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浪漫化：网络叙事与职业身份工作的塑造

作者：克劳汀·博诺 杰里米·阿罗尔斯 克莱尔·埃斯塔尼亚西 姚建华 张艺啦

来源《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

通过主流文化进行传播的特定职业话语内含着关于工作者、工作性质、工作场所和组织的重要信息，尽管它们对职业发展和社会现实的描述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和全面（Jubas & Knutson，2012；Rehn，2008）。即使个体在“面对这些话语压力时并非完全消极被动”（Watson，2008：124），甚至可能会发展出抵抗的策略或行动（Barros，2018），但他们的主体性仍然受到这些话语的限制和塑造，并面对它们带来的众多挑战。

有些职业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在电视剧《洛杉矶法律》（L. A. Law）中，律师被塑造成“有趣的人物，他们过着光鲜的生活，处理着一个又一个引人深思的人性问题”（Friedman，1989：1600）。相似的，无论是在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中，大学教授被描绘为四十多岁的白人男性，他们过着无所畏惧的生活，向痴迷的听众讲授课程，并通过惊人的发现来改变世界。这种媒介形象不仅是极致的刻板印象，而且也并不符合从业者的实际状况（Armstrong，2008）。

本文聚焦新型职业环境中“身份工作”（identity work）的建构过程。在此，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不再来自传统的组织、行业协会、文凭或职业等。“身份工作”这个概念，涵盖了个体为建构一种连贯、独特且具有积极价值的自我认知而展开的系列活动（Alvesson，et al.，2008）。当前，尽管与新技术相关的职业不断涌现，但人们对这些职业的理解和接纳程度仍然相对有限，比如那些被过度炒作的互联网驱动的“生活方式职业”，具体包括博客作者、“YouTube”视频制作者和照片墙（Instagram）使用者。他们依赖一套固定的“神话体系”，这些神话体系使人们对乐趣、真实性和创造自由充满向往（Duffy & Wissinger，2017）。本文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被美化和理想化的职业群体——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是指那些选择极端移动工作形式（extreme forms of mobile work）的专业群体，他们可以同时兼顾自己的旅行爱好和远程工作（Nash，et al.，2021）。近几年，该群体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获得了大量关注，拥有较高的可见度（Bonneau & Aroles，2021）。一般来说，他们拿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生活，践行着蒂姆·费里斯（Tim Ferriss）提出的“地理套利”（geoarbitrage）原则（Elgan，2017）。这个新型社会群体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在于，他们还从事着一系列“销售梦想生活方式”的经济活动。冲在前面的创业者们往往是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者（digital nomad lifestyle promoters，DNLPs），其大部分的追随者主要是那些还没能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商品化的人群。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这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以下两个主要研究问题：其一，DNLPs的网络叙事如何引导其他数字游民（包括有意成为数字游民或从事地点独立工作的群体）进行身份工作？其二，社交媒体在生活方式职业的身份工作构建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网络身份与数字游牧主义

（一）身份工作

在管理与组织研究中，身份的概念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Brown，2019；Thomas，2009；Alvesson，et al.，2008）。相关文献围绕个体如何通过身份工作来构建自我认知而展开（Beech，2008；Brown，2015；Sveningsson & Alvesson， 2003；Watson，2008），尤其是个体在追求连贯、独特的自我认知过程中所付出的积极努力（Alvesso & Willmott，2002）。有学者提出，身份工作是一个自反性过程，涉及行动者持续理解和展示自我。它包括一连串相互关联的活动，人们通过这些活动来创建、整合、修改、适应、宣扬、协商或拒绝各种可能的身份（Brown，2017；Mendonca，et al.， 2022）。

