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被“扁平化”的文天祥(素材必备)

2025-01-02 14:32   陕西  


陈正宏 领导文萃

 2025年01月02日 


提到文天祥,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他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出自《过零丁洋》,“汗青”原本是简牍时代,以烘烤方式给竹简除去水分的书写材料制作方法,后来用作“史书”的代称。此诗之所以能传世,还跟它最初公布的情境有特殊关联。



△文天祥,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南宋祥兴二年(1279),南宋首都临安早被攻克。已成元军俘虏的文天祥,被带到崖山(在今广东江门)这个宋朝最后据点附近的海上。当时,元军让他写一封招降信,劝尚在做最后抵抗的南宋名将张世杰投降。文天祥先是反问:“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继而被逼迫再三,就抄了自己前不久所写的《过零丁洋》给元军首领。这元军首领是南宋叛将,读了此诗,只说了四个字“好人好诗”,对文天祥本人则无可奈何。


不久,文天祥就目睹了惨烈无比的崖山之战。在被元军包围的海上终战中,南宋的君、将、臣大都蹈海而死,包括陆秀夫。陆氏当时是左丞相,而他不为人注意的另一个身份是文天祥的同科进士。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人同为南宋王朝最后也是最著名的烈士,但论在“汗青”里的地位,文天祥无疑是最高的。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文天祥注重个人行迹的书写,其书写又很快被结集甚至刊布。

文天祥时刻注意记录个人与家国的大小情状。实物流传至今的文天祥最早的作品集,是诞生并刊刻于宋末,入元后又被重新印刷的诗集《新刊指南录》。

通观这一诗集,所收主要是文天祥第一次深入元军大营,舌战群虏,又机智逃脱的一组叙事诗。各诗都有小序,连起来阅读,不啻看一部惊心动魄的文言谍战小说。但是,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这次曲折无比深入敌后又千辛万苦回归大宋的经历,原本是执行一项很无奈的外交任务——给元军呈上南宋官方正式投降的文表。

风雨飘摇中的南宋小朝廷,为了让文天祥能接受这一屈辱的差事,还特意给他升任右丞相——而前右丞相陈宜中,因为感知到任务的艰巨和无法承担的道德后果,在行前就抽身离去了。

文天祥有那个时代十分难得的勇气和道德责任感,同时也不乏书生意气。在行前,他赋诗《所怀》:

只把初心看,休将近事论!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风昼闭门。故人万山外,俯仰向谁言?

在抵达敌营,跟元军首领伯颜交手时,有一段往来之辞,也可见他的特异之处。他开场就否认前任丞相“讲解”也就是讲和之议的有效性,同时从道义的角度迫使伯颜应承:“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最后,他正色告知对方:我是南宋的状元宰相,只欠以死报国,刀山火海都是无所畏惧的。

但是南宋的国运,并不是文天祥这样具有深刻道德责任感的儒士所能支撑的。《新刊指南录》之后,文天祥作品集流传至今且十分著名的还有两部:一部是《集杜诗》,那是他在京城狱中最后的岁月里以重组杜甫诗的方式,书写个人、家庭故事与当代历史的组诗;另一部就是《指南后录》,写的是他被元军俘虏后再度北上的见闻与经历。而《指南后录》所收第一首诗,就是著名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能写出这样的诗,并且有本事让敌方把这样的诗传播至外界,而为后世广泛传诵,文天祥的眼界当然不止于对自身书写与相关文献刊刻传播的重视。事实上,陆秀夫生前也十分在意个人著述的流传,但最终没有付梓传下来,其中必然有更深层的内在缘由。

作为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的位置和宋亡之后的处境,在当时就被置于无数人的聚焦之下。俘虏他的元朝当局,希望他尽早投降,以显示新王朝对于旧朝遗臣的巨大吸引力;已经失国的南宋遗老遗少们,则期待他尽快自杀,成为一代王朝臣子杀身成仁的典范。

但最后的结果,无论是元朝当局还是南宋遗老遗少,都失望了。文天祥既没有投降,也没有自杀,而是一直熬到了敌人不得不消灭他肉体的那一天。

流传至今的文天祥形象,多少是有点扁平的。但文献史料对勘中所见到的文天祥,则要复杂得多。


他出生于江西庐陵,是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的同乡,20岁就考取进士,被皇帝从第七名提到第一名,成了状元。但在仕途的进退中,他属于那种很早就看透官场的聪明人。咸淳二年(1266),他因故罢官隐居文山时,给友人写了一封以诗代柬的信,说:“自有溪山真乐地,从来富贵是危机。二三辈行惟须醉,多少公卿未得归。
后来,他重新出山,所作所为亦与凡常官员不同,《宋史》称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而在被俘北上,数度自杀未果,到北京又长期囚禁的岁月里,他也偶尔会有跟元朝当局谈一下条件,想呼吸自由空气,出来做个普通道士的打算。
但无论如何复杂,真实的文天祥,在波谲云诡的易代之际,大节不亏,底线清晰,绝不做贰臣。在“几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的无情现实中,他为南宋乃至整个传统官僚士大夫阶层,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从纯文学的角度说,文天祥的诗作整体水平并不算特别出色。但在中国历史上,文天祥的影响力却要远远大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人品比诗品更重要。诗如果离开了具体的现实内容,只有形式的美感,则其在价值世界的评价会相对较低。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合乎文学本身特性的评价。但南宋之后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屡次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发生王朝倾覆的巨变,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立场和价值观压倒一切,文辞是否优美已经是第二等的问题了。
也正因为此,文天祥《正气歌》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那样的简单排比,会在20世纪中期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重要精神支柱。



从中国传统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天祥是一个象征。他象征着一种高度自律的人生信念,一股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甚至最后遭受怎样的残酷摧残,作为个体,中国人中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流读书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为群体的中华民族,则永远不会屈服于外部强权的侵略和干涉。
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周密著有笔记《癸辛杂识》,该书续集里记录了一则逸闻。
有人过河间府,在路边稍事休息。路旁烧饼店的主人见了,便请他进屋。这家屋里有间亭阁,壁上贴了四首诗,凑近一看,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亲笔。那人想不动声色地捡个漏,说:“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答:“此吾家传至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换。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周密最后感慨,这就是“所谓公论在野人也”。
这里的“公论”,无疑是指烧饼店主说的那句“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而文天祥之所以当得起这句话,正在于他的身上,充溢着那个时代罕见、又令后世景仰的“天地正气”。



摘自 | 《领导文萃》2025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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