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生活的智力丰富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能不能把智力活动和体力劳动密切结合起来。早在童年时代,我的学生们就看到,在一些小型的劳动集体——课外的技术小组和农业小组里,充满着一种多么丰富的智力生活。这些课外小组是教育少年学生的一种重要形式。课外小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使每一个学生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尝试自己的禀赋和能力,在具体的事情中表现自己的爱好,找到自己心爱的工作。
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少年每周在教学工厂里劳动一次:他们学习加工木料和金属,制作机器和机械模型。教学大纲规定的劳动实质上就只有这些了。它能不能满足少年的多种多样的兴趣和要求呢?当然是不能的。正是为了使劳动和智力生活统一起来,为了使学生的空闲时间充满具有重大精神意义的活动,我们组织了许多课外小组:少年植物栽培家小组、育种小组、园艺小组、养蜂小组、机械化小组、电工小组、无线电工小组、钳工设计小组、车工小组、动物饲养小组、养花小组等。没有这些使学生的探索性思维充分发挥的课外小组,就既不能设想有真正的智育,也没有情感和审美的教育。如果不能使双手成为智慧的高明的老师,那么学生就会失去对知识的兴趣,教学过程中就会缺少一种强有力的情绪刺激。
早在三、四年级,男女孩子们就开始参加课外小组活动。起初,学生当然还不会自觉地选择参加哪个小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让学生了解自己。一个学生可能时常从这件事转到那件事上去,一种爱好又被另一种爱好所代替。这种情况对于自觉地选择心爱的工作也是必要的。终有一天,学生会找到最大限度地适合他的天赋的那项工作。教师在这件工作上不要操之过急。不要硬性地把一个学生“分配”到这个或那个小组里去。当然,对于这个学生在劳动中自我认识的复杂过程,也不能放任自流。重要的是,要在每一颗心里点燃起热爱劳动的火花。这就是说,要帮助学生动手去做某一件事,并且使双手成为他的智慧的老师。
有一个叫尤尔柯的学生,曾经喜欢过在学校养蜂场的活动,又在养兔场和少年育种小组里待过。他学会了把果树嫁接到砧木上,学会了准备种子和播种,学会了整地和饲养小牛。但是真正使他入迷的,还是在少年机械化工作者小组里的活动。他看到同年龄的五年级学生在学习开微型汽车,就非常羡慕。但是小组有一条规定:必须把内燃机研究清楚,才能取得开汽车的权利。尤尔柯参加了一个由十年级学生领导的少年机械化工作者小组的活动。这孩子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内燃机来,学习怎样发动它,拆卸和安装它的部件。内燃机弄懂了,尤尔柯开始学习驾驶小汽车。
正在这时,小组里找到了新的有趣的事情:在劳动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指导下,少年学生们在安装一部新的汽车。尤尔柯对这项工作也入迷了。在这件工作中,有许多单调的、一点也不吸引入的劳动操作,譬如要把一些金属片磨光,要把一些铁框子上的铁锈擦掉。但是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有价值的意图。这个意图鼓舞着大家工作。双手的工作跟有意义的创造紧密地结合。思考和双手的联系越紧密,劳动就越加深刻地进入学生的精神生活,成为他心爱的事情。劳动中的创造是发展学生智力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之一。想做出一部漂亮的、舒适的、便于操纵的汽车这种意图愈加强烈地鼓舞着尤尔柯,他对读书、学习的兴趣就越浓厚。到了六年级,这个少年就有了一个私人的技术书籍书架,并且不断地补充着新书。在这个孩子的精神生活中,课外阅读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种阅读跟必须识记、背诵和保持在记忆里的那种学习并没有什么联系。这是一种由于对创造性劳动的兴趣而激发的阅读,是一种想在双手的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愿望。这种阅读对于培养智慧,扩大眼界,特别是对于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脑力劳动的风格和特点,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种阅读能培养学生深刻理解、深入思考所读的东西的实质的能力。对待阅读的这种态度,也能运用到对教科书的学习上。谁迷恋于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他就不会去死记硬背。如果劳动中没有精神生活,就会出现死记硬背的现象,它不仅消耗学生的智力,而且使精神空虚。
每一个课外小组都是一个创造性劳动和完满的智力生活的中心。我们努力使每一个少年学生都成为劳动者、思考者、探索者,使他们在有趣的、令人鼓舞的创造活动中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个人在少年时代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就在于他对真理的认识和发现是跟个人付出的创造力融为一体的。他感觉到:由于自己的思考和钻研,大自然才向他揭示出自己的奥秘。