有学者指出，身份工作与个体通过叙事和对话的方式来复杂地表达自我有着密切的关系（Brown，2017）。在此，叙事、话语和讲故事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实践、信念和行动（Blanco-Gracia，2020；Boje，2014；Gabriel，2000；Palo，et al.，2020）。有学者强调，某些特定的术语和话语技巧在事件形成和行动组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Cabantous，et al.，2018；Kornberger & Clegg，2011），同时也是塑造职业群体身份认同的强大资源（Doolin，2002；Kuhn，2006）。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不再被动接受这些话语，而是可以积极和批判性地解释它们（Alvesson & Willmott，2002）。因此，抵抗是身份工作的一种可能形式（Barros，2018）。当人们在面对和思考自己身份时逐渐感受到其中的矛盾和张力，那么由此引发的反思可能会打破和改变他们已有的理解和认知，这时抵抗就可能会发生了（Thomas，2009）。举例来说，那些被贴上从事“肮脏工作”标签的劳动者将自己的工作重新定义为向公众提供基本服务，或试图把自己的工作“去污名化”，由此改变社会对他们工作的看法（Mendonca，et al.，2022）。这种抵抗可能以“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方式呈现，即反对由群体或组织强加的职业身份（Costa & Fleming， 2009；Dey & Teasdale， 2013；Elsbach & Bhattacharya，2001），而后主动定义自己的身份。此外，这种抵抗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创建一个新的群体身份（Barros，2018）。

尽管，从事管理与组织研究的学者们已经从多个维度对身份展开了系统性研究，但“在主流的管理学研究中，组织层面仍然是最受关注的领域”（Alvesson，et al.，2008：5）。不同类型的“能动主体”正逐步参与身份工作的构建过程。有学者提出，人们对“自己是谁”和“自我是什么”的认识，都是由他们所处的话语环境所决定的（Watson，2008）。这在数字游民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们从事的新兴职业领域缺乏制定实践和职业规范的组织和机构。在数字游牧主义日渐兴起的语境下，本文旨在进一步考察和分析网络叙事和身份工作之间的勾连关系。

（二）网络叙事的构建

人们在网络平台中通过自我叙事来定义“我是谁”（Cover，2015；van Dijck，2013）。社交媒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模糊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边界（Ollier-Malaterre，et al.，2013），于是越来越多的个体要么将自己的网络身份分割为多个不同的部分，以分别保持职业身份和私人身份的相对独立性（Lauriano & Coacci，2021），要么创建一个能适应不同角色的统一形象，从而“在网络上呈现出一个整体的自我”（Fieseler，et al.，2015：156）。无论选择哪种方式，社交媒体都提供了一种超越面对面交流的、策略性的、自我的展现方式，使用户更好地隐藏他们不想呈现的部分，并传达出他们希望被看到或听到的信息（Walther，2007）。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交媒体的出现使集体性的、可见的新型身份工作成为可能（Barros，2018）。这些变化表明：社交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或展示个人生活的舞台，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工作环境（Bonneau，et al.，2021），在此环境中，个体的“职业自我”通过不同的机制得以真实存在和展现（Bröckling，2016）。

此外，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为个体提供了新的印象管理手段，允许他们展现出“理想的自我”（Sundén & Sveningsson，2012；Wajcman，2010；Zhao，et al.，2008），避免与带有污名的刻板印象相关联（Lauriano & Coacci，2021），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Ellison，et al.，2006）。有鉴于此，本文以数字游民为案例，深入探究网络空间中身份工作塑造这一特殊现象。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的线上融合

（一）数字游牧主义概述

四十年前，托夫勒（Alvin Toffler）便预言，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属于“知识工作者”范畴的专业人士将实现远程工作（Toffler，1981：199）。如今，高速无线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协作工具的日益普及催生出新的工作形式，它们在工作地点、时间和方式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Aroles，et al.， 2019）。

当前，学界尚未对数字游牧主义形成整体性定义（Müller，2016；Reichenberger，2018），主要因为：其一，不同学科都是从各自的独特视角对数字游牧主义展开研究的，因此都有其特定的关注点和理论预设（Müller，2016；Sutherland & Jarrahi，2017；Thompson，2018）；其二，数字游民社区内部在究竟什么东西构成了该种身份的关键因素（如旅行频率、停留时间、专业条件等）上还没有达成共识（Aroles，et al.，2020）。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在该社区内部，我们能遇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字游民，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与其他类型的远程或地点独立工作者是重叠的。

