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李政道：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积极推动者（下）

为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物理学界除邀请国外知名物理学家访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外，还积极筹备重新加入国际物理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这是一项困扰中国物理学界和IUPAP近30 年的难题。1984 年10月，在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钱三强、副理事长周光召、吴大猷、IUPAP 主席希格班以及李政道等多方努力协调下终于得到解决。

中国物理学会在1932 年成立后便申请加入IUPAP，两年后被正式接纳为IUPAP 的会员。1935 至1946 年，受动荡的国际环境影响，IUPAP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均受影响。1947 年1 月，李书华、钱三强、汪德昭和蔡柏龄代表北平研究院参加IUPAP 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大会。1948 年3 月，中国物理学会按IUPAP规定，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组建了中国委员会并于同年6 月向IUPAP缴纳上一年会费40 英镑(160 美元)。不过，IUPAP 执行委员会鉴于中国委员会自1948 年后未缴纳会费且IUPAP 寄给中国科学院的信件和通告未收到回复，于1954年决定搁置中国委员会的会员资格。

1956 年9 月，IUPAP执委会通过苏联科学院提出的入会申请。苏联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研究所所长约飞积极建议中国科学院或其他组织加入IUPAP。约飞与中国物理学界关系密切，是中国物理学会名誉会员。经多方面沟通，在确认当时台湾尚无组织参加IUPAP活动情况下，周培源代表中国物理学会于1958 年4 月1 日正式申请加入IUPAP，声明中国物理学会“是全中国物理学家的唯一学术性团体。” IUPAP 执委会会议于同年7 月批准了该申请，同时通过台湾以“Chinese Physical Society in Taiwan”的入会申请。接受台湾为会员的决定立即引起中国大陆的强烈抗议。1959 年11 月12 日，周培源致信IUPAP 主席莫特，称中国物理学会只有在IUPAP 执行理事会废除这一错误决定，并断绝与台湾一切关系的条件下才同意成为IUPAP正式会员。

此后，“两个中国”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国物理学会重返IUPAP 的重要问题。尽管诸如福涅利、莱布尼茨、阿马尔迪、科尔文和尼尔森等IUPAP历任主席和秘书以及对华友好的IUPAP 核物理委员会主席及法国物理学会会长法拉吉、丹麦物理学家奥格·玻尔和IUPAP 极低温委员会主席劳纳斯马积极帮助中国重新加入IUPAP，但受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始终未能实现。1979年，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成功解决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的会员问题。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通过多轮协商后一致同意在“China”下，“The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和“The Biochem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China”共同成为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会员。这种模式为其他学术组织提供了范例。

1981 年9 月，希格班当选IUPAP 第17 届主席。他将“尽最大努力使中国成为IUPAP 成员”作为其个人任期主要任务之一。为此，IUPAP特别修改了章程，删除“国家”(nation)，引入了代表“认定的物理学会”的联络委员会概念。这解决了阻碍中国物理学会加入IUPAP 的问题。1984 年3~4 月，IUPAP秘书尼尔森访华尝试解决中国加入IUPAP的剩余障碍。期间，他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周光召非正式地讨论了中国加入IUPAP 的名称问题。周光召在1984 年4 月14 日给尼尔森信中表示中国物理学会在加入IUPAP 前需确认IUPAP 不会出现“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IUPAP 公报、摘要、论文集或任何其他出版物中也不会出现“台湾”。尼尔森向科尔文转达中方建议，指出中国大陆若能与台湾达成协议将会迅速加入IUPAP。考虑到李政道当时即将访问北京且他在大陆和台北均有很高的影响力，尼尔森建议请李政道作为双方的调停人。

1984 年4 月下旬至5 月下旬，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到北京、上海、合肥和西安讲学。在访问北京期间，他欣然答应周光召的请求，即与吴大猷商讨在“China”前提下北京的中国物理学会和台北的物理学会的名称。5 月底返美后，李政道立即致信尼尔森，称由于要到当年12 月份才能见到吴大猷，只好通过书信调解此事。他希望从尼尔森处获得中国标题下两个组织的首选措辞。尼尔森在回信中表示中国接受IUPAP 严格的政治中立立场。他认为双方立场很接近，能达成解决方案，但若无李政道调解仍有可能失败。尼尔森迫切希望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举办的第18 届IUPAP大会前解决这一问题，以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正式代表团参会，也有助于将中国代表纳入IUPAP 各委员会。1984 年7 月18 日，希格班正式邀请中国物理学会派代表团参加的里雅斯特大会，建议周光召担任团长。

