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大历史视野下的考古学与艺术史”学术会议

文摘 2024-12-21 17:23 甘肃

以下内容来源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24年11月30日，“大历史视野下的考古学与艺术史”学术会议在家园国际酒店国际会议厅举行。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和四川大学的数位资深教授和来自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大学、四川美术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数十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王煜教授主持，特邀西北大学罗丰教授对会议进行总结发言。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王煜教授主持。王煜教授介绍了到场学者，并对学者们的到来表示感谢，接着简单介绍了会议的形式，本次会议尝试以报告与讨论并重的形式进行，由资深教授做报告，中青年学者参与讨论和提问，希望能在交流碰撞中激发出新的观点，促进学术的传承发展。之后由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学术院长霍巍先生致辞。霍巍教授首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学者、师生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能以资深学者的思考引导、激发中青年学者。接着，霍巍教授对“大历史”的概念进行阐释。“大历史”是美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的概念，他将自然史和人类史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融合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叙述。霍巍教授希望本次会议能在“大历史”的概念下，站在时代的高度，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藩篱，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也希望以资深学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经历激发中青年学者，引导他们走出自己的学术之路。开幕式结束后，到场学者一起合影留念。

王煜教授主持开幕式

霍巍教授致辞

第一场主旨报告的主题为“自有乾坤：墓葬考古与历史场景”，由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的齐东方先生带来题为“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国历史时期墓葬的演变”的报告。

齐东方教授指出，我国上世纪墓葬考古的研究重点在于墓葬的分期和类型学研究，在基本的考古学框架建立起来后，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墓葬礼俗。在进行诸多个案研究以后，他认为，未来的墓葬研究主要有三个可以深入的方向：一是纵向对比不同时代之间墓葬的异同，二是横向对比同一时代中外不同地区的墓葬特点，三是进行跨学科交流，不只考古学者关心古代墓葬相关问题，美术史、哲学等的学者也对这一类问题非常重视。

接下来，齐教授围绕这三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由于对生与死的看法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墓葬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大差异。通过对比中外墓葬，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墓葬的独特之处：虽然各个时期的葬俗有所不同，但“事死如事生”的核心观念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导致厚葬一直是中国墓葬的传统。他以袁世凯的葬礼及墓葬为例，说明每当到了大的时代转折时，在墓葬表现形式上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其核心观念始终没有太多变化。厚葬观念产生的原因，齐教授认为与中国文化中“孝”的观念紧密相关。《礼记·中庸》记载，守丧期间要垂涕痛哭、穿粗衣、不饮酒食肉、不同房、住草庐等，因此，厚葬被视为彰显子孙孝心最直接的方式，这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均有所记载，唐代甚至专门形成了为丧家筹备丧事的“凶肆”。由于对死亡和丧葬特别看重，因此丧葬既是亲情的延续，有时也是政治生活的延续。

齐东方教授作主旨发言

接着，齐教授谈到中国人的生死观。对于死亡，中国古代有各种离奇的传说，对死后世界交织着各种谎言、神话、企图、向往，出现了几乎是中国独有的魂、魄、鬼、神、仙的信仰。魂、魄是两个重要概念。魂是阳气，魄是阴气。魂与魄合一就是生命，魂魄离散就是死亡。人死，精神与形体脱离，精神升天，形体在地，要“藏形于墓，安魂于庙”。这些无法验证的信仰，又体现在丧葬活动“丧、葬、祭”三个方面，考古发现主要是“葬”的一部分，却在墓葬的形制、壁画、随葬品等方面有所展示。齐教授强调，观念、习俗、礼仪、制度是墓葬中的四个维度。“观念”是人们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事物的认识和觉悟，来自于主体本身的意识能力和成长环境。“习俗”是长期形成的习惯、风尚，具有自发性，与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特定区域内的人联系在一起。“礼仪”指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要求人各安其位而不逾度，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制度”由国家颁布，具有强制性，甚至转化为法律条文，由一个强有力的仲裁机构负责。

随后，齐教授还谈到中国历史时期墓葬的三大转折点。第一次转折发生在西汉中期，“室墓”逐渐取代了“椁墓”，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死后形、神关系的认识改变。墓葬不仅埋葬尸体，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在坟墓祭祀，需要有相应的礼仪空间，必然会引起墓葬形制的划时代变化。当然，墓葬壁画、随葬品也不同于以前；第二次转折在汉魏之际，由于盗掘墓葬的现象非常严重，导致墓葬制度出现变革，薄葬的风潮逐渐兴起；第三次转折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乞求安宁，消灾解难成为人们普遍的向往，也启动了人们如何对待生与死全面的反思。最后，他总结道，对生与死的认识，决定了丧葬方式，丧葬方式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为死亡举行的丧葬活动，要遵循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政治权利的监督。