对数字游民来说，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传统工作的束缚，依据个人审美和休闲需求来选择旅居地（Müller，2016）；另一方面，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个人生活安排，他们必须确保自己能够负担得起旅行生活中的开支，甚至，他们要接受一种无休止的流动生活。正因如此，“固定的家”这一概念被重新定义了。他们可能会变卖所有财产或采取一种极简的旅行方式（例如，只保留那些能在旅行中携带的物品）（Aroles，et al.，2020）。通过这种方式，数字游民将工作融入“生活方式的流动性”（lifestyle mobility）（Cohen，et al.，2015），私人生活也由此成为他们工作中不可替代的部分，反之亦然。

（二）数字游牧主义和身份

在管理与组织研究领域，一些文献将身份概念置于建构主义和过程性的研究视角之中，认为个体在工作场所内外拥有多重、混合、碎片化、不稳定和竞争性的身份（Alvesson，et al.，2008；Brown，2017）。例如，在传统组织中，人们需要承担多种企业身份，这些身份可能与他们在生活中其他部分所扮演的身份是矛盾的，甚至是冲突的（Watson，2008）。然而，对数字游民来说，这些不同的身份被融合为一种“生活方式身份”（lifestyle identity），使职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界限愈发模糊。实际上，向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涉及一种新的工作模式，还包括接纳一种新的生活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游民的主观意愿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Hemsley，et al.，2020）。早期的研究已经深入探讨了DNLPs网上自我展示的常见主题（Bonneau & Aroles，2021）。首先，数字游民通过识别出一次“决定性”事件来触发自我转变的叙事。面对沉重的财务压力，加之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单调乏味的工作模式，他们似乎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才能改变上述现状。其次，数字游民的叙事体现出“年轻一代”对平衡工作、生活的特有追求（这种追求源于旅行带来的刺激、冒险和内在挑战）。这不仅是他们选择数字游牧生活的原因，也是他们与老一代或传统工作者区分开来的标志。最后，数字游民倡导一种“自己动手”（do-it-yourself）的精神，以此鼓励他人——只要敢于冒险，都可能成功。本研究一方面探讨了在线讲故事（online storytelling）在DNLPs生活方式正当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分析了他们的叙事特征如何被归类为可识别的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其他数字游民身份工作中的影响和作用，以期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本研究。

研究方法

（一）第一阶段：在线研究

本研究的第一步是确定DNLPs叙事的主要原型。在缺乏其他身份认同来源的情况下，这些原型构成了我们以职业视角来理解数字游民的关键路径。数字游民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高度可见，而且他们极度依赖这种可见性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此阶段的研究对象是在社交媒体上寻求公众关注和进行声誉管理的数字游民。我们的研究始于探索面向数字游民的热门在线论坛、群组和博客，并在大众媒体中进行系统检索，寻找与数字游民社区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一阶段的研究从2018年11月开始，到2019年5月结束。其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确定了60位满足DNLPs定义的个体，他们通过兜售与自己生活方式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展示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成功经历，实现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研究对象使用的社交媒体和相关新闻报道构成了数字游民“在线可见生态系统”（online visibility ecosystem），同时也是本研究收集的数据来源。具体数据来源及其所提供的数字游民人数，参见表1。

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种类型学，提炼出DNLPs的主要叙事原型。原型作为一种概念化的工具，有助于重新整合各种看似不相关叙事中的相似特征。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以下特征进行不同的分类：主要信息（例如数字游民在公开场合向谁表达）、语气（例如教学性的）、常用的术语（例如“活出你的梦想”）、审美特征（例如他们在如天堂般的风景中自拍）、叙事中提到的元素（例如他们自己的成功故事），以及他们赚钱的方式（例如提供服务）。通过捕捉60位DNLPs的核心特征，我们构建了本研究的数据语料库，进而识别出主流叙事并将其具体化为四种原型。

（二）第二阶段：半结构式访谈

在第二阶段，本研究将阐述DNLPs的网络叙事在同侪（其他数字游民和地点独立工作者）身份工作中发挥着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收入并不依赖于数字游民身份的工作者。从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我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进行了17次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目标对象是当地的数字游民和地点独立工作者。每场访谈大约持续90分钟，主要探讨他们如何塑造自我身份。访谈的问题包括：你如何定义数字游民？这种定义是否存在多样性？你认为自己是数字游民吗？在你看来，哪些因素塑造了这种身份？在面对数字游牧主义的话语时，你如何对自己进行定位？访谈以法语进行，一部分访谈在蒙特利尔的公共场所（线下）进行，另一些访谈则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线上进行（主要使用视频会议软件“Zoom”）。

