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旭元
2003年秋，我走进土街瓦房、灰头土脸躲在锦屏山下、汭水北岸的县城时，全城只有一条L型的街道、几辆班车和几栋楼房、个别单位才有小汽车、加上东西街6个村子，全城人口不足万人。那时，不光街穷、人穷，就连城两边的山头也光秃秃的，借助山下村庄的一簇树或几株木，看上去像个未老先衰没有完全失发的老头儿。当然，那阵儿就连县委书记、县长平时也戴顶蓝帽子。
我当初的模样更可笑：刚从工队回来，头长脸黑，衣衫破旧，满身汗味，一副拖沓的样子。
因为爱写写画画，我被刚当了局长的朋友从工队找回来，并从他朋友那里招商引资了一家书店，为我盘槽定业，有机会写作。但40来岁的我，人穷志短，既没信心，也没胆量。可在他们“三顾茅庐”的情况下，我才推推托托、犹犹豫豫、一分钱没拿地接手了书店。从此，我和小城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初来，一个人不认识，开业悄无声息。书店开门五天，卖了三本书，还是局长朋友买的。尽管按成本买了，但我至今记着他们。
20年过去，书店又关闭了，画了一个圈儿——白手起家，空手回归。但我的愿望实现了，成了省作协会员，在城里给儿子买了房、买了车、娶了媳妇，孙子也上幼儿园了。
20年，就是一个时代，就是一代人，就老去一代人。我60岁了，是三代人的合体。一晃就到了2024年秋天。所以，小城是怎么长大的，我是怎么过来的？小城都经历了什么？我都经历了什么？
小城不言，拿建设说话。我自有言，用文字记述。我书店的6次搬迁，就是这个城市的蜕变过程；拿我卖过的试卷说吧：一套从最初的4.80元开始，到今天的40.80元定价，还没结尾。这标志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一路飙升。也体现着印刷者从过去的单纯，到今天复杂多变，以及各种新名词新概念的产生，都把我从年龄到文化、到见识、到生活技术，淘汰下来。
划时代或时代化，产生了很多，改变了很多！
我的书店，最初开在县城中心的文化广场；几年后搬到了广场上边的电信局楼下；再几年后又搬到了往西的原药材公司楼下；又几年后搬到了东边的原裁缝部楼下；之后又搬到了更东边的原劳动服务公司楼下；再几年后就搬到了西南角的影剧院对面，原农贸市场旧址。一次次的搬迁，是因为一次次的拆迁，一次次的城市升级改造。我一次次地被边缘化。
一来书店的地址越搬越偏僻、房费越来越高；二来网购的冲击，加之我不善于公关、不想做一些龌龊的事。书卖不出去，就关门大吉了。
时间、我、县城，都一样，事物都在新陈代谢。短短20年间，小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清贫的中年人，一下子又变回了一个满头秀发的少年郎。从外面回来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了。平心而论，小城发展得很美。她的美，有很多很多。例如：小河出现了各种各样新奇的鸟儿、城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天上飘着大块的白云……她的美，先是河里的鸟儿们发现的，是满城的草木发现的，是天上的白云发现的，所有爱美的人都往这儿跑。当然，一个地方的美是藏不住的，它散发的气息无处不在。这气息会跟着风、架着潮找来的。
可我，从哪里入手写呢？
从第一朵开放的花？从山前飞过的第一只白鹤？从铜城峡一峡的桃花？从新窑镇漫山遍野的紫荆花？从南北二塬红透的苹果林？从汭河的几级橡胶坝？从龙泉寺汩汩的泉眼里？还是从街头人们的眼神中？
崇信的美，美在山水：光是三千年的古槐就不下10棵，它是本土独一无二的地标。还有龙泉寺山上的一“龙”一“泉”，那是一对儿活着的神话，也是“鞫文化”芮的图腾。崇信的美，是劳动之美：人民勤劳上进、质朴守信，那是一种本色之美。数年间，崇信就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县”等多项桂冠。总之，崇信的美，是天天在，天天生，天天长，美在画里，美在诗里，美在人们的心里。
她的美，就是一块儿碧玉——祖母绿的。众手雕琢，时间做证。镶在黄土高原的山巅，明亮着一方山水。
杜旭元，农民作家。甘肃省作协会员，平凉市作协理事，崇信县作协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桐花镇》。短篇小说《枣木匣子》获2011年《小说选刊》第二届小说笔会短篇小说一等奖。《桐花镇》获平凉市第四届崆峒文艺二等奖等多项文艺奖。短篇小说《表兄掉在深沟里》获第五届“崆峒文艺奖”二等奖；歌曲《家乡的河》获“崆峒文艺奖”三等奖、歌曲《崇信山水跟我走》获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十佳作品。诗歌《村庄三题》获2023中国农民诗会三等奖。2024年获第四届“方太杯”诗歌大赛二等奖。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湖南文学》《崆峒》《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平凉日报》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