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扬|文成公主与藏地茶叶的故事——一个共享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及意义

摘 要

绵延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由传说和故事缀织而成，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了诸多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文成公主与藏地茶叶的故事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期许，映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关键词

文成公主 茶叶 青藏高原 共享中华文化符号

正 文

一、问题的提出

藏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喝茶的民族。对于藏族人民来说，茶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藏族民间谚语“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充分表达了茶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茶叶的产地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温湿的酸性土壤地区。因此，青藏高原及北方边疆各民族要想获得茶叶，便必须依赖与内地的贸易交换。

关于茶叶及饮茶习俗何时传入青藏高原，学术界尚无定论。部分学者依据《唐国史补》《汉藏史集》等汉藏古籍中关于茶叶的描述，认为茶在唐代已经传入了青藏高原。还有学者将文成公主视为最早将茶叶带入藏地的人物。从既往研究来看，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说法最早来自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引用的《汉藏文书》的记载。在此之前，汉文史籍中并未提及文成公主与茶叶的关系。

首先，汉文史籍对文成公主的记载较为简略。《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对她的描述仅有200字左右，《资治通鉴》《唐会要》《通典》《册府元龟》等史书的相关记载也与“两唐书”大致相同，内容更加简化。相较之下，藏文史籍如《柱间史》等对文成公主的记载更加详细。值得注意的是，藏文史籍中也未有文成公主与茶叶之间关系的记述。

王娟等通过对汉藏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的比较，认为晚至民国时期，在汉语历史书写中，依据藏文史籍的相关史料，文成公主才被建构成为“技术传播者”的形象。其与藏地茶叶的故事也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被逐渐塑造出来。任乃强、刘立千等精通汉藏文化的学术精英没有满足于将她仅仅作为汉语世界中的一个政治联姻的符号，而是利用她在青藏高原各民族关系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在促进中原文化与藏族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她与藏民族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叶联系在了一起。

本文通过对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事实的考证，并分析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相关传说，认为文成公主并不是青藏高原茶叶的最早引入者。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单纯考证文成公主带茶入藏故事的史实真伪，而是探究和揭示文成公主与茶叶背后“故事”的建构动机和目的，即文成公主与藏地茶叶的故事中所体现的情感与价值观，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经济活动，成为维系汉藏民族团结的象征性纽带，并演变为汉藏两个民族最有意义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二、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史实考证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事件之一，对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成公主也由此成为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人物，备受尊崇。文成公主入藏之时，从唐都长安带去了大量的纸、墨、种子等物品和工匠、书籍，传播了内地的生产技术。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文成公主带去了西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经过千余年的历史积淀和演绎，这一故事逐渐形成了共识，即“文成公主带茶入藏”，被汉藏两族视为民族友谊的象征性记忆。

然而，根据现有历史文献的考证，西藏的茶叶并非由文成公主带入。这表明，民间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差异。探寻这一差异的成因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对我们理解汉藏民族关系及集体记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的文献看，缺少关于宋以前青藏高原茶叶和饮茶习俗的记录。根据《旧唐书·吐蕃传》对吐蕃饮食的描述，唐代的吐蕃人以青稞炒面、羹酪和酒浆为主要食物和饮料。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关于酒的记载较多，如赤德松赞（赤松德赞的幼子）时的摩崖石刻上便记有“在其境内（工布噶波，笔者注）所产之物中以酿酒粮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奉献）均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在吐蕃的请求下，唐蕃在赤岭（今青海省湟源县西日月山）互市，并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以此作为双方的边界。宪宗元和十年（815），唐又与吐蕃在陇州（陕西陇县）互市。唐王朝主要用丝织品等物交换吐蕃的马匹，并不见茶叶，说明这一时期茶叶并不为吐蕃所需要。

唐代，茶叶的种植和生产相比以前的朝代有了显著的发展。茶叶的产区不再限于巴蜀和江淮地区，也扩大到其他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唐代陆羽所撰《茶经》记录了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包括西北的陕西安康，北方的淮河南岸光山，西南的云南西双版纳和贵州遵义，东南的福建建瓯和闽溪，以及南方的广东和广西。在与吐蕃接壤的川陕一带，产茶地区有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金州汉阴郡和兴元府汉中郡。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叶流入邻近的吐蕃地区是可能的。然而，当时茶叶在吐蕃地区尚未普及，即使有少量流通，其消费群体也主要限于唐蕃交界区域的居民，或集中在吐蕃上层阶级和部分僧侣群体中。

