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澂（1911—1997），山东人，植物生理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植物激素和矿质营养等研究领域取得开创性研究成果。1939年重庆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1944年赴美留学，194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植物系任研究员，1950年受聘担任南开大学生物学系教授，曾担任生物学系副系主任，1962年起工作重心转移至中科院植物研究所。1979年至1984年受聘担任生物学系系主任，也是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首任所长。
一
崔澂，原名崔澂之，1911年5月生于山东省淄博市西古城村。父亲崔肇祺是中学教师，在山东益都任教。他从小随父在外生活，读初中时，其父突然病逝，次年他初中毕业，考入第一师范学校。入学后一年，适逢日本军阀制造济南惨案，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一年后转学到青岛铁路中学就读。1933年高中毕业，经亲友帮助克服经济困难，考入了山东大学。他深知大学生活来之不易，学习非常努力，不幸因病休学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大学先迁济南、南京，继迁安庆、武昌、万县。崔澂也随校南下，开始过着流亡颠沛的生活。后山东大学并迁入重庆中央大学。崔澂爱好植物生理学，在此师从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教授，做助教生（半工半读领助教工资一半的学生）以解决其经济困难，并更有机会接触老师，向老师学习。
当时，中央大学在重庆郊外沙坪坝，条件很差。抗战时期人民生活很艰苦，教师的生活也很清苦，但老师们依然认真备课教书，严谨治学，这使崔澂深受教育，懂得了作为教师应持的敬业精神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应有的严肃态度。
崔澂1938年大学毕业后，留系任助教，后随罗宗洛老师去贵州湄潭浙江大学任教，一边教学一边进行科学研究。在当时，要开展科研，一切条件全要靠自己去创造，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例如，没有所需蒸馏水，就自己动手做；没有自来水冷却，便抬高水位自制“自来水”；没有连接冷凝管的橡皮管，就用打通竹节的竹竿代替。就这样崔澂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培养了他克服困难的毅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老师多年的教育和熏陶，也对青年崔澂的成长有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他后来在植物生理学上发展的基础。
为了追求科学，走科学救国之路，崔澂于1944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深造。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植物学系任研究员，与斯科格（SKoog）合作研究植物生长和芽形成的化学控制，获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崔澂欢欣鼓舞，毅然决定返回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他于1950年回国，后来到南开大学任生物学系教授，组建了植物生理教研室和植物生理专业并任教研室主任。1952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并设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南大工作组。1955年国务院又任命崔澂为天津市农业水利局兼职副局长。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所，仍在南开大学兼职。“文革”结束后，他于1979年秋起兼任南开生物学系系主任职务，执掌系政四年有余。1986年，他突然发生脑血栓导致语言障碍及行动困难，失去了工作能力，迫使他不得不放下他一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1997年春病逝。为了表彰崔澂对人民作出的贡献，他曾先后被评为河北省、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二
崔澂任职重庆中央大学和贵州浙江大学期间，一直在罗宗洛先生领导下，从事植物矿质营养、生长素以及组织培养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第一篇论文是研究各种营养液对浮萍生长的影响。当时植物生理学研究的主要动向是关于微量元素的必要性和生长素的生理作用，认为两类物质虽然化学性质不同，适量的微量元素和生长素都能促进植物的生长，但两者是如何起作用的还是不清楚。崔澂对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他开始研究锌对生长素合成的影响，于1948年，发表研究结果：发现锌不仅影响游离的生长素减少，使结合的生长素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在缺锌植物体内色氨酸明显减少或缺乏，证明在植物体内由色氨酸合成生长素（吲哚乙酸）的代谢途径。因此崔澂提出缺锌植物生长素减少的原因，是缺锌破坏了色氨酸的合成，进而影响了生长素的形成，这一论断有力地解释了锌与生长素的关系。论文发表后受到国际植物生理学界重视，作为经典文献被载入德国植物生理学百科全书，这一成果在国际各种版本的植物生理学教科书中被广泛引用。
1947年，崔澂与斯科格合作研究植物生理生长和芽形成的化学控制，发现腺嘌吟有促进植物细胞分化出芽的功能，开创了植物组织培养中器官形成化学控制的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载入植物生理学史册，为后来对激动素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1950年崔澂回国后，始终坚持研究与生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天津市的具体条件积极领导和组织研究人员与教师开展科学研究。首先开展了水稻水分生理的研究，调查总结北方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并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生产中的问题，着重研究水稻的水分条件和氮素营养对水稻产量和有关生理过程的影响。这些研究对当时合理用水和创造高产起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北方地区水稻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崔澂还在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微量元素研究实验室，从多方面探讨研究微量元素的生理功能，在国内首次建立了缺乏微量元素的植物实验材料的水培技术，从而加速了研究工作的进展。他利用缺锌植物开展了锌对植物体色氨酸合成影响的研究，研究了锌对有机酸和氨基酸代谢活动的影响，提出了在缺锌条件下，植物体内有机酸和氨基酸代谢途径的变化模式。该研究发现了植物缺锌病症及其严重程度与日光的光照强度有密切关系，证明了强光促进植物对锌的吸收，被吸收的锌较多的分布在叶绿体上，缺锌破坏了叶绿体的亚纤维结构，并影响叶绿素蛋白复合体及叶绿体核糖核酸（RNA）、脱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质的合成，阐明了锌与植物光合作用有关。