研究发现：作为身份工作基础的网络叙事

（一）刻画DNLPs形象的网络叙事：四种原型

上文已经提到，DNLPs主要通过网络叙事来构建和展示自己的职业的正当性。经过深入研究，我们提炼出四种典型的DNLPs叙事模式。下文将从职业活动、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主导叙事这三个维度来全面和系统展现这四种原型，并在表2中进行总结。

1. 激励者（inspirator）

这类DNLPs的主要目标是鼓励他人成为数字游民。他们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秘诀、技巧、策略、工具、方法和建议，通过书籍、播客、公开演讲和会议等形式商品化。他们以一种“我是如何做到的”核心叙事，传递职场建议和生活贴士，让人们相信数字游民不仅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做到的。这些激励者通常是全球旅居者，他们可能已经游历了三十多个国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旅行经验。同时，他们乐于分享各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照片，以增加其生活方式的可见性。

作为数字游民，激励者成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他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例如，激励者可能是“连续创业者”，他们创建了多家盈利的在线企业，并通过直销业务获得了“被动收入”。他们的叙事围绕“少工作、多赚钱、早退休享受生活”的理念展开。其二，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即在出售大部分物质财产之后，他们能以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维持自己的旅行生活。激励者的核心话语是他们自身的成功故事，辅以鼓励性的话语，如“我能做到，你为何不能”，从而构建出激励者的叙事模式。

2. 教导者（teacher）

这类DNLPs通过辅导会议、在线课程、培训项目、指导课程和“操作手册”，助力其他数字游民实现自己的目标。教导者依赖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叙事方式——“你如何才能做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将自身丰富的数字游民经验转化为一种“经过验证有用”的方法和资源，并通过设定行动目标，赋能那些缺乏经验的数字游民。

教导者会联系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和新手，鼓励他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更具体地说，他们提供指导，传授在线挣钱和长期旅行两不误的经验。就像其他职业一样，教导者试图凭借他们多年的经验，强调如何学习数字游牧主义，以及教授他人践行这种生活方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教导者和激励者的逻辑有相似之处，但激励者会通过自己的经验来编织他们的叙事，教导者则努力与受众建立直接联系。总体来说，教导者的网络叙事以赋能和自我发现为核心，希望说服那些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只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并付诸行动，就能实现心中的愿望。

3. 社区管理者（community manager）

这类DNLPs专注于满足数字游民社区的多元化需求。他们依据自身经验，针对那些有意加入者的物质和专业需求，精准定位商业活动。社区管理者会组织各种量身定制的活动，包括数字游民会议、邮轮之旅、营地生活、特色节日和峰会等。这些活动的举办地令人神往，但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才能参加。例如，一场大型数字游民年会的套餐价格从每人197欧元至997欧元不等。这些活动将志趣相投并愿意自我投资的人聚集在一起，社区管理者也为参与者提供进入特定社交圈（尤其是成功人士社交圈）的机会。

一些社区管理者认为自己是“独特体验”的“看门人”。也就是说，受限于严格的筛选机制，并不是所有数字游民都有机会获得独特体验，反之，这也确保了参与者符合预设条件。例如，一位数字游民就将他发起的“美食游牧”体验的参与者限定为10位“寻求冒险的美食家”。社区管理者将这些多样化的活动、社交网络和活动举办地，视作数字游民旅居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并以此促进数字游民专业化的发展。

4. 影响者（influencer）

这类DNLPs主要通过产品植入、联合营销、赞助帖等方式获得收入。通过展示自身成功的数字游民经历，他们积累了品牌代言所需的受众和信誉，并不断提高个人品牌的知名度。影响者往往会在博客和社交媒体账户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心策划自己的游牧生活，以吸引读者和粉丝的关注和参与。这不仅是出于分享精彩的旅游内容，还为了传达他们的生活理念。