之后进入第一场主旨汇报的讨论环节。四川大学的焦阳老师首先发言，她认为生死观一直是学者讨论的重点，古代人就一直在讨论人死后是否有知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引出人死后是成仙还是为鬼等问题，相关的讨论非常复杂，且同时代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生死观往往也存在很大差别，青年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时要多加注意。武汉大学的金弘翔老师谈到，在以往学者进行研究时，会有一定的惯用思路，在分析完考古材料以后，以较空泛的历史大背景来解释考古材料的变化。同时，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将墓葬中属于“礼仪”的部分和属于“制度”的部分完全区分开。齐教授认为礼仪与制度不是简单的递增。礼仪对一个人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但不是强制性的，而制度则是对一个人的强制要求。从考古材料中仔细爬梳，是可以将二者区分开的，但无需在每座墓葬中都试图将二者完全区分开。四川师范大学的何沁冰老师继续发言，她谈到“事死如事生”作为我国古代主导性、根本性的丧葬思想，透过墓葬看待死者的丧葬、宗教观念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但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中下层墓葬常出现与礼仪制度不匹配的现象，该如何看待。来自浙江大学的吕瑞东老师提出在进行历史时期晚段研究时，很多时候并没有确切的丧葬制度或礼仪可供参考，文献记载的丧葬制度没有被强制执行，可能存在混用的现象，在研究中值得加以注意。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潘绍池副研究员谈到宋代存在“倒葬”的现象，从后蜀时期到两宋时期，墓葬朝向从背山面水再到与山平行再到朝向山，有关这一变化的文献记载较少，向与会学者讨论。

与会学者进行讨论

齐东方教授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了简要回应。他认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不符的现象常有发生，不能将二者机械地结合在一起，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正是考古学的价值所在。有关宋代墓葬朝向的问题，他认为宋以后在营建墓葬时存在不同的风水流派，可能对墓葬的建设产生过一定影响。之后，霍巍教授谈到齐教授的发言是在大历史视野下对墓葬研究进行的讨论，在研究中，应在这种视角下对实物进行思考。最后，王煜教授谈到齐教授提到的我国古代墓葬的三次转折点，这三次转折的节点、范围、过程、影响等都有很大不同，青年学者需要进行进一步细致研究。

第二场主旨报告的主题为“见字如晤：出土文献与历史记忆”，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超研究员带来题为“古代石刻研究的盛况与有待深入的基础工作”的报告。

赵超研究员指出，近年来有关古代石刻的资料越来越丰富，为研究提供很大便利。有关古代石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涉及的课题也包括了考古文物研究到古代经济、政治、法律、文化、艺术、民俗、宗教等广泛的历史专题研究。很多研究都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大量青年学者的加入，带来了当代学术界结合新科技手段产生的一些新研究方法。这一发展与国家近来对于石刻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密切相关。

但石刻研究仍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他主要提及到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编集全国石刻总目和全国石刻资料库系统的工作。古代石刻数量极为庞大，分布十分广泛，延续时代又几乎包括从先秦到民国的整个历史时期。要了解它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需要有一个能够基本汇集全国石刻遗存的总目录。现在各地零散编集的石刻图录、目录，以及各种单独类型石刻的汇编都有大量出版。但是都不能反映石刻的全貌。而且各种著录体例不一，所能提供的文化信息各有偏重，不能籍此掌握一件石刻的全部具体信息。这对于石刻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其次，在编著石刻总目中结合实地考古调查，充分吸收原金石著录中的有关记录资料，对碑石的所在地、外形形制、保存情况等予以全面准确的记录这一点，正是以前的金石著录乃至现在的一些石刻目录、汇编中所缺乏的，也是需要大力补充的考古学研究信息。这应该是现在编集石刻图录、目录等著录时必须强调的，也是将石刻资料从金石学、文献历史学的范畴扩大到考古学与历史学综合研究的大角度。再次，石刻材料中的图像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现在主要关注的有汉代画像石和佛教造像、石窟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艺术石刻有待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比如建筑装饰、石狮、石人、石刻线画等等。将这些艺术石刻分门别类地专项梳理，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目前做的比较多的工作。但是将它们互相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比较梳理，考察其工艺、造型、构图、装饰手法等等的相互联系，探讨其中的艺术发展脉络和历史文化背景等。似乎做得不多，也是有待加强之处。

赵超研究员作主旨发言

最后，赵超研究员强调要增加对于田野调查与民间访碑的关注，加强文物普查和保护，争取发现更多的古代石刻遗存，特别是散布在山野中的摩崖石刻和小型石窟遗存。之后，他又对我国古代的石刻线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石刻线画是重要的图像资源。它们对于了解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渊源、艺术特点与发展变化等重要课题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汉代开始出现的石刻线画制作，从现有资料中可见，有关技法与制作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特别是在汉代至唐代期间广泛应用，有着大量精美作品存在，现存材料即不下千件，并且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多种基本技法，与各时代流行过的不同画派互相映证。它与中国古代绘画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存最早的石刻线画是来自于汉代画像石，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氏石室画像石即为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墓葬石刻方面，20世纪以来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石刻线画作品。传承几千年的石刻线画是十分珍贵的考古研究与美术史研究资料。它们不仅清晰地表现出古代中国石刻技艺的传承沿袭情况，留存了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古代艺术珍品，而且纵向梳理，可以展现出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不同时代文化艺术的特点。也会有助于考古文物的断代考订。横向比较，会使我们看到各个时代古代画家的多种绘画风格及外来艺术的影响，解析有关的历史文化内涵。

接着，由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柄林教授带来题为“敦煌出土汉简对西汉历史研究的贡献”的报告。

