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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新自由主义：
谁能决定“我要过怎样的人生”
个体与新自由主义：
谁能决定“我要过怎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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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你认为自我实现的观念已经过时，我对此感到遗憾。当然，我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当前的流动环境下，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指望一个延伸至未来的稳定观念了。1972年，一家日本银行打了一个广告：它向刚刚入职一家公司的年轻人提议，要与其终身保持密切合作，并列出了他生命中将会发生的所有人生大事，譬如从26岁时儿子出生、30岁时女儿出生，到女儿的婚礼，以及他退休后的欧洲旅行。这则银行广告的主意是，你定期向银行付款，当你真正需要这笔钱来支付婚礼、旅行或大学学费等费用时，银行会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向你提供超出你此时支出的金额。所以，你只需签一次字，银行就为你规划好了你的整个人生——尔后，你就可以按部就班地生活了。这让我想起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顺口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既残酷又准确：中产阶级把生活变成了一个项目。事实上，中产“以下”的人无法从项目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首先要不断地为生存而奋斗，而中产“以上”的人则无须做出长期的目标承诺，因为于他们而言，基本的回报——可以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的财务自由——已经不再是问题。
当然，你说得没错，此时此刻，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再为以上勾勒的未来打广告，也很少有人在签订工作合同时会真的以为它是终身契约。延伸至未来的稳定观念已然土崩瓦解。但我觉得，这种流动性并没有使自我实现本身过时，只是将自我实现的位置转移至别处。你曾在《自由》（1988年）一书中描述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中，消费已经取代工作，成为行使个人自由的方式。但这也与我的想法完全不一致。我可以理解你对“一个还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的模型，仍然有些模糊，布满了太多的空白点”所持的悲观态度。的确，社会实践似乎证实了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带有“重启”按钮的电子游戏为模式，而不是像辛纳屈曾经所做的经典宣言那样，以“我行我素”的自信步伐度过一生。是啊，既然人们频频更换恋人，搬家时也没有太多感伤，甚至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政党跳到另一个政党，那么谈论正在进行中的自我实现过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它尚未真的过时。
你刚才引用了伯恩斯坦的名言：“于我而言，最终目的微不足道,社会主义运动才是一切。”拿这句名言观照那些可能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也许会更有启示意义。这些社会所实现的社会主义，未必都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即暴力革命所引起的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而可能是以一种平静祥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实现的社会主义。我指的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形成期内一直由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因此，尽管其中一些国家有更多的右翼政治家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并没有改变北欧国家的基本精神，即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寻求共识，并将此作为解决问题之道。我想说的是，倘若一个国家的成功可以用其资源造福居民的程度来衡量的话，那么北欧国家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我指的并不是挪威的石油，因为挪威的石油开发得相当晚。以芬兰为例，它气候恶劣，人口密度低，外国人很难听懂它的语言，地底下也没有蕴藏可观的财富；然而，较之自然潜力更大的诸多国家，芬兰却能为人民提供更多东西。
芬兰
我们若将目光投向北欧的政治进程，就会马上想到伯恩斯坦的这句话。向着社会理想前进的人，不可能事先知道自己最终实现的理想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旅程没有终点，朝着理想前进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朝着理想迈进，你就不能假装自己已经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新世界的归化公民。是的，你可能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别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可能会赞同你的一部分想法，而反对另一部分。因此，向理想迈进的过程会改变你对理想的想象。一旦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你就会立即注意到，为了更接近你当下所憧憬的理想，你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一些可能是你的解决方案所产生的问题，另一些只是以前被你忽视或刚刚浮现出来的东西。
因此，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刺激因素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我们有改造社会、不断前进的想法；但另一方面，恰恰是缺乏一个固定的、长期的、可遵循的意识形态愿景，才确保了这场运动的成功。实现中期目标的路线图可以有，但一幅完整的社会建设蓝图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不能固守旧蓝图而不顾新愿景。这与“民主”本身的含义不尽相同，因为民主也可以发生在互不兼容的政治思维方式之间的斗争之地。然而，在北欧社会，朝向理想的运动遵循某些公认的原则，一种不可抛弃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可能会产生分歧和不可预测的社会结果。事实上，北欧社会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不仅是国民性格使然，还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做出的微观选择。即便如此，北欧的保守主义者通常也不会主张“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即女人应在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不会抑制女性积极、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那么，这番冗长的题外话究竟要表达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同样的前提出发来解决自我实现的问题：所谓自我实现，不是完成一项计划，不是遵循既定的人生轨迹，不是走一条或由我自己发明的、或被规定好的道路；相反，它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运动，受制于我为自己选择并将恪守的某些原则——如果途中发生的事情与我坚守的原则相抵触，那么我将不得不再次做出选择，二择其一。我想要实现自我，但我并不知道我是谁。对于这一出发点，想必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都会表示认同。
鲍曼：自我实现“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运动，受制于我为自己选择并将恪守的某些原则”——是的，当然！我很难不同意。尽管如此，自我实现不正是当今新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霸权所大肆利用的神话吗？它掩盖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对“命运”——显然是我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的操纵，其目的是集中打击留给个体的自由裁量空间及其回旋能力。半个世纪前的1964年，米歇尔·克罗泽在法国官僚体制的实践中发现了一种策略：解绑自己双手的同时捆住别人的双手；在时间的长河中，这种策略不正是对自我实现机会的根本性不均衡分布的一种预见性洞察吗？它洞察到，在我们所处的个体化的消费者社会中，自我实现是通过“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通过胡萝卜加大棒而不是赤裸裸的胁迫所产生的。我们真的能够满足新自由主义的要求，动用个人拥有和支配的资源来解决由社会造成的生活问题吗？从“法律上的个体”地位擢升至“实质上的个体”地位？！好吧，我们中的一些人——少数人，而且是越来越少的少数人——偶尔能够做到。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做不到。
……
在另一个场合，我曾说过，在我们这个流动的现代世界里，流动人口大致分为两类：游客和流浪者。游客是自由而快乐地选择流浪，而流浪者则是迫于无奈才成为游客的，内心充满恐惧和怨恨。尽管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但这两类人都不能或不会长期停滞不前。
在当今社会，风头正劲的名人从道德权威和道德导师手中承接了人生导师的角色。这样的社会环境倡导个体独立完成自我实现的使命。这一提议看似崇高，实则目光短浅、漫不经心，充其量是美学家（Schöngeisten）一厢情愿的渴望，因为它无视社会的残酷现实：这个社会预先设立了阻碍机制，不仅不利于个体的自治、自决和自我肯定，还阻碍个体贯彻“我为自己选择并将恪守的某些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追求所愿，但这确实意味着，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追求所愿实乃望尘莫及，这一事实既残酷又令人沮丧。作为一个顽固不化、无药可救的社会学家，我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永恒的视角观之，苏格拉底针对“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所提出的哲学策略，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但人们心甘情愿、卓有成效地践行这一策略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低得令人发指，在当今社会更是如此。
我全心全意地赞同你的看法：北欧社会正在奋力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压力，并极力清除这一意识形态霸权传达给个人的虚假、虚伪信息的毒素，这表明我们依然有望使经验现实接近道德真理所设定的标准。我只是希望，我们有能力证明这些北欧国家是为我们开辟道路的先锋，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异类。
作者:鲍曼·罗德
来源:《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张德旭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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