与前述的原型不同，影响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商，而非其他数字游民或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他们通常会围绕一个独特的“利基市场”来构建自己的叙事，例如，“素食主义者和强环保意识的游民”，“居住在房车中的家庭游民”，或是“豪华旅行的游民”。我们发现，视觉元素在数字游牧主义审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大推动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浪漫化”进程。影响者通过文字、照片和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生动和直观地展示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魅力。有趣的是，从经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类型的DNLPs可能是最不稳定的，但在说服其他人接受数字游民生活方式上效果却最好。这可能是因为它营造出一种游民生活很轻松的假象和期待，淡化了实际所需的付出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学只是理想化的分类方式，而实际情况是，不同类别之间可能会出现交叉和重叠。例如，DNLPs可能同时通过提供课程服务和植入产品来赚钱，因此，他们可能既是教导者，又是影响者。类型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复杂现象的本质，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关键问题的讨论。

（二）“其他数字游民”的职业身份：网络叙事和生活方式正当性的交汇

访谈发现，其他数字游民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感知和理解与DNLPs的网络叙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少人通过否定“数字游民”的标签来塑造自己的主体身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无法或不愿全盘接受预设的生活方式；其二，预设价值观与其个人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其三，担心损害自己的专业性和信誉度。

1. 生活方式

虽然DNLPs和其他数字游民都追求同样的目标——在任何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边工作边旅行，实现行动自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无条件地接受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包括放弃永久的居所或过上所谓的“房车生活”。

对我来说，数字游民是那些没有固定住所的人。他们从一家旅馆搬到另一家，或者从一辆房车换到另一辆（笑）。但我并不真的认同这种方式。（奥德丽）

一位受访者明确将自己与那些参加数字游民大会的人区分开来。在他的观念里，这些人更像是背包客，而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数字企业家”。

我从数字游民大会那里得到的反馈是，“那里有很多嬉皮士和素食主义者，他们有些迷失，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找寻自己，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却缺乏深入理解。”……对我来说，背包客和数字游民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你可能是一个游民，但你并不是数字游民，因为你并没有远程工作，也没有在线收入。（安迪）

尽管有些受访者渴望拥有“地理灵活性”（geographical flexibility），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持续的流动性”（continuous mobility）却是难以实现的，也并非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玛丽-皮耶自诩为一名地点独立工作者，从2016年开始，她就没有了固定的工作地点。

我和我的丈夫决定卖掉我们的大部分财产，我们的生活只需要四个行李箱。每当我们想要改变生活环境时，我们就会搬家，有时我们会在一个地方住上两年，有时可能只有三个月。（玛丽-皮耶）

但也有不同的情况，包括珍妮、安迪和弗雷德里克在内的访谈对象已经在国外旅居了几个月，不过他们并不打算放弃他们的固定住所。

我不想回来时一无所有，我告诉自己：“我去旅行，然后我上车，我甚至不知道当我回家时要去哪里”。我真正在乎的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家，我需要回去工作。（弗雷德里克）

2. 价值观

部分受访者质疑了数字游牧主义的多样性，认为“数字游民”的标签传递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性主导的观念。一些女性受访者列举了男性对本地女性的傲慢和无礼行为。例如，凯瑟琳在回忆清迈的经历时说道：

我在清迈时常去咖啡馆工作，白天我会买一些咖啡和纸杯蛋糕。有时，会有一群男人，大概六个人，他们会坐在我旁边。他们只买一点咖啡，然后在那里连续待上八个小时。他们在“Skype”上和客户聊天，吹嘘自己有一个不懂英语，无法理解他们说什么的泰国女友，夸耀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女人。这就是我不再去清迈的原因……我想去探索，想融入新文化，想去感受它，但我不是来看别人展示或生活在西方至上主义幻想中的，我对此感到非常不舒服。（凯瑟琳）

此外，与传统旅游相仿，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再现了游客和当地居民之间一直存在的失衡关系，并可能对当地社区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位曾到访清迈的游民惊讶于数字游民社区对当地居民的驱逐和对他们生存空间的挤占。

清迈已经被游民完全占据，这令人感到不安。突然间，30%的人口变成了游民，而非当地居民。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在这个游牧社区中，竟然看不到泰国人。我们身处泰国，那泰国的游民又在哪里呢？（比安卡）