一些学者常引用唐代李肇《唐国史补》中的一则史料，以此证明唐朝时期饮茶习俗已在吐蕃出现。史料记载：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滬湖者。”

尽管该文献记载了吐蕃赞普收藏有来自内地多个茶产区的茶叶，但并未明确指出赞普将茶叶用于饮用还是药用，因此也无法证明唐代吐蕃地区已有普遍的饮茶习惯。目前关于唐代吐蕃地区饮茶的确切史料仅有此一条。此外，《唐国史补》作为唐代的笔记小说，其内容可能是作者从他处听闻，甚至可能经过加工编撰。

许多学者认为，茶叶最早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的，但是汉藏历史材料都没有明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首先，汉文史料缺少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正史《旧唐书·吐蕃传》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两唐书《吐蕃传》所涉及输入吐蕃的物品有酒、碾、硙、纸、墨、杂彩等，未见与茶叶相关的记载。汉文史籍之所以对文成公主嫁入吐蕃记载较少，后世也很少提及，主要缘于华夷之辨观念的作祟。尽管和亲在客观上能够缓和矛盾，减少冲突，促进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但从汉代与匈奴和亲始，和亲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笼络边疆强大游牧民族的息兵止战的手段，而且往往是在中原受到军事威胁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败于匈奴冒顿单于后，采取“厚赂”及和亲政策笼络单于才换来匈奴退兵。文景二帝时期亦“复修和亲之事”，并与匈奴互市，还赠予大量物品。这些措施对减少匈奴的南下掳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形成“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的景象。因此，汉初频繁的和亲政策，主要是基于西汉朝廷对双方军事实力之间差别的清醒认识，即面对匈奴的劫掠，汉朝面临的是既无法用谈判解决，也无力用武力降服的现实。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前，为了争取到突厥的支持，写信给突厥可汗，用词谦卑，并表示愿意嫁女和亲。安史之乱中，唐朝为了向北方草原强邻回纥借兵，也采取了和亲的策略。唐蕃和亲也是在吐蕃展示了强劲的武力后达成的。最初松赞干布派使臣向唐王朝求娶公主时，曾遭到唐太宗的拒绝。吐蕃以此为借口，攻打松州，并出兵击败了吐谷浑、党项、白兰羌。尽管唐军在松州战胜了吐蕃铁骑，但是吐蕃强大的军事实力也让唐太宗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应允了吐蕃赞普的和亲之请。《旧唐书·吐蕃传》总结唐蕃关系时有言：

史臣曰：戎狄之为患也久矣。自秦、汉已还，载籍大备，可得而详也。但世罕小康，君无常圣，我衰则彼盛，我盛则彼衰，盛则侵我郊圻，衰则服我声教。怀柔之道，备预之方，儒臣多议于和亲，武将唯期于战胜，此其大较也。

因此，和亲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为一种弱者的行为，这种看法与当时的文化观念有关。于是，《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对文成公主记载的篇幅不多，也就易于理解了。

相比汉文史籍对文成公主的记载较少，早期的《柱间史》《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及明清时期的《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红史》等藏文史籍则更为详细地描述了文成公主的身世及其入藏前后的活动，并对她给予了高度赞誉。

不过，就目前能够查阅到的藏汉文史籍来看，均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录。现存于世的藏文最早的古籍之一，由阿底峡尊者（982—1054）掘藏的《柱间史》，记录了唐太宗赐予公主带往吐蕃的丰厚嫁奁：本尊释迦牟尼佛；金玉书卷、御膳食谱、大唐法典、农牧历算、医药工巧等方面书籍以及莱菔和蔓菁种子等。汉文译本《柱间史》第十一章《迎请文成公主》最后一段中有赞颂松赞干布与汉妃文成公主喜结良缘的诗文：

鸾凤频频眉目传情，

鸳侣双双互敬奶茶。

佳偶津津品尝美羹，

伉俪嘻嘻玩抓骨臼。

其中提到“奶茶”，如果此条史料为真，那就是藏文史籍关于西藏饮茶的最早记载。但是核查藏文版原文后，发现诗文中被译为“奶茶”的（mar kuvi kyu）一词，在藏文中是“酥油汤勺”之意，与茶无关。究其原因，可能是译者认为奶茶更能代表藏族文化，因此采取了变更原文意思的译法。明清时期的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也包含了“迎娶文成公主”的章节，内容和情节都与《柱间史》的记述相差不多。《西藏王统记》中关于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包括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不见有关茶叶的记载。

