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您带来第六期
参加第十三区接管工作的回忆
文 | 凌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我们一群爱国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踊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长途跋涉8000里，于1949年12月30日到达重庆。1950年元旦，全中队的同志齐集枇杷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开会。会上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永福、副部长萧泽宽，作了工作分配动员报告，宣布了工作分配。我们一团二支队一大队四中队分到全市的18个区，接管旧政权。因为四中队的同志第二天就要分到各区工作，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集体照。并在照片上题词：“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明天投入实际斗争中去。”以资鼓励和留念。
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解放后，接管城市，建设政权，恢复生产，征粮剿匪，急需大批干部。我们急行军到达重庆后，立即接受了工作分配，到各区参加接管工作。我们十多位分配到十三区的同志，于1950年1月2日背上背包，在许宝清（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后到延安）带领下，于当天就赶到十三区公所所在地歌乐山。这次到达歌乐山的同志有许宝清、邹明才、郭元海、李爱华、华霸、华慎、顾良、胡瑞兰、苏国松、徐如常、郭护智和我。到十三区工作的老干部有林松岩、张继义、刘金镛，以后吴树仁、张鸣、林实为、彭自章、徐平山也相继来了。
我们接管的旧政权原十三区区公所，有正副区长各一人，是名誉职，不带薪。区长牟晋国，副区长张行尧。下设总干事李显民；民政股主任雷鸿钧，助理员胡瑞生；经济股主任刘远仕，助理员倪玉璋；警卫股主任陶伯麒，助理张俊烈；户籍股主任赵致华，助理员陈焱学；文化股主任朱荣顺，监印校对陈稚琴，工友二人，区公所总计有带薪人员14人。区公所下设23保，各保有正副保长各一人，均不拿工资，各保设带薪专职干事一人，共计23人。非编人员、区丁十来人，担负区公所警卫工作。还有个区民代表大会，每保两个代表，共计46人，罗尹甫为代表主任，为义务职，代表大会设带薪专职吴玉林。吴玉林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重庆解放后于“三·一三”大逮捕时被捕，后在南开中学处决。另设有“三青团”十三分团，分团主任郝南垓。临近解放，还成立了所谓的社会服务队、自卫队、肃奸队。重庆于11月30日解放，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二大队政委郭献瑞于12月9日到达重庆，次日即由市委军管会派人带路赶到山洞，开始接管十三区区公所警察局，并建立了公安分局。为了保护“林园”，公安分局设在“林园”内，郭献瑞任中共重庆市十三区分委书记，军事代表，十三区公安分局局长，同时，代行区长职务。西南服务团老干部刘金镛、林松岩、张继义、许宝清、邹明才以及我们这批年轻干部，接管了旧政权十三区区公所。刘金镛一到区公所，立即召集原区公所旧人员开会，宣布接管，要求旧人员立即清理财产、档案和各种公物，准备交接，听候政府处理。愿意留下工作的人，要写履历，彻底交代自己的历史及申请工作报告。旧人员知道国民党已经垮台，自己也要找出路，因此，全部都提交了申请留用的报告。当时负责接管的刘金镛等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八个旧人员留用。由于旧区长已经逃跑，接管工作按股进行，林松岩接管经济股，许宝清接管民政股，张继义接管户籍股。所有的档案、花名册、公房、办公用具等一一点清。现金被倪玉璋卷走，随其丈夫旧区长潜逃。一些档案材料，仍由旧人员保管。
原十三区区公所，位于歌乐山原广益小学一个不大的房子里。我们刚到时，生活十分艰苦。卧室里没有床，一律睡地铺。男同志一间屋，女同志一间屋。十几个人只有一个脸盆，那还是胡瑞兰从上海行军背到重庆来的。
在歌乐山的时间不太久，市委委派的第一任十三区区长毛春阳到来，带了一个警卫员刘云章。随即十三区区公所搬到了山洞“潘公馆”。由于十三区公所所辖范围为歌乐山、山洞、新桥，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官的别墅区，国民党陆军大学等部门也在此地，加上潜伏在白市驿一带的土匪骚扰，敌情复杂。为了加强警戒，防止敌人袭扰，毛春阳区长布置大家站岗，守卫每人配有一支步枪和子弹，刘金镛配有一支冲锋枪。
接管旧政权基本完成后，立即开展征粮工作。重庆临近解放时，百业凋敝，城市生产近乎瘫痪，120万人要吃饭，还要及时供应进军成都的解放军的粮食，征粮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毛春阳区长把我们西南服务团的同志除留区公所的人员外分别组成了三个工作组，由老同志刘金镛、林松岩、张继义、许宝清、邹明才分别带领。歌乐山工作组由吴树人、郭元海、胡瑞兰、郭护智和我组成。山洞工作组由彭自章、张鸣、徐如常、华霸（张湘堃）组成。新桥工作组由李爱华、苏国松、华慎组成。加上八个留用人员，分到各保征粮。完成征粮任务，在当时对我们年轻同志来讲，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参加革命不久，缺乏对敌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加上人地生疏，情况复杂，完成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但当时，大家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一意干革命，在有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带领下，到农村下保，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征粮工作。由于人手少，每人分工负责一个保的征粮任务。因为重庆刚解放，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还不十分理解，有的征粮大户消极对抗。记得我当时负责的22保，有个恶霸地主叫吴宜楷，为了拒交公粮，逃跑到歌乐山金刚坡下面原巴县的一个小学校躲藏起来。我为了及时完成征粮任务，毫不畏惧地只身下山寻找这个恶霸地主。那时候，金刚坡到巴县没有车，下坡上坡都是徒步行走，到了学校，学校当局将恶霸地主吴宜楷交给了我，由我押回歌乐山。当时，我们工作组五个人，只有四支枪，我的腰上别着的是一个空手枪壳，加上一个木柄手榴弹。押解吴宜楷上山，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押着，他慑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只得乖乖地回到了22保，规规矩矩缴清了公粮。由于十三区各组征粮任务完成得比较好，各组的同志都非常高兴，大家照了一张相以示祝贺并作纪念。
1950年5月，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决定，原十三区、十四区合并，成立重庆市第三区人民政府。区政府成立后我们仍留在原地继续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建立乡政府，接着参加减租、退押、反霸、土改的斗争。因为任务繁重、斗争激烈，人手不够，区委在重庆大学、教育学院抽调了一大批大学生，以及驻“林园”步兵学校的干部参加这些工作一直到土改结束，我们先后被调配到区级机关各部门工作，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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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编：黄 伟
责 编：王 粲 刘 柳
编 辑：何远征 陈云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