数字游民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通过选择地点来塑造自己的身份，身份与空间和地点的关系十分紧密。地理位置对于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影响颇大。例如，社区管理者会在不同的地点组织会议、研修以及其他活动。如果相关活动准入门槛过高，那么就会限制数字游民接触到不同的游民类型，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游民开始思考这种生活方式的伦理后果。当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认同这些活动和社区所代表的价值观时，也就慢慢与之保持了距离。

3. 专业性

数字游民需要展现出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然而，对于DNLPs而言，以休闲为导向的叙事会严重损害他们的信誉，使其难以正当化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向客户、雇主和公众证明自身的工作价值。

我的实际生活与你在互联网和媒体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我不穿人字拖和短裤，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远远超过3小时。我不希望人们这样看我：“她很有趣，她在海滩上工作，同时还想和我们签一份大合同。”……我认为这样的观念会影响我的信誉。（比安卡）

安迪认为自己是一位严谨、专注且坚定的企业家，和那些玩世不恭的数字游民完全不同。

在数字游民社区中，有很多人都“渴望成为企业家”，你知道吗？他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从未真正做好迈出下一步的准备，也不愿意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持续付出。（安迪）

在我们与凯瑟琳的对话中，她直接表达了对“快速致富”叙事的不满：

我并不喜欢“数字游民”这个标签……这个标签让我第一时间想到那些在脸书上制作和发布视频的人。他们会这样说：“哦，你也想过我这样的梦想生活，在海滩上工作吗？只要你花500美元参加这个简单的课程，你就能学会如何过上我现在的生活!”但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凯瑟琳）

比安卡也对网络叙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些叙事将数字游民生活描绘得过于轻松。

有很多数字游民在网上晒出让人羡慕的生活照片：“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尽情享受在沙滩上的乐趣。”不！那可是40多度的高温！……我觉得这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大量的适应和改变。它需要一个非常有组织的系统。……可是，有很多数字游民却让别人觉得他们赚钱如此轻松。这真的让我非常生气！（比安卡）

在本研究中，受访者纷纷指出，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有关数字游牧主义的叙事存在大量误导性信息。这些公开的文本只提升了DNLPs中少数赢家的可见度，其中大部分人的经历却被忽视了。

是的，媒体和博客正是利用这一点，他们希望我们将他们的生活理想化。当他们得到“点赞”时，这就成了他们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我个人并不追求这个……因为分享“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浪漫的”并不是生活的意义，也不是创业的真谛。我想说的是，我有美好的日子，我会得到好的合同……但又有谁知道在这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呢？……这才是我们需要分享的。（弗雷德里克）

尽管这些被“浪漫化”的数字游民叙事和图像积极塑造并推广了美好的体验，但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这种生活的另一面，如孤独感和合作困难等。

在媒体上，他们只展示事物美好的一面，却从不谈论数字游民可能面临的挑战。在我们与数字游民的对话中，经常出现对孤独等话题的讨论。（比安卡）

说到数字游民生活方式面临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同样构成一大困扰，因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旅行限制措施。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被迫在家工作也可能进一步凸显和验证了灵活工作的重要性和实际价值。不难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雇主已经接受了“随时随地办公”的新常态。这场疫情促成了一场强制但成功的远程工作社会实验，越来越多的员工不愿再回到办公室。

我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对远程工作和自由职业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在过去，从2016年到2018年，当我向很多公司投递简历时，他们总是回答说：“哦，这是一个全职岗位，我们不需要远程工作者。”这让我感到恼火，因为我相信，远程工作是未来的趋势。（萨米）

（三）网络空间中数字游民的身份塑造与展示

正如我们在访谈中所强调的，DNLPs的四种典型叙事模式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其他数字游民试图通过与典型的形象保持距离来抵制身份浪漫化的过程，本文尝试分析解读（intepreting）、“去认同”（dis-identifying）和情境化（contextualizing）三种不同的策略。

1. 解读

通过DNLPs将其生活方式商业化的行为，所有原型变得清晰可见。这种在线讲故事的过程，不仅建构和实体化了数字游民这个职业群体的形象，而且也将数字游民正当化，并强化了他们在特定语境中的身份特征。鉴于数字游民不能依赖既定的机构或职业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们试图将自己与网络和媒体中常见的信息（即我们所描述的原型）联系起来，以此来认知自我。