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即“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任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松赞之孙，即杜松孟波，先文成公主一年卒。则茶叶，亦自文成公主时输入藏土也。唐时呼茶曰‘槚’，今藏语亦曰‘槚’。唐时呼磨曰‘硙’，今藏语仍呼曰‘硙’。其他藏语读音与我国古音相同者尚多。要皆足为文成公主输入此种物品确定此种名词之证”。任乃强先生是根据唐代汉人对茶叶的发音与今天藏语相同，来证明茶叶输入藏地的时间为唐代，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而且任先生在文中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书中与茶有关之处有三：一是“上篇”讲到吞米·桑布扎在梦中与化身老妪的文殊菩萨对话，老妪说自己路上带的口粮里有茶；二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说的是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生了重病，喝了小鸟衔来的茶叶所泡之水后治愈的故事；三是“茶叶种类”中对中原各个种类茶叶的说明，但从以上对茶的功能的叙述看，更像是药材。噶举派僧人巴卧·祖拉陈瓦（1504—1566）所著《贤者喜宴》中也有关于吐蕃时期汉地茶商、突厥玉商等“五商”的描述。《汉藏史集》成书于明宣德年间，《贤者喜宴》则成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此时已有关于藏地饮茶习俗的明确文献记载。尽管这些文献无法确切说明青藏高原腹地在唐代已开始饮茶，但却可以证明明代西藏地区的饮茶习俗已相当普及。然而，这两部书中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有关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不多，仍存在疑问。即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推测吐蕃时期已有茶叶存在，它可能也并未广泛流行，或许仅被视为一种药用良品，而非普遍的饮品。

综上所述，茶叶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并非始于唐代。然而，唐时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河西走廊及横断山脉东部区域，受唐文化影响的吐蕃部落或许已开始接触和饮用茶叶。

河西走廊在汉武帝之前是月氏和匈奴的游牧之地。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率大军进入河西走廊，击败了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西汉王朝由此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四郡，并通过移民屯垦巩固边防，使得该地区逐渐从草原转变为农耕之地。至公元7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唐朝与吐蕃围绕河西走廊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争夺。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占领了甘、瓜、沙等州，控制了河陇地区。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的军事控制线延伸至六盘山、陇山一线，切断了长安通往河西和西域的通道，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百年。约9世纪中叶以后，吐蕃逐渐失去对河陇地区的控制，退回青藏高原。然而，吐蕃对河陇地区的统治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使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中原农业区与青藏高原、西域、中亚和蒙古高原的纽带。

在唐代，河西走廊成为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分布在河南走廊的吐蕃部落必然会受到唐文化的影响，并开始接触到饮茶习俗。但是，现存的历史文献对唐代河西走廊地区的饮茶活动缺乏详细记载，墓葬出土文物、壁画、简牍等考古资料中也几乎没有关于茶事活动的记录。这表明至少在唐代，饮茶习俗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中并未广泛普及。

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茶马贸易的兴盛表明，至少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地区，茶叶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饮茶之风已颇为流行，逐渐成为当地吐蕃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一时期关于吐蕃部落茶叶消费的文献和考古发现仍较为有限，但宋蕃间频繁的茶马贸易记录反映了该贸易对双方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饮茶习俗主要限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即今四川、甘肃一带的吐蕃部落。然而，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西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三、文成公主和茶叶故事的民间认知与社会基础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茶叶进入青藏高原是一个自宋代开始，由东部边缘向腹地逐渐深入的过程，这段历史由于汉藏文史料记载较少，显得很不清晰。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元代以前，史料中还缺少关于西藏地区饮茶的记载。但是，汉藏两个民族却不约而同地把茶叶入藏的源头追溯到文成公主，并形成了民间的共识。于是，茶叶入藏的历史源头在学术上和民间就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差异。这种话语差异的形成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的问题。