郑柄林教授指出，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彻底改变了西汉与匈奴之间的态势。《汉书·西域传》、《汉书·郑吉传》等亦记载了匈奴日逐王投降西汉的过程。而《资治通鉴》将《匈奴传》与《郑吉传》综合在一起，记载了日逐王投降西汉的经过。胡三省对其中的“河曲”一词注曰：“黄河千里一曲，此当金城郡界。”郑教授认为，此“河曲”应在西域，为西汉渠犂屯田军队与匈奴日逐王管辖地方的结合部，而且这个地点应当在靠近日逐王管辖的地方。河曲并不在金城郡，而是在敦煌以西的地方，郑教授推测应当在渠犂以北焉耆一带。开都河与塔里木河在渠犂之南汇合，因此渠犂附近是两河交汇之地，应当是所谓河曲之地。同时，根据悬泉汉简Ⅰ91DXT0309③:167-168《神爵二年悬泉厩佐迎送日逐王廪食册》、悬泉置遗址采集1301简（87—89DXC:12）、悬泉汉简Ⅱ90DXT0313③:5等的记载可知郑吉护送匈奴日逐王前往长安时，并没有将日逐王与其部落万余人一起送往长安，而是分批护送东行。

郑炳林教授作主旨发言

随后，郑教授就悬泉汉简与楼兰国历史研究进行了讨论。他提到《汉书·西域传》记载楼兰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就是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并以尉屠耆为王，改楼兰为鄯善。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楼兰王死，楼兰更立新王，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后王又死，匈奴抢先遣质子归，得立为王。同样的记载还见于《汉书·傅介子传》。根据《水经注》河水注的记载，西汉政府派遣楼兰的军队主要是来自附近的敦煌郡。而《水经注》的记载与《汉书·西域传》有一定出入，郑教授推测西汉派遣屯田的吏士四十人和敦煌郡派遣敦煌、酒泉兵千人至楼兰屯田是前后同时进行的。通过研究得知，鄯善是西汉经敦煌与西域交往中来往最为频繁的西域地方政权之一。同时，作为孔道之地的鄯善在元凤四年之后交往程度如何，敦煌悬泉汉简多次记载到鄯善经敦煌通使西汉，并向西汉政府奉献名马等物品，这些记载都是《汉书·西域传》中未曾提到的。而敦煌悬泉汉简则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为我们了解西汉与鄯善的交往增添了新的内容。

最后，郑教授就辛武贤出兵敦煌与漕渠开凿进行了讨论。他详细介绍了敦煌悬泉汉简关于这两件史实的内容。根据敦煌悬泉汉简Ⅱ90DXT0111①:312记载：“以给食请使者，以缭奴婢畜物付敦煌大守，太守受马，马畜入，官移直大仆。奴婢赎食传送诣将军莫[府]□/偿贾直如会宗言，颇可许，臣请敦煌大守受缭奴婢及自赎马畜，马畜入官，移直大仆。奴婢传送赎□。”上述记载中的会宗是段会宗；缭，应当是冯嫽；将军幕府，应当是指破羌将军辛武贤的幕府。而辛武贤在敦煌有两个时期，一是元康年间对南山羌战争时，另一则是甘露二年准备征伐乌孙时。甘露二年破羌将军酒泉太守辛武贤率兵万人至敦煌，开幕府，到敦煌开幕府的将军只有辛武贤，因此此处记载的是冯嫽经过敦煌时其携带的物资处置情况。而漕渠开凿则可见于敦煌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④:34：“敦煌郡塞外漕作仓穿渠”、ⅡT0216②:657：“玉门塞外穿渠漕”、Ⅱ90DXT0114③:463：“初元（元）年八月戊子，御史少史任增谊迎护敦煌塞外穿治漕渠”等记载。

之后进入第二场主旨汇报的讨论环节。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四川大学的董华锋教授。董教授指出赵超研究员的讲座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石刻材料注入了新的思想养料，指明了研究方向并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他指出郑先生开拓进取的精神值得研究者学习，学术研究中扎实的基础是极其关键的。随后，四川大学的黄博副教授指出，宋代皇帝肖像图的产生可能受到了墓葬石刻中图像的影响，宋代皇帝肖像图的崇拜和运用可能起源于当时社会的丧葬礼仪。他认为随着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一部分理学家普遍贬低艺术性活动，这导致艺术生活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有所下降，并使宋代书法的地位有一定衰落。而宋代石刻的书法状况则与之类似。除此之外，黄教授还提到汉简的艺术性较高，而相比之下宋代碑刻的书法则不会被作为临摹的范本。随后，四川大学的张亮副教授强调了赵超先生报告中建设石刻数据库的想法。同时，他也指出现有石刻资料性质著作的材料呈现形式多不统一，并对此类著作资料形式上一般需要包括石刻材料的哪些方面提出了疑问。另外，张教授还询问到在田野现场做石刻记录时，除去释文之外，还有哪些方面的信息值得记录。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赵川副教授则谈到了AI技术对于推动建设石刻材料数据库的可能性。同时，鉴于石刻材料整理工作的紧迫性，他还提出通过多单位合作将四川地区石刻材料按时段整理的想法。除此之外，他认为汉简文书对于宗教考古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最后，赵川教授还补充谈到出土材料应用于文献研究的复杂性。其后，南开大学的齐广老师指出赵超先生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总结了石刻研究的相关问题，而郑柄林先生则讨论了一个相对微观的简牍研究问题。齐老师谈到，近些年来已有大量学者在做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如传统上考古学重点关注石刻材料的出土位置和形制，文学和历史学则更注重石刻的文本内容，而艺术史可能更注意石刻的雕刻技法。齐老师指出尽管各学科领域在交叉背景下已经在朝同一个研究方向努力，但由于学科背景不同，难免会对同一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面临同一问题时，应当如何去弥合不同学科之间的分歧，这是宏观层面需要考虑的。而在微观层面，齐老师谈到了石刻的的定名问题，尤其是在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石刻开始起步发展的阶段，我们应如何协调或解决石刻形制和自名之间的矛盾。最后，来自四川大学的张媛媛老师进行了发言。她认为石刻的图像和文字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如石窟造像研究上，与石窟图像同出的文字是破解图像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这些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石窟的性质和题材；另一方面，文字资料可以指示造像顺序和主次的关系。除此之外，一些文字资料在说明一些特殊的观念时所发挥的作用是造像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张老师认为单纯图像和单纯文字的研究都是十分有限的，二者所长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应是互补关系。