这些原型是社交媒体中普遍叙事的具象化和人格化产物。相关叙事在社交媒体中是高度可见的，甚至无所不在，使它们不可避免地被其他数字游民挪用到自己的身份工作中，而后者往往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对这些叙事进行评估、解释和反思。因此，社交媒体成了一个比较的空间，其他数字游民也逐渐意识到，这些叙事与他们自己对“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的理解是不同的。

2. “去认同”

上述“认知差距”导致人们必须在更深层次上重构自己的身份，因为个体需要处理与原型之间的偏差，或是调和自身所面临的矛盾。身份工作问题对于数字游民来说尤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在面对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时维护自己的专业声誉。有DNLPs指出，数字游民的“标签”暗含着损害其声誉的假设和行为。因此，他们会将自己的经历同在网络上呈现的内容进行比较，并拒绝接受与自身情况不相符的内容。

于是，DNLPs往往会通过强调“自己不是什么”来强化自我认同。他们采用“去认同”的策略，在话语中有意识地“避开”某些特定的身份设定（例如，“我不是背包客”），而“拥抱”那些具有积极价值的身份设定（例如，“我是一名企业家”）。不少受访者清醒地认识到，DNLPs的身份往往与热门聚居地绑定得过紧。他们会刻意远离某些热门地区（如清迈）来实现“去认同”的过程。DNLPs表示，身份工作绝非只在访谈时发生，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DNLPs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特定选择，并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向重要的客户、雇主、家人以及朋友展示或证明自己。

3. 情境化

受访者表示，突出广泛的个人和职业身份也是身份工作的一部分，比如他们希望以有意义的方式融入当地文化，或在各种场合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些都超出了“数字游民”这个标签所涵盖的内容。他们更愿意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或生活中的非工作元素来定义自我，抑或是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而这些恰恰是在网络原型中被掩盖的部分。把注意力转向数字游民群体这种多元化的自我认知视角和融入地方文化的实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对数字游牧主义的理解。虽然这种从具有误导性的身份描述转变为展示真实自我的做法尚未引起广泛关注，但对于那些已经看穿数字游民表面光鲜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讨论：原型在身份工作中的作用

（一）原型作为一种控制形式

原型的作用极为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数字游民线上、线下职业身份的构建和社交媒体的形塑作用，数字游民的网络叙事亦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无法像其他劳动者那样依赖传统的身份认同来进行自我认知（Brown，2017）。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强调，DNLPs的叙事被具像化和人格化为可识别的原型，这些原型不仅塑造了公众对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认知，而且为有意加入者和新手提供了有效的模仿手段和诸多帮助。同时，它们向其他游民展示了成功数字游民的典型特质。不过，在竞争性话语缺失的情况下，这种网络叙事传达的形象也可能“构成一种隐形的身份束缚”（Alvesson，et al.，2008：17）。因此，DNLPs的网络叙事不仅是作者正当性的来源，还是一种隐性的控制方式。

这种控制方式与组织控制截然不同，它并非由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设定的目标来驱动，而是商业目标的“衍生产品”（Alvesson & Willmott，2002；McKenna，et al.，2010）。考虑到DNLPs的目标是商品化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将生活或旅程的特定部分浪漫化是他们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事实上，这种控制的本质其实就是制定一条理想化的捷径，鼓励他人尝试模仿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从中捞取利益。

正如贝弗利·尤恩·汤普森（Beverly Yuen Thompson，2019：38）所指出的，这些商业活动“几乎演变为一种金字塔式的销售策略，兜售梦想给下一批有志于此的人，从而为塔尖阶层的生活方式提供收入”。有学者敏锐地洞察到，一方面，DNLPs创造的是一种预期的身份，这种身份可被其他数字游民模仿和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陷入自己精心构建的身份中，因此必须在网络上不断地（重新）塑造和展示这种身份（van Dijck，2013）。需要强调的是，DNLPs网络叙事的原型其实已经沦为一种身份监管的新工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塑造身份方面始终是有效的。就像其他形式的监控和管理一样，网络原型可能会加剧犬儒主义，引发异议，甚至是抵抗（Alvesson & Willmott，2002）。从本质上而言，这些原型构建的是一种网络身份参照，我们的受访者往往会通过强调“它不是什么”来与之保持距离（Carroll & Levy， 2008）。