他还领导研究室成员，继续用组织培养技术研究植物激素对愈伤组织的生长、呼吸代谢、有关酶活性的影响及对器官分化的调节作用，和核酸和氨基酸的变化在植物愈伤组织脱分化过程中的作用。1964年又发现在荸荠汁液中有促进细胞分裂的物质，经分离、提纯和鉴定证明，该物质是一种细胞分裂素引哚丙酸（IPA），并在第十三届国际植物学会上发表，受到同行的重视。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均有助于解决植物组织培养、细胞工程、基因工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崔澂一贯重视并积极将植物生理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研究用微量元素肥料提高农业产量的问题，为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微肥打下基础。又如，调查研究果树缺乏微量元素营养的状况并对微量元素缺乏症进行防治的方法的研究，对指导果树栽培与生产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研究了多种植物激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增产作用，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之，崔澂在植物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卓著，多年来，他发表学术论文近80篇，出版著作及译著8本，为植物生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植物生理学尚属新兴的基础理论学科，国内各高校还很少设有植物生理专业，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师资和科研人才甚为匮缺。当时，南开办学条件极其简陋，经费有限，人员缺乏。崔澂从实际出发，精心设计，努力创造条件，先组建教研室培养助教，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条件较为成熟后，再创办植物生理专业。除招收本科生外，还率先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植物生理方面的骨干力量。
为办好植物生理专业，让学生既学好基础课又能扩展专业知识范围，提高教学质量，崔澂除讲授基础课外，还亲自开设高级植物生理课、植物激素、矿质营养等专题课。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讲课生动、活泼，观点明确，逻辑性强，循循善诱，深得广大同学爱戴。
他既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也要求学生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培养科研能力，为此他带领教研室成员，分别设计、亲自实验、认真分析总结出带有科研性质的植物生理大实验，让高年级学生利用两天时间从仪器安装测试、试剂的配制、实验材料的培养、实验进程的操作到实验结果分析都亲自动手独立进行，直到写出较详细的实验报告。通过这种基本训练，使同学掌握了科学实验的全过程，提高了操作能力，为其后期的毕业论文及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崔澂不仅在业务上严格要求，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又红又专，热爱党和人民，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经过他培养的毕业生分配到祖国各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深得当地好评，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不少人先后走上领导岗位，成了学术带头人。
崔澂除抓本科生教学外，还于1954年率先在南开大学培养研究生。崔澂对培养研究生工作认真负责，要求非常严格，他根据每个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规定哪些是必修课，哪些是选修课，要求他们循序渐进打好扎实的基础，并每年为其指定出自学的专著书目，定期汇报，亲自质疑。除亲自为研究生开课外，他还邀请国内著名植物生理专家、教授来校作专题讲座。事后要求研究生结合所讲内容认真阅读有关参考资料，进行讨论，参加考试，记录成绩。
为尽快提高研究生的外语水平，崔澂除要求他们参加外文系开设的外语课外，还组织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有关植物生理方面的书刊的翻译工作，他亲自给予修改指导。为培养研究生的教学能力，还安排研究生带本科生的植物生理实验课和辅导课。这些培养方式使研究生受到多种锻炼，得到全面发展。
崔澂深知提高质量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教学科研能力，因此他对教研室和前来进修的青年教师的培养极为重视。除要他们每人都能讲授植物生理基础课外，还结合专业发展需要和每人的情况，指定了专业发展方向，制定具体培养计划，如有的侧重“植物激素”，有的侧重“水分生理”，有的侧重“矿质营养”，有的侧重“光合作用”等，要求积极备课，分别开设出相关的专题课程，面向本科生讲授，并结合自己的方向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循序渐进，有所发展。对来校的选修教师，崔澂也为他们制定培养计划，要求他们认真参加为研究生开设的各种专题课，参加植物大生理实验的准备，所听课程都要进行考试，对水平较高的进修教师还为他们拟定了科研题目，开展微量元素生理功能和组织培养方面的科研。
