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1939年12月21日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
——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
毛主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近来，国内再次发生恶性袭击日本幼童事件，我在微博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句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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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前夕与战争进行期间，日本国内反华气氛高涨，从民间媒体到课堂学生教材，无不杀气腾腾、个个要灭我中华于极瞬之间。
可是在毛主席眼里，那些狂热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童稚时就学习操作玩具枪和玩具手雷、被教说“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军国主义教育的受害者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在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提出不应这样伤害日本平民：“尽管日本是坏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对罪犯难道就能够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平民和战犯都去杀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伤害到平民，我们当时八路军那个时候连俘虏都不杀，我们杀了日本人的军人，他犯过法，他杀过人，但是我们抓了他，我们要改造他。”同时，毛主席也看穿美帝的阴谋、一针见血地点明美帝不过是耀武扬威地进行原子弹宣传。毛主席还自信地表示：“原子弹无非是一个纸老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有力量，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背叛人民，他们不站在人民这边”、“是人民决定谁胜谁负，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心所向的话，原子弹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原则，同时也是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胸怀：时刻牢记“解放全人类”，特别是解放受苦受难的人，哪怕这些人是身处于敌对国家中。在毛主席时代，我们一方面进行要求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也加大对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的支持，帮助被美帝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统治的日本人民进行民主化斗争。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时，更是呼出惊世高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对被解放者的政治同情和对解放者自身的政治自信，二者促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政治正义，即一切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1951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说的：“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结合这次深圳袭击日本幼童事件，我真的遗憾感叹，一切都回不去了......B站账号：阳春白靴
1976年，南开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难道他们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吗？否。他们要扑灭的只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他们自己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停止过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修正主义者那样起劲地鼓吹‘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难道他们真的热心于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热心的是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革命，革谁的命，谁自然便是抵触革命、反对革命的急先锋。
反对革命者，从历史走来有一个相当浩长且人民导向的罪冠：「反革命」。
1925年，民国时代著名的白色媒体、媚洋改良派杂志《现代评论》刊文：“现在社会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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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民族主义工业党们在国家主义层面所秉持着沙文主义世界观，其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他们在维稳主义层面也同样秉持着等级主义治国论。即：一切均用民族主义的叙事去麻痹轻易共情的受众，实现去阶级化、去革命化、去社会主义化的诉求。认清这一点，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团结起来”的政治前提。![]()
否则，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案文：“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而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的一段话来为本文做收尾，则更为宏大和精妙：“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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