与会学者进行讨论

在本场主旨汇报的回应部分，赵超研究员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了简要回应。石刻整理方面，赵超研究员指出石刻材料相当庞杂，种类丰富，因此其存在、出土和保存的情况也都是各有千秋。田野考古一般接触的都是发掘出来的石刻材料，而更多的石刻材料则实际上属于传世石刻。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看，石刻文物的记录力求全面、完整反映文物的信息。所揭露出的文化信息越多，我们就越能够了解古代社会。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最多的石刻材料当属墓志、残碑等。对于这些出土品，应尽可能把它们和考古发掘报告的信息联系起来，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其出土地层、周围伴生器物、有关环境地点以及整个地区的状况等。通过这些发掘情况的简要介绍，我们会更加全面有效地掌握石刻的文化信息。至于传世文物部分，则需要把能够掌握到的有关石刻文物的来源、去脉、原来所在地等情况都反映出来。总而言之，研究者需要把石刻上的文化信息尽量多地表达出来。最后，赵超先生还提到，石刻的形制和定义是目前学术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石刻原出的位置并不清楚，因此我们不应该通过表面信息直接对其下定义，而是要结合石刻的形制和当时具体的应用范围以及应用地点来综合判断其性质。

上午议程的最后，霍巍教授首先对两位老师的报告表示感谢。随后霍巍教授指出两位先生从个案研究和宏观视野两个角度展示了出土文献与大历史视野下的考古学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接着霍巍教授高度认同了郑柄林教授不断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还指出赵超研究员将考古学很多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古代的传统学术完美嫁接了起来。总而言之，以上两位教授和齐东方教授上午的发言以及青年研究者和专家们的交流十分宝贵。时间虽短，但学术浓度很高。最后，霍巍教授宣布上午会议的全部议程到此结束，期待下午精彩的会议。

会议现场

下午的会议由王煜教授主持。第三场主旨汇报的主题为“八面来风：文明交流与历史进程”。首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教授带来了题为“敦煌天王画细节：胸甲护镜中的西方艺术”的报告。

葛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北朝隋唐时期流行的佛教天王图是壁画、雕塑和绢画等载体上较为突出的表现艺术。而其上天王威猛盔甲形象中的胸甲圆护镜却很少受到关注。将敦煌流散海外的英国《行道天王图》绢画，法国《毗沙门天王像》幡画画稿，开运四年（947）纸本版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榆林窟第15窟胸甲人面天王图壁画等材料置于一处，并结合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中古时代天王俑艺术造型进行梳理分析，可以追踪罗马胸甲艺术流传入华辗转的演化，从而确定中国天王胸甲护镜中的人脸、鹰隼、狮头等造型均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艺术。

其次，葛教授详细介绍了敦煌天王画中的人面造型胸甲材料。唐代穿戴铠甲的武士是一种常见传奇象征的绘画与雕塑主题。而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天王、力士塑像往往融入了中原礼冠影响，天王泥塑胸甲上虽有明光镜，却没有源自外域武士胸甲的神人和神兽。敦煌雕塑只有常见的明光镜却没有胸甲神怪出现，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葛承雍教授做主旨发言

之后，葛教授指出中亚西域胸甲艺术是从希腊罗马传入的。将带有神话或宗教色彩的兽面或人面贴于胸甲之上来为了获得神助的护佑方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而在公元前的罗马已非常普遍了。罗马艺术工匠用胸甲装饰表现公众心目中的帝王形象，证明这些人物是帝国合理、合法与秩序的象征，胸甲装饰的各种图案表现了军队的英勇与必胜的信心。而中亚“将猎物作为胜利品佩戴于身来鼓舞士气”的体现，显然是延续了希腊罗马神话的习俗。同时，他辨析了吐蕃时期在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绘制的毗沙门天王像上的吐蕃铠甲武士形象。他认为敦煌《行道天王图》中天王圆护胸甲是来自吐蕃的甲胄，天王是吐蕃武士形象的观点恐是一种误判或误传。

紧接着，葛教授论述了从中原传入到唐长安出土天王胸甲艺术的情况。唐代铠甲据《唐六典》记载有十三种，其中明光甲最为普遍，作为胸甲的圆护镜成为天王像、武士陶俑、寺窟壁画中必备的铠甲突出亮点。不过，进入7世纪以后，善于担负快速袭扰任务的突厥式轻骑兵逐渐成为了主流。因此花费昂贵、缺乏灵活性的胸甲骑兵作用逐渐减弱了，甚至有些地区不再受到重视。盛唐之后在大多数时候穿戴盔甲、护甲和明光铠的官兵都逐渐演变为禁卫军性质的部队，胸甲骑兵只有在正式庆典场合大阅兵时偶尔出现。当时军队认为在战场上胸甲过于醒目且碍事，因此大部分仪仗部队就不再穿戴繁缛华美的胸甲。但胸甲却在艺术上继续转化为天王、力士，承担着引发敌人恐惧的威吓作用。唐代之后，这种天王胸甲上的图式并没有完全弱化或消失。虽然有代际差别，但胸甲在寺院天王形象的雕塑中仍然作为经典存在。