据粗略统计，来校接受崔澂培养的进修教师来自十多个省市多达数十人，他们通过一至两年的学习，返校后都成了该校植物生理学的教学骨干，其中不少人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他们把崔澂教书育人的优良学风传播到全国各地，对植物生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让大家紧跟学科发展前沿，活跃学术气氛，崔澈领导下的教研室每周开展一次“书报讨论会”，大家轮流做报告，内容为近期外文刊物上的学术论文，他要求大家认真准备，热烈讨论，每次讨论完他都总结该论文内容的优点和应该继续研究的方面，大家都深受启迪。他还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大家参加国内有关学术会议，使大家了解和熟悉本学科的生长点和发展趋势，开阔思路。
崔澂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待人真诚，宽容豁达。在他的带领下，植生教研室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在业务上刻苦钻研，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集体。
四
崔澂先后在南开大学执教三十余年，他中年以后的生命历程，大部分熔铸于南开生物系的历史之中，对南开生物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开生物系的发展历程并非坦途，建系虽然很早，但历经坎坷，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重建。当时人单力薄，条件很差。解放初，全系教职工也仅有十人左右，设有两个专业，两个教研室。崔澂就是在此背景下来系任教的，他来后在植物生理学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亲自抓教学，亲自授课，大力开展科研工作，狠抓青年教师的培养，建成了一支基础扎实又各具专长的植物生理学师资队伍，使南开的植物生理学得以发展。
崔澂对南开大学及其生物系的建设和发展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例如，他为生物系建立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基地，积极建议并亲自奔走说服天津市领导，将与校园相邻的约130万平方米的农场划归学校，它既是生物系的教学科研基地，又是全校生产劳动锻炼场所，还曾一度成为学校副食品供应基地。后来市里虽收回部分土地，但其中大片土地还是归学校所有，扩大了校园面积。今天当许多学校因受土地限制，发展受阻，都以羡慕的口气，赞叹南开有如此大片校有土地的时候，更显示出崔澂这一举措的贡献。
“文革”期间，生物系成为南开大学的重灾区之一。崔澂虽已调离南开数年，也未能幸免于难，仍被揪回批斗。“四人帮”倒台后，百废待兴，生物系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来掌系政，以领导全系教职工进行恢复重建和发展工作。杨石先校长恳请崔澂来系任职，崔澂虽已年近七旬，也深知此项任务难度极大、矛盾极多，但他未加推辞，慷慨应允兼职，可见崔澂对南开是多么情深义重。
1979年秋，崔澂来校主持系政，他团结系里其他负责同志，首先抓了系里教学秩序的恢复，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他广泛深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在发动教师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对全系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修订了教学计划。在科研上，他贯彻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原则，制定了科研规划，确定了重点课题。经过生物系的努力争取，再建生物楼列入了基建计划，崔澂每次来校总要过问基建进展情况，察看现场直到大楼建成。他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了现代化仪器设备，建立了中心实验室，从而使生物系教学科研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为使生物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极为重要。为此除了制定长远的师资培养计划，采取一些常规措施外，崔澂还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想方设法，开通国内国际渠道，取得各方支持，并根据学科需要，分期分批地将教师送往国内外著名专家处进修深造，同时也请国内外专家来系讲学，举办短期培训班。例如南开生物系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分子生物学技术学习班，国内有关科研和教学单位也派人来参加学习。这不仅使本系师资水平得到提高，也为全国开展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做出贡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1979年春，天津市科委决定在南开大学投资建立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并由生物系负责，崔澂自然承担起建所的任务。他与系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调整，加强了原有筹备组成员，在抓分子所大楼基建的同时，着手组建分子所的科研队伍，引进人才。为了确定分子所办所方向及研究课题，崔澂广泛听取本系相关学科教师的意见，并征求了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意见。在分子所初具规模之后，为了实现开门办所，集思广益，学校决定，以生物学系为主，化学系、物理系为辅，协助办所，以促进学科间互相渗透，求得分子所更快地发展。但由于学科的差异，需求不同，因此三系在一起共商大事时，往往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不同的看法和要求，使作为首席领导的崔澂十分为难，大伤脑筋。但崔澂为人宽厚，严于律已。他顾全大局，想方设法化解矛盾，达到团结大家把所办好的目的。崔澂为分子所的建立、发展，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
回忆崔澂教授在南开工作的岁月，令人感佩。尤其是他作为七旬老人重返南开，承担重任，不辞辛苦奔走京津两地，只身一人越洋远行，为生物教师出国进修开辟渠道。他带领全系教职工奋发图强，为生物系和分子所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后来的再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工作精神和业绩将永载南开史册。
来源 | 南开大学出版社《百年生物 继火传薪》
文章作者 | 张玉玲、赵素娥
排版 | 孙非凡 审核 | 王兰 王天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