文成公主之所以被看作是最早带茶入藏之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文成公主被历朝历代的藏族群众视为中原文化的使者，也被当作藏传佛教绿度母的化身，她的塑像至今仍被供奉在布达拉宫。茶叶作为从内地传入，且藏族每天都离不开的日常生活品，自然而然会将其与文成公主攀附起来，久而久之便演绎出各种传说和故事。这些故事不断积累和积淀，形成一种集体的历史记忆。在青藏高原，莲花生大师、格萨尔、米拉日巴和文成公主是民间层面最为著名的具有神性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和传说广为流传，他们的胜迹遍布高原全地。与官方正史和文献记录不同的是，这些自发流传的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更加鲜活、丰满和动人，是普通藏族民众真挚情感的流露和表达。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所总结的：“在藏族人民中间，诗歌、戏曲、壁画、雕塑，一直把文成公主入藏事当成取之不尽的题材。可以说，人们认为文成公主进藏那个带来的幸福，推动了藏族社会的发展。因而藏族人民调动一切艺术手法来颂扬这一门婚事。”

按照藏文史书的书写习惯，大量关于文成公主的各种描写既突出了她的神圣性，也使她具有了聪明智慧、慈恩爱民的特性。她从长安带到逻些（拉萨）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在藏传佛教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供奉之地拉萨大昭寺因而也成了藏传佛教的中心。《文成公主》还是藏族传统八大藏戏之一，其形象深入人心。文成公主进藏途中，留下了诸多美好的传说和遗迹。有学者收集到与文成公主进藏事迹有关的地名传说和故事就有30多篇，如青海的日月山等地名都来自文成公主的传说。在其入藏途中，也有多座专为纪念她而修建的寺庙。据藏文史料记载，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的宏觉寺，是公元10世纪时的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先驱喇钦·贡巴饶赛所建。贡巴饶赛在公元945年为宏觉寺选址时，意外发现了公元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途中，在青唐中心唐蕃驿城（今西宁市）停留时遗留的土筑法台，这座法台是文成公主为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专门修筑的，因此贡巴饶赛便以此神圣法台为中心修建了宏觉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结古镇南面的贝纳沟，有一座唐代古建筑遗存——文成公主庙，又名加萨公主庙（“加萨”为汉地之意）。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留居，并亲自建造了这座寺庙。四川甘孜康定公主桥、甘孜公主寺（塔公寺）和公主寺释迦牟尼佛像、西藏林芝布曲寺文成公主像等，都与文成公主有关，成了藏族人民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甚至在许多文成公主没有到过的地方，也流传有她的故事。西藏藏东的芒康县曾经是唐蕃文化和商贸的交汇地带，当地民间流传着许多与文成公主进藏有关的故事，县境内还建有2座文成公主庙，庙里供奉着文成公主的石刻雕像或塑像。芒康县徐中乡群众把文成公主当作生育之神，邦达乡群众传说然堆村的一座拉康为文成公主命随行人员所建。西藏林芝市八一镇巴吉村有一片巨柏林，相传是文成公主经过此地时因思念故乡而遗落的头发变成的。

在关于文成公主的诸多形象中，最为鲜明和被藏族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她作为作物和技术传播者的角色。青海玉树至今流传着文成公主经过此地时教百姓修建和使用水磨的故事。另外，青藏高原各地还流传有文成公主教藏族百姓种植青稞和蚕豆、酿造美酒、制作奶酪等动人的故事。西藏林芝农牧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文成公主从内地带来了青稞、豌豆、油菜籽、小麦、荞麦等五种粮食种子，带了耕牛和奶牛，带了白的、黑的、蓝的、黄的、绿的五种颜色的羊，还有许多内地的铁匠、木匠、石匠，也跟着文成公主一起进了西藏，就从这个时候起，西藏才有了五谷，老百姓才学会了耕种和工艺。

位于拉萨河谷地带的墨竹工卡松赞干布出生地也有一个“甲玛沟的野油菜为什么多”的故事：

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她不仅从长安带来了青稞、豌豆、菜籽、萝卜等谷物和蔬菜的种子，还带来了许多草种，如燃巴草、燕麦草、野油菜等。……谁知当护送文成公主的队伍走到甲玛沟时，装草种的袋子由于路途遥远，一路颠簸，一个个都被磨破了。草种就从袋子里漏了出来，等发现已经有许多漏到地里。他们急忙把地里的种子撮到袋子里，再把袋子缝好，继续上路。谁知那些没有撮起的草种第二年都长出来，而且一年一年的繁殖增长，野油菜就越来越多了。