报告最后，葛教授认为敦煌是纵横交织的艺术福地，过去笼统地说敦煌艺术吸收欧亚四大文明的文化，其实并未深究东西方艺术中审美的传播效果。古代东方和西方的铠甲系统，除了防护作用外更具有礼仪意义，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物。尽管东西方甲胄存在差异，双方各自地域特征和工艺技术传统完全不同，但罗马胸甲上的艺术表达却被中国吸收融合为天王形象的突出特征。这一细节随着中古考古文物的发现而不断被揭示出来，对我们理解敦煌天王画英勇、威猛形象生成的创作路径很有启发。总而言之，葛承雍教授指出，通过以小见大从微观视角解读古人思想意象，从敦煌唐代天王画到西安、洛阳出土天王俑胸甲上及中原可见源自罗马军团的标志物都证明胸甲上凝聚着外来文化细节的魅力和张力，这并非想象世界和时代穿越的表现，而是文化交流多样支点的真实写照。

接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教授带来了题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的报告。

首先，魏坚教授介绍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概况。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东北部。城址西距北庭都护府遗址约30公里，南距汉代疏勒城遗址约40公里，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东西交通要道之上。该遗址东邻水磨河，西、南、北三面紧邻县城居民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方向约北偏西10°。城址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2018～202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7年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5400余平方米。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表明，整个城址主要包括四个时期的遗存，以地层堆积保存最完整的东北部发掘区为例：①层为表土层；②层为蒙元时期堆积；③层为西辽时期堆积；④～⑥层为高昌回鹘时期堆积；⑦～⑨层为唐代堆积。以下为生土。结合相关史料记载可知唐朝墩古城遗址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所在，自建城以来，历经多次战乱，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蒙元时期，其废弃年代可能在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与北庭故城遗址的兴废应当同时。

接下来，魏教授从唐代院落遗址、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寺院遗址四个部分出发，详细展示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具体情况。院落遗址方面，F6为一处较大型的院落遗址，房址内发现了多个袋形窖穴，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遗物，包括唐代陶器和大量开元通宝铜钱。其中部分陶器上有墨书“白米”、“十三”等字。这些实物材料反映出了中原王朝与西域边疆地区的紧密联系。浴场遗址则位于唐朝墩古城的东北部，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F5）、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F4）和北侧中心的灶址（Z6）及左右两端的水井（J3、J5）等相关遗迹构成。浴场遗址为半地穴式结构，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下层基础部分位于原地表之下，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筑空间，东侧多有破坏，西侧保存状况较好：上层建筑基本位于原地表之上，为洗浴和浴场使用的活动空间，大部已坍塌无存，仅西南角保存有高约0.4米的墙体和黑灰色建筑材料抹出的覆盖层。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确定浴场遗址最初营建于高昌回鹘时期，西辽至蒙元时期曾被改建沿用。浴场内出土的器物也与唐朝墩古城遗址其它发掘区出土的高昌回鹘至西辽、蒙元时期遗物一致。而古城佛寺遗址位于城址中心东西长40米、南北宽20米、高5米的夯土台基之上。整体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为前殿后塔回廊式结构，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外侧围墙厚约1.4米，回廊宽约1.6米，内侧墙体厚1.3米。佛寺内发现了多处青砖铺设的地面和柱础，并在大殿内侧墙体和佛台表面发现了残损彩绘壁画。佛寺遗址中出土了泥塑佛头、石佛像、莲花纹瓦当、经卷残片等遗物。唐朝墩古城景教寺院遗址则位于城址北部中央，其中发现了包括唐代、高昌回鹘、蒙元等多个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该遗址自始建后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主体年代在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回鹘晚期曾遭受人为破坏，至蒙元时期在原址基础上进行重建，至14世纪再次由于人为破坏废弃。考古工作者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壁画内容以人物形象为主，由于墙体坍塌严重，保存在墙体上的多为人物的下半身，鞋底见有红色莲花纹饰。除此之外，坍塌堆积内清理出了较多的壁画残块，以衣物、植物、饰品等图像为主，同时发现了数个较为完整的面部，多为卷发，与常见佛教壁画内的人物形象有所区别，另发现有“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景教特征的元素。

