小事。四川话听不懂，而群众也听不懂“上海腔”，做群众工作时无法交流。有人还闹出笑话，如把“堂客”听成“坦克”，因此，深感补充新知识的必要。以我自己说，以后被分去从事文教工作，管区里几十所小学，面对几百人的教工队伍，我只有高中文化，没有教过一天书，更不懂什么教育理论。工作不等人，只有硬着头皮上，边干边学。当时有学苏联的号召，于是自己弄一部凯洛夫的《教育学》来啃，似懂非懂，只算临阵磨枪。

文化生活最值得回味。那时既无电视机，也无收音机，可文化生活非常丰富。行军时，一路军歌嘹亮，这下更有机会排节目。《解放军进行曲》《淮海战役组歌》《行军小唱》《兄妹开荒》《白毛女》等，除自娱自乐外，还唱到街头去，演给群众看。那时也没有文工团下来演出，我们这些艺术水平不高的节目，因其内容新颖，仍受到群众欢迎。记得美帝国主义侵朝开始后，我们还赶排了反映抗美援朝内容的活报剧。在南开中学大礼堂（当时全区唯一大型会场）连续演出几天。孙涤因身材高、鼻子弯，饰演美国兵，连我这个不懂戏的门外汉，也演一个解放军伤员走上舞台。那时，没有艺术水平，但有革命的激情和追求。

1950年6月30日，西南局在浮图关西南军区所在地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9周年，我们都赶去参加。当时，沙坪坝到市中区只有几辆破旧公共汽车行驶，再有就是马车。记得当天我们来回都是走路。那夜，真是不寻常。庆祝会场面盛大，可谓人如潮、歌似海。有西南局首长讲话，有文艺表演。几十年过去了，讲话和表演的内容也记不清了，可兴奋的心情、激动的场面仍深深印在脑海中。参加西南服务团整整一年了，正是一年前，也是在庆祝党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坐在西南服务团集中地上海大夏大学的草坪上，学习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可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在浮图关的草坪上，为重庆的解放和新生而欢呼。更重要的是，对我们自身也太不平常了，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小伙子初步成长为一名党的干部，怎能不由衷感谢哺育我们成长的党啊！

区公所接管了，但原有小区建制，极不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于是，市里决定对区划进行重大调整，将重庆所辖的18个区（加上以后从川东划属的北碚），合并调整为六个区。将十三、十四区合并，建立第三区，做为全市合并区的试点。

新成立的三区与原小区建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第一，管辖地区扩大。除十四区原辖地域外，十三区所辖歌乐山、高店子、山洞、新桥、上桥人口55166人，面积41.249平方公里，以及原八区所辖化龙桥、原十七区所辖石桥铺、歇台子都划进来，地域和人口资源大为扩展。

第二，健全区级机构、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主要干部按地师级配备。张文澄任区委书记，周怀瑾任区长，贾治安任公安分局局长，李高平、龙实均任区委委员，分别担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原十三区区长毛春阳任区农会主席，十四区区长王寒生为民政科科长。区委下设部，区政府下设科，区农会、妇联、共青团陆续组建，以后不久又设立市工会三区办事处。这样，机构健全、领导干部到位，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转。

第三，增加干部力量，扩大干部队伍。随着新区建立，从部队和西南服务团又增派来一些干部，如詹洸等，但仍无法满足开展工作的要求。好在三区具有优势，大专院校集中，而且重庆解放前有民主运动传统，地下党的影响很强。重庆解放后，同学们爱国热情更高涨，纷纷要求到火热的第一线去，掀起参军、参干的高潮。仅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就有57名同学就近参加三区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并被吸收参加区级机关工作。因此，很快形成以老区来的干部、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新参加的大学生为骨干的干部队伍。大家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迎接新的战斗。

三区的建立，标志全区工作走上新的起点，以更快地步伐迈向一个新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