课外小组的活动带有研究的性质。当我的学生进入少年期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少年育种家和土壤研究小组。男女学生挑选种子,收集和保存肥料,把它们掺进土壤,并且把地段重新掘松。如果没有进行研究的意图鼓舞着他们,那么这些劳动一定显得单调乏味和令人厌烦。因此,必须把这种研究的意图灌输到他们心里,燃起他们的求知欲的火花。教师们跟生物教师、集体农庄的农艺师一起,向少年研究者讲解怎样培育出比普通的小麦粒大两倍的小麦。这种关于又大又重的小麦粒的憧憬鼓舞着孩子们。在收获的时候,我们跟小组的成员们一起到大田里去,为了在教学研究园地上进行试验而挑选大的麦穗;我们给那几畦土地施肥,仔细地整地。每一畦都成了一个进行研究工作的小实验室。男女孩子们用锹翻土,放下锹又跑进“土壤学之角”去读参考书,研究能使土壤增加肥力的微生物的生活。孩子们观察小麦发育和成熟的情况,收割,仔细地称每一颗麦粒的重量,这一切都是非常细致而有趣的工作。柳达、萨什柯、瓦尼亚、丽达、尼娜、彼特里克等人,对于他们在20个小畦上创造的土壤的生活情况研究了好几年。这是真正的研究:他们用各种混合物来制造土壤,用各种物质来刺激微生物的旺盛的生命活动,增加土壤的氮和磷的含量。到了第二年,少年研究者们培育出来的小麦颗粒,已经比年成最好时收获的普通小麦的颗粒重70%。到了第三年,有几畦小麦的颗粒已经比普通小麦的平均重量高出一倍。又有一个新的目标吸引着孩子们:培育出含蛋白质更多的小麦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成了一项创造性的任务,它不仅在少年时期,而且到了青年早期都一直吸引着学生们。
在我的学生升入五年级学习的好几年以前,学校里就有一个少年农业技术设计者小组。我跟劳动教师沃罗希洛一起,设法吸引少年学生们设计和制造供整地、播种、收割、脱粒用的各种机械和机器。由于电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用途日益广泛,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目标:把电能运用到农业的各种劳动过程中去。
在这个小组里,一些设计意图鼓舞着这群少年学生:怎样利用电流的力量来代替手工操作?怎样把电动机跟那些作用于土壤、植物的茎和穗的机械连接起来?少年设计者们制作了一个小型的收割机,用来收割教学研究园地上的谷物。过了不久,他们又提出想做一台小型的脱粒机。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尤尔柯、托里亚、尼娜、舒尔柯、谢尔盖、济娜、费佳、沃洛佳把心思扑在这台机械上。他们按照劳动教师绘制的图纸,切割呀,锯呀,车呀,磨呀,忙个不停。工作越接近于完成,他们的劲头就越足,对已经做到的就越珍惜,对有关工作质量的意见就越能虚心接受。
这是一种真正丰富的智力生活,体力劳动和思考融为一体。紧张的体力劳动从来就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实现既定意图的手段。思考是主要的。但双手也不是消极的执行者。手能使头脑变聪明。跟少年设计者们一起劳动,看见他们的双手好像在检验着各种设想和猜测,这一切帮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懂得了这种教学的奥妙以及它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在双手的这种检验的影响下,思维就得更加积极地工作,而得到的发现又能给人以人格尊严的内心感受。
我认为,学习和劳动的结合,就在于干活时思考和思考时干活。每一个少年都要在好几年的时间内受到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训练。我曾经苦苦思索过这个问题:这种训练怎样在智力发展上反映出来呢?生活做出了富有教益的回答:通过思维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双手的精确动作在实现着同样精确的设想,就使少年们变成聪明的思考者,他们是在研究和发现真理,而不是单纯地“浪费”现成的知识。我观察过这些少年设计者、育种者、电工和无线电工们是怎样对待理论知识的。在每一条真理上,他们都竭力要首先理解事实、物品、事物、现象、依存关系的现实本质。他们好像对某种判断先要仔细地看一看,深入地思考一下它的各个局部之间的逻辑联系。
课外小组的创造性活动使一些少年学会了思考。拿彼特里克的思维情况来说,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宝贵的特征:这孩子力求从自己的知识中找出那些能够跟新的东西联系起来的东西,力求用他所理解了的东西和以前靠思考与记忆所获得的东西来证实新东西的真理性。
凡是经过这种创造性劳动训练的学生,都能自觉地避免去背诵不理解的东西。譬如尼娜和彼特里克,在代数、几何、物理课上写下一条新的公式时,他们很自然地有一种对它先想一想的需要,深入思考一下这条公式所概括的是哪些东西。这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正像有必要用手和手指去触摸一下机器的零件和部件一样。