魏坚教授作主旨发言

最后，魏教授总结道，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自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更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唐朝墩古城遗址所反映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深化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成果的学术研究，推进唐朝墩古城遗址后续的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之后进入第三场主旨汇报的讨论环节。首先发言的是自南京大学的祝铭老师，祝老师认为葛承雍教授和魏坚教授分别从敦煌天王画中的胸甲护镜和唐朝墩古城的考古新发现谈起，以两个经典的考古学案例为切入点，对大历史视野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互动这一历史时期考古的重大学术问题予以了回应和讨论，以小见大，具有十分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同时祝铭老师提出了两个疑问，一是在讨论带有多元文化因素、具有多民族文化互动背景下的考古材料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位，或者说有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研究边疆地区考古材料的方法论与中原内地以及其他区域有什么差异或联系？云南大学的王文波老师则认为两位老师的报告都是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广阔视野的观察来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王老师认为，葛承雍教授对人面胸甲护镜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其中可以看到此类器物从罗马到中亚，中亚到中原，再到日本的流传途径。葛教授是从一个小方面切入到大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视角。关于魏坚教授的报告，王文波老师认为其通过细致的考古工作分析了罗马浴场、寺庙遗址等新发现的一些考古遗存，并讨论了新疆地区特殊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最后王老师谈到，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需要考虑外来文化因素在本地适应的过程，即通过改造、适应等方式完成本土化的现象。同时，外来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器物、文化面貌上可能比较相似，但其文化传播的具体路径则难以厘清。除此之外，文化传播的滞后性问题也需要注意。来自西北大学的马伯垚老师谈到两位老师从考古学和艺术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关于魏坚教授的报告，马老师认为唐朝墩古城使用时段较长，历经了唐代、高昌、回鹘、西辽、蒙元等多个时段。如果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西域的历史从唐到蒙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唐朝墩古城的物质遗存是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在长时段历史中有着比较大的一个转变，还是能够证明这种交流的态势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之后，马老师谈到，葛承雍教授论证了胸甲人面从公元一世纪的希腊罗马雕像到九、十世纪的敦煌壁画这一时空跨度广阔的艺术传播过程。而从人面装饰的传统来看，除胸甲之外在中国很多其他地方也出现这种类似的人面装饰，如十六国时期的瓦当。葛教授在选择研究材料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不同地域的胸甲人面材料进行比较，由于材料数量极其丰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如何选取材料的范围和载体对青年学者具有很大启示。四川师范大学的韦莉果老师则谈到了边疆考古的问题。她指出，过去边疆考古的语境基本上都是以北方地区、西北地区和西藏地区为主，而从属于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等地的考古工作则相对薄弱。在这种现状下，如何有效开展西南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方向。韦老师还提到了铠甲上人面图像的传播方式问题。除此之外，胸甲上人面和老鹰两种图像体系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来自成都大学的郭萍副教授提到在美术史研究当中运用较多的一种方法为原境研究，此类方法多用在个案研究上来分析作品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一些复杂关系。而葛承雍教授汇报中所提到的古罗马雕塑和中国的敦煌、安阳以及日本的雕像材料都可以尝试用此类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展开工作。由于魏坚教授汇报中提到了唐朝墩古城浴场中的建筑多以砖为主，相比之下古罗马的很多浴场建筑则都为石质。因此，她认为从技术传播的层面来看，唐朝墩古城的浴场建筑可能存在就地取材的情况。

与会学者进行讨论

在本场主旨汇报的回应部分，魏坚教授与葛承雍教授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了简要回应。魏坚教授首先回应道，何以中国，因有边疆。中国的形成得益于边疆特别是北方民族强势的不断融入，如此才使得中国不断地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疆考古的意义十分重要。边疆融入中原不仅有强势融入的部分，更有潜移默化的部分。因此，边疆考古理应放宽眼界，多向外部看一看。同时，关于罗马建筑的材质问题，他指出罗马大型建筑是石质较多，而日常中小型的建筑则基本上都是红砖。之后，葛承雍教授对小视角下研究大历史问题的方法作了评述。同时指出特殊原因材料的选择要随着考古发现进行观察之后进行。研究过程当中要形成一些特定的关注点，如此才能高效地获取研究材料。而胸甲之类的铠甲之所以不经过商贸流通的途径传播，葛教授认为是因为其属于禁用品且较为贵重，制造起来较为麻烦所导致的。

第四场主旨汇报的主题为“别具匠心：美术文物与历史形象”。首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罗二虎教授带来了题为“艺术与技术：中国上古美术再思考”的报告。

罗二虎教授指出，目前美术考古研究的现状是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化内涵、社会功能，通常又将其称之为“内容”，但对作品的艺术层面和技术层面，即“形式”，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随后，罗教授从西方、东方、古代与近现代等不同方面对“艺术”的概念进行了简要的阐释，并特别强调了南朝齐梁时期的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并将之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重要参考。随后，他便就中国上古各时代的三类主要美术材料谈了个人的观察与思考。

第一类材料是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罗教授指出，彩陶是发展到陶器高级水平的一个产物，而目前所见最早的彩陶是上山文化的，这一发现将彩陶史推进了几千年，上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浙北，年代大体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早段。他指出，上山文化出土陶器装饰水平高超，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上山文化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也可分为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红彩以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阳形、圆点组合、短线组合等图案或符号。对于上山文化出土彩陶的复杂纹样，罗教授认为判断这些装饰的性质仍需更多的证据。随后，他又以仰韶文化彩陶为例讨论了成熟期的彩陶，他指出在这一时期彩陶的陶衣仍然是以红色或类红色为主，颜色以黑彩为主。他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表现出了不同的技术传统，这背后可能表明了科技进步与不同文化间的传统差异。最后，罗教授指出马家窑文化彩陶象征着中国彩陶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彩陶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时候的彩陶已经达到了谢赫所说气韵生动的境界。从精美型的彩陶上来看，这一时期彩陶已经逐步商品化，在彩陶生产上可能已经出现了工匠集团，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罗二虎教授作主旨发言