1984 年国庆期间，李政道致信邓小平提出关于解决大陆、台湾的物理学会共同加入IUPAP 建议。10 月3 日，邓小平阅批李政道来信，同意按李政道的意见办，并批转方毅处理。两天后，即10 月5 日，周光召和李政道在北京签署备忘录，初步解决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台北共同加入IUPAP 的问题。钱三强立即将中国的情况写信告知希格班：

在李政道教授调解下，我们与台湾同胞就大陆和台湾地区参加IUPAP 问题达成明确共识。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为符合IUPAP大会通过的关于避免因列名而引起对代表领土误解的决议，同意将中国的两个组织列入IUPAP 成员名单：China：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China.

特别强调，大陆和台湾物理学家都仅能以上述指定名称而非任何其他名义参与IUPAP 活动。……代表全中国的物理学家共同参加IUPAP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相信只要我们在一个中国前提下聚在一起，台湾海峡两岸物理学家的科学交流前景会更好。在此，对您和IUPAP其他朋友的持续努力表示最热烈感谢。希望能继续努力使所有中国物理学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1984 年10 月8~13 日，周光召(团长)、赵凯华和杜祥琬三位中国大陆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的官方代表参加了在的里雅斯特举办的IUPAP第18 届大会。会议第一天，周光召与IUPAP主席希格班签署备忘录，最终两个组织在“China”下，以“The Chinese Physical Society”和“The Society of Physics located at Taipei, China”加入IUPAP。周光召还在此次大会上当选IUPAP副主席。至此，在几届IUPAP领导和中国物理学界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解决了中国加入IUPAP 问题。11 月10 日，尼尔森致信李政道，感谢在他“非凡”努力下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加入IUPAP，IUPAP 期待与中国物理学会在未来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关于李政道如何做调停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的《李政道文选》附录《李政道年谱》中有描述如下：是月(指10 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己的办公室，与在台北的沈君山(时任中国台湾的物理学会会长)、吴大猷，在北京的周光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三地同时通话，协调解决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参加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问题，台湾方面首次同意使用“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名义参加。

曾经担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长的柳怀祖也有相对详细的叙述：

1984 年下半年，李政道先生花了很大精力，十分认真地与海峡两边沟通，做了大量工作。一面同我方周光召副院长通电话、发传真讨论，同时又与台方“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及其代表沈君山先生电话和传真讨论，希望双方能在名称上达成协议。经过双方的努力，取得了一致意见。9 月25 日李政道先生与沈君山先生签署了备忘录。9 月30日李政道先生到京，在机场就与周光召最后讨论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周光召正式报告了中央，李政道先生10 月1 日就此事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建议。经中央批准后，10 月5 日周光召与李政道教授在京签署了备忘录，显然台北方面业已经过批准，李政道先生与吴大猷先生(的)代表沈君山传真签署了备忘录。解决了台湾地区的物理学会与中国物理学会分别以“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的名义共同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的问题，从而两岸物理学会一起参加了10 月7日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代表大会。

1986 年夏，李政道与周光召同在欧洲核子中心访问。周光召此次访问欧洲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代表中国科学院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创始成员参加当年7 月12 日该实验室的正式成立仪式并在《世界实验室章程》上签字，图3。世界实验室是由意大利政府出资支持的国际非政府性机构，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和科学家的自由流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科技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1982 年8 月，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俄罗斯实验物理学家卡皮查和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齐吉基联合起草《Eric Statement》，呼吁全球政府与科学家努力促成裁减核武，追求世界和平。这份宣言在1982 至1985年得到近万名科学家签名支持，直接促使世界实验室成立，还引起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里根及佩尔蒂尼等各国领导人关注。

图3 周光召、泰勒、齐吉基和韦利霍夫在Eric签署《东西南北无秘密无国界国际科学合作协定》(摄于1986年)

