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工作，爸爸告诉我到单位，见到领导要称：“领导好！”。说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恭”和“敬”。
后来接受的政治教育多了才知道，这是礼仪，也是革命分工，但没有“高、低、贵、贱”。
后来听说，刘少奇同志国庆节接见工人代表时传祥时，说自己当国家主席，你做环卫工人，咱俩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我把这个故事一直记了大半辈子。
后来我也当过几天干部，心里还念着刘主席都是“人民勤务员”的故事，只觉得自己也成干部了，是进步了的表现，是不识字的父母告诫自己要上进的实现，当干部之后，称呼变了，但我与上下左右的关系一点儿没变，领导该批评我还是批评我，同事该跟我急眼照样急眼。
当然，我把职工的意见该给领导反映的照样反映，过年过节该给职工申请福利的照样申请，每周一次卫生小检查，每月一次卫生大检查，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基本一点儿不留情面。
当然，我办公室的玻璃最干净也是大家公认的。上下左右关系其乐融融，根本不存在什么隔阂，更谈不上“脱离群众”。后来改革深化国企转制“瘦身”，我下岗“再就业”了。重新成为群众一员反而觉得轻松不少，不用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用牢记“一切向我看齐”，办公室玻璃也不用擦得第一净，觉得不当干部比当干部好多了。
再后来呢？再后来我慢慢发现，对领导、对干部的称呼好像变了，一点一点地变。
先是称一把手，二把手，后来称老一、老二，还有称老大、老二。企业呢？也随着外企民企叫“老板”了。
这是有所指的。对整体干部队伍的称谓呢？不叫“公仆”，也不叫“人民勤务员”了，叫“官员”，口语化叫“官儿”。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形式一定反映内容，内容只能通过形式表达。
当年我们党为什么将工作在各级岗位上的负责同志，一律改称为“干部”，刘少奇主席还特意将其内涵作了通俗而深刻的阐释，定义为“公仆”和“人民勤务员”。
就是通过这种称谓变化，让党的各级工作人员记住初心，记住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记住干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继续干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当“半截子”革命派半途而废。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旗帜没有变，我们的事业没有变，我们的追求没有变，我们的称谓为什么会变了呢？
当然，它不是公开地变，正式地变，而是私下里变，一点点地变的。
我以为，这样的变更可怕，更危险，更值得警惕。
要知道“千里大堤毁于蚁穴”，因为量变不止住，质变止不住。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吗？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