第二类材料是青铜文化时代的青铜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早期青铜礼器图案性装饰尚且粗糙与简单，其纹饰多为单层，这表明在工匠对青铜制造技术的掌握尚在早期阶段。而同时期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的技术相当成熟，兽面纹图案也比较精美、完整，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艺术并不是退化了，只是当时青铜器制造技术尚不成熟。而至二里岗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青铜器上的兽面纹虽然除了双目之外，仍为单层纹样，不过工匠也开始通过阳线、阴线来丰富纹样的层次。而到晚商时期，罗教授认为这一时期的青铜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在造型艺术上趋向成熟，图案性装饰繁复，纹饰也多为多层，层次更加丰富。最后，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制造技术进一步的复杂化，统治者们也更加追求青铜器图案性装饰的繁复之美，追求国家政权对于艺术的垄断权，而青铜器在造型与纹样上的繁复背后的基础正是青铜制造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第三类材料是汉代的画像与壁画。罗教授指出西汉早期的画像石图案简单，雕刻方式上采用阴线刻，石材表面也并未精修。而至西汉晚期，画像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处在初期的阶段，不过在技术层面已经有了改变与革新，工匠对石材进行了磨平的处理，这使得图像的主次关系更加清楚，凸凹有度。而时至东汉晚期，画像石艺术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其表现的主题更加清楚，内容更加丰富，细部处理也更加精美，工匠对石材表面也进行了修整并运用了透视法则。他认为在东汉晚期的吴白庄画像石墓中已经运用了高浮雕、半立雕加局部阴线刻的复杂雕刻手法。随后，罗教授还讨论了壁画与彩绘画像石的绘制与制造步骤，壁画绘制步骤为先勾线再平涂着色；彩绘画像石制作步骤则为先勾描墨线再平涂着色、描绘着色最后凿刻减地。最后，他讨论了汉代壁画与画像石的艺术，他认为汉画的画面结构保持了分格平列和填充结构的传统，但其构图又饱满、热烈，形象奔放飘逸，布局疏密而有韵致，在人物关系的经营和重要情节的表现上已有很高水平；对空间的处理，表现为靠散聚变化和前后左右的位置来说明空间感，极少有图像间的重叠。而壁画中的人物画比汉画则更成熟，更有气韵并已经出现了谢赫所说的骨法用笔。

最后，罗教授对这三类美术材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艺术的载体表现了所处时代最高的科技成果。在技术层面上，从彩陶到汉画、壁画，这表明艺术品的工艺由简单转向复杂，同时也标志着生产方式从普通人到职业工匠的演化与所有制的变化。而在艺术层面上，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汉代的汉画与壁画在空间构图上的表现，也可以发现古人从关注二维空间，逐步转向关注三维空间。而在美学层面上，古人也从青铜文化时代关注繁复、对称的纹饰到汉代开始追求画面的动态与气韵生动。最后，这三类美术材料的艺术表现也表明他们的使用范围各不相同，彩陶的使用是开放式的，是面向全社会的；青铜器的使用是封闭的，是为统治阶级垄断的；汉画与壁画的使用则是半开放式的，是被富有阶级所使用的。

接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以“三星堆——金沙神像发饰初探”为题，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三星堆、金沙出土神像发饰的相关问题。

在世界古典文明之林中，中国先秦青铜文明可谓最灿烂的硕果之一。而作为中原典型器的尊、簋、鼎等青铜器在三星堆也有发现，这无疑从考古材料上揭示了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同中原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随后，彭教授细数了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出土以人为原型的头像，他认为这些头像应都是神像；由于古代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和信仰，这些神像可能也具有神人合一的特质。而这些神灵偶像构成的神圣世界或空间，归根结底是以人世间为原型的。这些身份、等级可能不一的神像，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族群，是各族群首领人神合一的神圣象征，共同代表着大西南上古多元一体的共主政体、秩序，见证了该地早期文明。随后，彭教授结合了中原和巴蜀本土二重文献系统，例举了如《荀子·强国》、《战国策·秦策一》与《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的记载指出秦岭以南的大西南地区都属于正宗华夏视野中的蛮夷或西南夷。他例举了《尚书·禹贡》所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并例举《华阳国志》中《巴志》、《蜀志》对巴国、蜀国乃至杜宇时巴国疆域的记载指出《华阳国志》的华阳亦是巴蜀疆域。他例举了《史记·南蛮传》与唐宋正史《新唐书·南蛮下》中对西南夷族群的描述并指出生业风俗自古以来变化甚慢。最后，彭教授也认同冯汉骥先生、汪宁生先生将晋宁石寨山等滇文化或滇西考古中贮贝器上常见编发畜牧族群人像视为昆明人的说法。

彭邦本教授作主旨发言

紧接着彭教授对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出土神像的发式进行了汇总与分析，他认为神像发式共有编发、魋结与盘发三类，这些神像发式的样式也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相对应。结合文献记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空间上彼此邻近，文化面貌相同，应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其文化尤其精英文化共性反映其同属一个政治和信仰共同体，实际上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同属于青铜文明时期一个区域性的共主联盟王朝，并将其暂且简称其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他认为三星堆-金沙共同体就是蜀地商周时期共主联盟的考古学遗存。而三星堆古城早于金沙古城，但两者在晚商并存期间，从古城规模尤其出土器物的规格等可推测，三星堆古城的主人应为联盟共主，金沙古城应是联盟的核心成员国，从文化面貌如出一辙的表象，甚至可推与三星堆共主同宗。出土资料则反映出三星堆古城在商周之际出现衰落，而后金沙古城则继续繁荣，估计此后时期联盟共主转为金沙古城的主人。他也利用二重证据法对三星堆-金沙共同体做了一些宏观历史进程分析，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一个地域辽阔、跨生业和生态区的邦国族群联盟，它也同样是一个地域辽阔、跨生业和生态区的邦国族群联盟；结合考古出土青铜人像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来看这一族群在地理、生业上具有优势，因而其铜像群亦反映居于统治地位。而三星堆-金沙出土编发族群应当属于该联盟的邦国，但与共主的关系可能相对游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早期邦国联盟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彭教授认为文献和考古资料综合反映三星堆-金沙共同体代表的上古蜀地文明起源很早，而且与黄河流域五帝三代时期大致相同，处于邦国林立的早期文明状态，并受到黄河流域影响。大小铜人发饰相异而礼容仪态相同，尤其疆域跨生业生态区表明其文明整合水平已颇高，但始终处于邦国联盟状态，可能也有过宗法分封。但似乎始终没有出现郡县制，因而在东周以后逐渐落后于中原，最终被秦兼并。