在培育大颗粒的小麦时,孩子们研究了植物的生命活动对许多条件的依赖性,如:土壤的微生物区系,泥土深层的湿度保持,土壤在播种前的整修,种子的生长力,等等。劳动也就是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的多种组合的研究和概括,是对这些因素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和思考。生活证明,如果在一个长时期内把劳动跟思考一些重要的依存关系和因果联系的思维活动结合起来(例如,在整个生长期内研究微量元素对禾本植物的生长和成熟的影响),如果总是这个思想深深地占据着和激动着学生的心,那么就能在学生身上培养出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即把一种思想当成个人的内心感受的能力。劳动与智慧的结合是智力情感的首要的源泉。
我的学生中有一些人思维比较迟钝,他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理解数学、物理、化学、历史上的概括性的原理和规律性。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内部的精神力量和动力眼看就要消耗殆尽了,无能为力的情况眼看就要来临了,他们的头脑即将停止对知识的思考。假若不是用劳动来鼓舞他们,不是通过手脑结合而产生的思想使他们内心感到激动,那么,上述的情况在彼特里克、尼娜、斯拉夫柯的身上是必然要出现的。这种智力的内在疲劳状态也会影响到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每一次,当这种内在力量空虚的威胁露出苗头的时候,我就竭力吸引学生去参加那种带有研究性和发现真理的性质的活动。当我的学生在五年级里学习的时候,学校里成立了无线电工、电子学、生物化学、土壤学的课外小组。在这里,一边要用显微镜、精密仪器做精细的研究工作,一边又要用凿子、榔头、钳子、锹、耙子、桶、叉子这些工具从事普通的、单调的体力劳动。然而正是在这种交替中,包含着智慧和双手和谐地融为一体的“秘密”:学生不觉得使用紧张的体力是最终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也是学生从事劳动的一种动力。
学校里为少年们开辟了几个在无线电工、电子学、生物化学、土壤学、杂交等方面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工作角。如果在少年时期,一个人没有在复杂的图纸或者仪器面前钻研得入了迷,除了这件有趣的活动以外而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那是很难设想他能受到完满的教育的。在这里,少年们变成了思考者和研究者,他们在科学思想和科学家们的丰功伟绩面前感到由衷的赞叹和敬仰。就在这些工作角里,点燃起关于未来的幻想的火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和风格,那些在许多情况下不能看见、无法直接观察的事物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和驾驭,是在学校里的劳动与智慧相结合的高级阶段进行的。在我的班上,没有一个学生是不迷上一种有趣的活动的。一个人可以有多种爱好,而且这些爱好看起来是相距甚远的。例如,有些学生爱好文学,在词的世界里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然而突然他们又研究起抗生素来了。少年机械化工作者“改行”搞起了无线电和电子学。在许多学生的精神生活中,长期地保持着两种甚至三种爱好。当我的学生上到六、七年级的时候,学校里开辟了一个“难题之室”。在它的门口,学生们抄录了马克思的话:“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但丁‘神曲’)。”在这个“难题之室”里,把一些最难解决的事(对少年来说,经过紧张的智慧努力可以解决的事)陈列出来;挂出一些无线电和电子学方面的示意图,号召学生按照它们制作出仪器和模型;也出了一些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复杂的应用题;出了一些研究生物化学和土壤学的课题。学生们跨进这个房间的门槛,就好像走进了科学宫殿的前厅。在这里,考验着人的性格,锻炼着人的意志,少年们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什么是自我教育。(本文来自《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中华教育改进社
建立于1921年,陶行知为主任干事,蔡元培、黄炎培、熊希龄、郭秉文等为董事,梁启超、孟禄等为名誉董事,主要成员还包含胡适、陈鹤琴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救国社团,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专业化、科学化、世界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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