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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大仓桥南岸的灌顶禅院，珍藏了两块明代古碑－－《松江水次仓新建关帝庙记》和《松江西仓桥关帝庙买田重修廊房记》，分别撰于明天启二年（1622）和崇祯十七年（1644）。两碑正文虽然加起来不过400余字，但信息量很大，具有很重要的文物和历史价值。
《松江水次仓新建关帝庙记》保存较为完好，正文240余字基本可以识读：
“水次仓系国家漕储要地，外而三泖风帆荡漾，内而一城食货浩穰，信郭西上游也。万历三十年间，因总厅旧基创立关帝庙，众议借此以镇压冲途，亦不朽盛事乎！赖晋州王君春宇、汾阳朱君□□辈行商于此，仗义捐金，助成胜举。庙貌尊崇，香火修饬，通政使许公惺所、邑侯李公延之摽题前楹□。而郡侯张公光缙亦晋人也，谒庙而色喜，特赐之匾“舆情胥戴”。千百年灵境，此其首称矣！
住持僧如淮其徒性闻恪守清规相继，晨昏暮鼓，能使远近归依者蝟集。是岁复建□，敞轩益恢旧制，此虽□□作兴有机，而衲子竭蹷补葺、诸善士始终乐成，其功皆不可泯之于他日也。朱近城有贤子登壬戌第，谓非朱氏生平仗义报哉！并为之记。”
落款：“天启壬戌岁孟冬吉旦，八十一叟陆应阳识并书”，下面是“大明国山西平阳府临汾县、汾州府汾阳县信商”共53人的姓名。
根据这个碑文，我们知道灌顶禅院的前身是建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关帝庙，开山祖为如淮法师，由山西临汾商人王春宇和汾阳一名朱姓商人领衔，募集资金创建。后来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616－1618）担任松江知府的山西泽州人张光缙，前来拜谒关帝庙后非常欢喜，特地题写了匾额“舆情胥戴”。
20年后，即天启二年（1622，农历壬戌年），在如淮法师的弟子性闻的主持下，临汾和汾阳商人姚崇殷、王应元等53名晋商和朱近城等松江人共襄盛举，重修关帝庙，新庙更加宽敞高大。被誉为“云间高士”的松江诗人、书法家，时年81岁高龄的陆应阳撰写了《松江水次仓新建关帝庙碑记》。
又过了22年，崇祯十七年（1644）十月，众商再次捐资买田献给关帝庙作为重修廊房。松江人、福建道御史王元瑞撰写的《松江西仓桥关帝庙买田重修廊房碑记》风化比较严重，正文160余字，只能识读出“郡西仓城水次有关帝庙焉。始自晋省诸商创建。实为一方保障，万民瞻仰，神灵庇佑，获福良多，喜出资财，供奉香火灯油”，赵国祚等购买田产“二十亩”，写明田产的具体位置，刻石为记，以便行之久远，“万无一失”。这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当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明年年号为弘光，这就是南明弘光政权，因此碑文用的还是崇祯年号。
从万历三十年至崇祯十七年（1602－1644），42年间山西商人三次主导了关帝庙的新建、重修和购田。第一次是临汾商人王春宇和汾阳一名朱姓商人领衔，具体捐资人数不详；第二次还是临汾和汾阳两地商人，共53人捐资；第三次没有说明具体府县，捐资人多达150人，应还是以晋商为主。
山西解州关帝庙，乾隆钦定的“神勇”牌匾
晋商因为与关公的地缘关系，因此每到一地，总是乐于捐建关帝庙。从这两块古碑，可以看出晚明时期晋商在松江的影响之一斑。而山西籍官员对此也十分热衷，从松江知府张光缙为之题匾“舆情胥戴”，可以想像其“色喜”的神采。
从这些捐资人的姓名中，可以发现天启二年的捐资人当中至少有黄中祥、武九勋、王天祐在崇祯十七年再次捐资，而且黄、武二人还排名在第二、第三，说明他们在松江经营的时间不少于22年，而且生意兴隆，因此才会再次感谢“神灵庇佑，获福良多，喜出资财”。另一位捐资人孔家脉，在崇祯五年（1632）成为浙江遂安县主簿（县官中的第三位，排在知县、县丞之后），他很有可能也是通过捐纳而走上仕途。捐资人当中还有些明显有亲属关系，如第一块碑中的安登明、安登灜显然是兄弟，还有些同姓之人很可能是同县同宗。
二
松江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许乐善（号惺所）和李逢申（字延之）题写了楹联。许乐善和李逢申，都是进士出身，名列清代徐璋《邦彦画像》，生前身后都是松江人非常尊重的乡贤。许乐善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在南京通政使任上告老还乡，李逢申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慈溪知县，因此碑文以知县的雅称“邑侯”称之，由此也可知二人题写楹联并非在关帝庙始建之时。
除了松江名流撰写碑文之外，第一块碑文中还提到一位朱近城，没有说明他是哪里人，但“朱近城有贤子登壬戌第”提供了线索。查《（崇祯）松江府志》，天启壬戌科即天启二年，也就是重修关帝庙的当年，松江府共有14人考中进士，其中就有“朱长世， 子久， 工部郎中”，再查当年的进士榜，可知朱长世考中二甲第28名。朱长世，字子久，考中进士后授工部郎中，应该就是朱近城的儿子。陆应阳特地提到这件事，赞叹这是朱近城“生平仗义”的福报。有意思的是，文中却并没有列出朱近城捐资的情况，可能正是出自朱近城为善而不求名的高贵品格，这就更加可贵了。
入清以后，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官至礼部侍郎、曾任康熙帝书法老师的松江人沈荃撰《重修西仓关帝祠记》。两年以后，许乐善的曾孙、后来官至云南按察使的许缵曾撰《关帝祠长明灯常住田碑记》。两块碑后都列有捐赠情况，可惜俱已不存。
三
民国年间编纂的《华娄续志残稿·金石志》记载了当时保存在关帝庙的三块古碑，除了天启二年陆应阳所撰《松江水次仓新建关帝庙记》之外，还有两块碑：
其一：“水次仓新建关帝庙碑记，天启元年四月立石，郡人董其昌撰，许乐善篆，行书十四行，行四十字，后刻应天太平松江三府助建人题名十七列，额无。今存大仓桥关帝庙。”
其二：“关帝祠长明灯常住田碑记。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许缵曾撰，许定陞书，正书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后刻乐助信士及田亩四行，计五列，有额，题香灯碑记四篆书。今存大仓桥本庙。”
所谓“后刻应天太平松江三府助建人题名十七列”，与陆应阳所撰不符。按常识推测，如果天启元年董其昌撰文，次年陆应阳为同一座关帝庙撰文，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出现如此前后矛盾的记述。对照《松江西仓桥关帝庙买田重修廊房碑记》，后面题名助建人17列，题额“香灯碑记”，又分别与这两块“碑”的信息部分吻合。
《华娄续志残稿》没有记载一直保存在关帝庙的《松江西仓桥关帝庙买田重修廊房碑记》，却记载两块充满疑点的“碑”，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为误记。
最后，顺便说一句：关公为儒释道三教共同尊奉，主持关帝庙的有佛教也有道教。万历三十年（1602）始建的水次仓关帝庙，后来历代重修，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重建，易名灌顶禅院，始终是佛教寺院。《上海道教碑刻资料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了这两块碑文，实为编者疏忽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