之后进入第四场主旨汇报的讨论环节。首先发言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志岩研究员，他就本次会议谈及了两点感受，第一点是川大考古的学术传承与创新，他认为川大考古传承自中国古典考古学；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突破不同学科间的壁垒，他高度评价了本次的会议并指出其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不同学科间交流与融合的良好机会。第二点则是作为考古学者要充分重视图像材料，特别是一线考古工作者更要探索美术考古合理的研究范式。四川美术学院的秦臻教授认为早年学界在美术史研究如赞助人、观者等方面的研究上比较欠缺，不过近十年学术界开始重新重视与回归这方面的研究。秦教授注意到吴白庄汉墓的画像更多像是一种组合式的群雕，突破了原有的绘画与雕刻方式，而这种现象出现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动因。四川大学的陈长虹副研究员关注到每种材质的艺术发展似乎都有一个轮回，因此她提出艺术发展到高等级之后，其艺术水平会不会因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受到影响。四川大学的庞政副研究员就本场汇报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古时期美术考古材料的研究背后是否存在一套逻辑来考察这些材料；第二个问题是工匠在丧葬中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成都体育学院的宋丹老师则就如何研究文献记载较少的美术材料与如何合理利用成书较晚的巴蜀文献材料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与会学者进行讨论

在本场主旨汇报的回应部分，罗二虎教授与彭邦本教授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了简要回应。罗二虎教授认为吴白庄汉墓的石刻已经脱离了画像的范畴，他也认为艺术的发展总有从二维向三维发展的趋势，吴白庄汉墓在雕刻方式的突破更多是为了给观者上以艺术的冲击。同时，罗教授认为不同材质的艺术在发展的过程确实有一种轮回，在相关的技术成熟后，该类艺术便到了一个新阶段，其艺术水平可能不会受到其他艺术形式发展的影响。而工匠对艺术作品的作用是最直接的，美术考古的作用更多在于对精神文化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些物质背后的精神。而彭邦本教授认为对于没有文字出土或传世文献不多的考古材料应当沿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要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字、一般考古材料与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彭教授认为相近的族群间的材料是可以进行互证的，所以这样的路径对于研究少有文献记载的考古材料也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对于文献记载较少的考古材料，则需要找对路径，并结合其他相关的材料来进一步扩大材料的范围。

罗丰教授作学术总结

在主旨发言结束之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罗丰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罗老师首先感谢了霍巍与王煜教授邀请并高度赞扬了四川大学为考古学界在美术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领域培育了许多人才，这在全国其他开设考古学专业的大学当中并不多见。他指出在本次会议中提出有关金石学的问题很好，书法的兴盛、金石学在宋代的产生和流行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是有极大的相关性。他认为在宋代诞生了二十余部金石著作，这一记录在清代乾隆时期之前无人能破。而作为考古学家应当继承前人智慧如宋代以来诸多的金石学研究成果，目前学界对于金石学的认识与继承显然是不足的，也有部分学者怀疑金石学研究的正确性，在他看来只有在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下才能提升自身对于考古材料的认知与把握。最后，罗教授指出目前考古学界过于看重新材料，在他看来新材料未必得出新结论，只有合理利用新材料才能解释好考古材料，因此他表明考古学要在狭义历史学的基础上，去提出与有关考古学自己的问题，不应利用文献与材料进行循环论证。

会议最后，王煜教授再次感谢了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报告，并代表在座青年学者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王教授指出本次会议中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们的对谈，对青年学者来说有很深的触动，这也很好地体现了本次会议的主旨。他认为本次会议启示青年学者们，考古研究要以考古学为出发点，以田野考古为生命力，以提出与解决历史问题为最终目标。进入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与中国古典考古学一脉相承，应该以考古出土材料为基础，利用考古学方法并紧密结合文献材料及其他一切有益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方法和认识提取与解读历史信息。同时，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要始终把握中国古典文明形成与演变和中外文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这两条主线索，充分重视研究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两个重要支撑即文字材料与广义的美术材料，这是全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共同特点，中国文明也不例外。最后，王教授指出作为青年学者也要充分学习资深学者继承与开拓的精神，认真读书将这些精髓传承下来，大处着眼，具体着手，来推动历史时期考古的研究迈入新阶段。

王煜教授作学术总结

部分与会学者在泸州博物馆前合影

会场部分结束后，12月1-2日，与会学者乘车前往泸州，考察泸县、泸州、合江等地的汉、宋石刻及其他文化遗产。

与会学者在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考察

撰稿：张洋、梁昕宇、常开远

审核：王煜、庞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发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活动预告、学术交流、新闻资讯以及基地刊物《敦煌学辑刊》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