概言之，图1是社交媒体形塑数字游民身份工作过程的示意图。社交媒体不但让DNLPs的线上活动成为可能，还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活动的影响力。他们的网络行为（即讲述故事、网络展示、媒体账户管理以及商业化活动）构成了四种叙事原型，描绘出一种浪漫化的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在强调某些特质（如理想主义、舒适、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淡化了其他特征（如生活的多样性、消极面向、挑战等）。在缺乏其他身份认同来源的情况下，这些网络叙事原型成为塑造其他数字游民身份工作的重要力量。然而，其他数字游民也从生活方式、价值观、专业性三个角度出发，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浪漫化持怀疑态度，他们还采用解读、“去认同”和情境化三种不同的策略，对自身的身份工作展开全面和深入的反思。具体来说，首先，他们基于自身经验对网络叙事原型进行解读。其次，他们通过话语（例如，“我是一名企业家”）或行动（例如，避免去清迈这样的数字游民聚居地）来与上述原型保持距离，强化具有积极价值的身份设定，实现“去认同”的过程。最后，他们将自身的个体经验置于特定语境中，关注个人和职业身份的其他面向，以此“超越”传统数字游民的认同和实践。从这个层面上说，社交媒体演变为一种可供比较的空间，后来者逐渐意识到，DNLPs对数字游牧主义的理想化描绘与他们自身的认知和期望之间存在严重的失配。

（二）社交媒体：生活方式、身份监管和抵制工具

有学者提出，明确的组织架构和透明的职业意识形态并不是职业身份形成的关键性因素（Alacovska & Kärreman，2022）。在越来越多的职业中，从业者要做好身份工作，还必须积极运用网络叙事，它既是塑造身份的重要材料（Alvessonm，et al.，2008），也是在组织内外实施身份监管的新方法（Alvesson & Willmott，2002）。尽管社交媒体提供了比电视和电影更广泛、更多元化的职业身份展示平台（Riley & Robertson，2021），但由于可见性、频率和强度等方面的差异，一些身份的展示仍以特定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DNLPs的目标是将生活方式商品化，为此，他们一方面需要把自己的积极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他们也决定了如何在社交媒体上集中展现、复制和正当化一整套商业话术。今天，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个体展示生活方式和身份认知的主要舞台，我们的研究试图超越数字游民这个具体案例的框限。实际上，我们关于数字游民身份工作及其监管的讨论可以为研究其他生活方式和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这些职业普遍受到社交媒体浪漫化的影响，例如社交媒体网红、博主、“YouTube”创作者等。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期待，即为了保持生活的乐趣，工作必须为人们提供不同的体验（Duffy & Wissinger，2017）。诚如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所言，这种期待不仅适用于数字游民，还与更宏大的迷思密切相关，也就是“互联网为千禧一代劳动力提供了无限的就业机会”（Rosenblat，2018：30）。当然，社交媒体在职业浪漫化进程中发挥的深远影响已经远远溢出数字游民领域，开始形塑和改变人们对更广泛的零工经济活动的认知。虽然新晋数字游民在反复接触网络叙事及其四种典型叙事模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什么是重要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的判断标准。但是，个体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也是零工经济中的行动者，他们会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来作为抵抗的催化剂（Anwar & Graham， 2020；Kaine & Josserand， 2019）。

结论

近年来，组织灵活化的浪潮加速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化，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尝试利用不断优化的组织结构、机制和政策来增加未来工作的灵活性。在此背景下，数字游民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案例，是学者深入研究灵活就业、职业身份认同以及生活和工作方式等重要问题的切入点。本研究提炼了DNLPs网络叙事的四种经典原型，包括激励者、引导者、社区管理者和影响者，以及它们在帮助其他数字游民完成自己身份工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这些原型构成了监控和管理数字游民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数字游民发展出各种抵制性策略，特别是通过解读、“去认同”和情境化来反对生活方式的浪漫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演变为数字游民身份监管和抵制的核心空间。基于此，本文希冀为批判性探索“新工作世界”话语及其政治经济意涵提供一个研究起点，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网络环境中动态的权力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出数字游民与资本、新媒体技术、话语及其背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多元的关系。

*参考文献注释等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