在日内瓦访问期间，李政道和周光召忧心于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认为尽管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正在逐渐复苏，但仍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低(或激励机制不力)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使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的学者能及时得到国际上基础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信息，得到从事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应有的鼓励。为此，周光召设想借助“世界实验室”促进中国基础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他和李政道设想同世界实验室合作，在其帮助下在中国组建一个学术机构促进国际交流，加快获得国际学术界最新信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经过慎重讨论，李政道建议中国科学院和世界实验室联合建立一个学术机构，促进国内外研究机构之间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项建议立即得到了世界实验室的赞同，也得到了中国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并经邓小平及有关部门迅速批准。1986 年8 月8 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请示有关成立高等科技中心相关问题：

今年七月十二日，由意大利科学家发起，中国科学院和欧洲、非洲的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及一些世界上知名科学家，在日内瓦创立了一个新的民间国际机构，称“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该中心主要由意大利政府捐助经费，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有关项目。

我被选为该中心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并得到200 万美元。可由我今后三年内安排使用。我愿意将此款用于争取祖国留美的优秀博士回国工作。

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引人瞩目的科研成果，从而使今后能取得类似的国外资助，开辟道路，拟在北京设立一个世界实验室的项目，称为：先进科技中心，英文名字是“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CAST”。

他在9 月28 日信中提到“先进科技中心”(最终命名为“中国高等科技中心”)能在短时间促成的一个主因是通过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吉基得到当时意大利外交部长安德烈奥蒂的大力支持并捐助巨款。邓小平在信上做出批示：“请李先生转达对安德雷奥蒂先生的好意表示感谢，对安先生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1986 年10 月17 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作为世界实验室的分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李政道担任中心主任，周光召担任副主任。第二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吉基夫妇和李政道夫妇。他称赞成立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他感谢齐吉基和李政道热心帮助成立中国高等科技中心，还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既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很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自成立以后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举办了数十次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多学科前沿交叉，对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图4。中心下设“凝聚态物理分中心”、“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分中心”、“天文及天体物理分中心”及“理论物理分中心”，开展相应的活动。例如，中心在1987 年高能物理与同步辐射分中心组织粲物理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即将开展的物理工作而召开，内容涉及粲物理、粲介子衰变的理论及实验、J/ψ衰变中的介子谱学、J/ψ及辐射衰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粲物理、固定靶实验等。此外，1998 年国内计划在上海建设同步辐射光源，急需培养专业人才。中心和美国加速器学校合作从美国、欧洲聘请30 位国际知名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以及2 名中国加速器专家在北京开办“1998 年中国加速器物理学校”。吸引全国100 多位年轻学生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为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加速器建设和运行培养一批人才。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学术交流遇阻。为克服困难，李政道提出“青年学者归国工作计划”，组织或推荐通过“CUSPEA”考试及国内选送赴国外深造、学而有成的青年学者，回国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系统介绍高温超导、量子色动力学和量子霍尔效应等物理学前沿学科最新进展并与国内学者合作研究，取得了预期效果。

图4 意大利物理学会于2014 年(伽利略诞辰450 周年)将“Galileo Galilei”特别奖章授予李政道和齐吉基，以表彰他们在意大利以及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为传播伽利略思想和作品所做的努力

20 世纪70 年代初，一批华裔科学家在中美关系转暖后能够回国访问，利用不同渠道、采用不同方式对中国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建言献策，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李政道倾心倾力促进基础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针对中国的国情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在1972 年和1974 年回国访问时大力提倡应重视基础研究及相关人才的培养，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议，推动了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和人才培养断层问题的部分解决。20 世纪70 至80 年代，李政道多次回国讲学，促进中国教学和科研的恢复。他还提议设立博士后制度和国家自然基金制度，为两项重要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80 年代中期，他形象地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的关系表述为“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至今，年近百岁的李先生仍然关心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实验和理论的发展。

李政道帮助建立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长效合作机制，试图通过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打开局面带动其他方面发展。他提出的CUSPEA 项目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研究生赴美留学开辟了绿色通道。事实上，他积极推动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帮助中国组织和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在中国物理学界重返国际重要物理学组织中扮演了调停人角色。他领导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营造了宽松、开放、合作的学术环境。1991 年6 月，他在“青年学者归国工作计划”之一的“凝聚态物理暑期学校”讲话时指出：“多年来，我为中国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了些工作，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起头来。” （完）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和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在查阅相关档案时的周到帮助。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Y2022058)、中外科技创新史比较研究——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和《(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科技史卷项目的支持。

本文选自《现代物理知识》2023年5期 YWA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