以上关于文成公主与粮食、蔬菜种植等有关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流传甚广，藏族百姓甚至传说青稞、绵羊这样的高原物种也是文成公主带入的。

其二是学者的学术观点和官方的意志影响了民间。王娟等学者深入梳理了汉藏历史文献，并分析了民国时期对文成公主形象的三重塑造过程。她指出，20世纪初中期，出于构建民族国家的需要，汉族知识精英对文成公主形象进行了重新建构，赋予其技术传播者的身份，让这一形象在民国时期正式出现在汉语历史书写中，并逐渐影响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成公主的故事被纳入国家教材叙事，使其形象在各社会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2001年版的初中七年级历史课本中写道：“文成公主还将饮茶的习俗带到吐蕃。”2016年新版初中课本表述为：“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蔬菜种子、茶叶、丝绸、工艺品以及佛经、医药、历法、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两个版本的教材均提到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中小学课本受众广泛，所有接受过国家义务教育的公民都会接触到这一历史叙事。作为国家审定的教材，尤其是历史类教材，体现了国家意志，里面均为形成定论的内容。因此，尽管课本中关于文成公主的篇幅不多，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对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来源，教材并未具体说明，应该是意在将文成公主的故事作为古代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互动的象征加以提炼和传达。

从某种程度上说，茶叶入藏是否真由文成公主带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这一传说的构建动机及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和情感认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文成公主带茶入藏故事的产生、演变，本身就是历史行为，是一种历史的创造过程。这种历史创造的行为之所以代代相因，不断积累和丰富，是由于人们相信这种行为有益于现实社会，有助于汉藏两个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体现了汉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从这个角度看，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虽然在历史事实层面存在传说的成分，但在情感和文化表达上，它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四、结  语

文成公主与茶叶的故事是一代又一代汉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的是民间历史叙事的活态性。之所以说它是活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这个故事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传诵不衰。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化，不断更新与重构，不断增添新的素材，不断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使其常说常新。如四川藏茶主要产地雅安的各个茶庄、茶厂和茶场的经营管理者和茶农们，都能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渠道讲述不同版本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故事。这一叙事被不断再创造的过程说明，民间传说不仅是对过去的历史再现，更是对现实社会的回应和参与。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故事在流传中不断被更新和变异相对的是，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和情感观都是不变的，呈现出来的是对汉藏友谊的诚挚颂扬，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

这些来自民间的，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无意识史料，其与有意识记录下来的供人看的史料不同的是，口传故事是人们对当下现实生活情境的折射，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和动机，因此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其中内容的真实与否，而在于茶叶所象征的汉藏两个民族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

华南地区的客家人盛行编修族谱，他们将其作为凝聚族人，构建血缘共同体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但是，客家人基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宋及宋以前的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并攀附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而很少有人将自己的祖先说成出自华南本地。其实，族谱作为一项社会记忆的集体活动，其本质并非追求历史“真实性”，而在于维系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正如有学者所言：“（族谱）无论是真实的或虚构的记载，其根源都在于人们对自身及所属群体的现实处境的理性或感性思考，都是编纂者的族群意识的忠实反映。重要的不是这种虚构可能带有多少真实性，问题在于，对宗族历史的虚构行为本身就是有社会意义的。”

与华南客家人修族谱所表现出来的建构共同体的目的相同的是，青藏高原的藏汉各族人民通过文成公主和茶叶这样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建立起一种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这些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视角，一种来自民间的，超越了地域和民族的，自下而上的，鲜活的视角。客家人追溯中原祖先血统，象征着对文化根源的认同，而文成公主的故事则传达了汉藏民族和谐共生的意愿。这种社会意义使得民间故事超越了“真实性”与否的争论，而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工具。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对历史的记录和解释都掌握在极少数权贵和知识精英手中，史官记录和书写的历史代表了国家精英阶层的意志，是官方认可并认为可以被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而广大底层民众的声音经常被漠视而湮没不闻。但是他们也有自己记录和传承知识的渠道，那就是简单实用的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中的很多内容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是虚构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它们传达出来的基于价值观和自身情感的动机和期盼是真实的。民间传说与精英书写的历史在历史记忆的形成上构成了复杂的二元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民间传说作为底层群众的历史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对正统历史记忆的补充与修正。文成公主与茶叶的故事作为一种民间历史叙事，通过民间流传形成了对主流历史记忆的解读与延展。这一过程同样印证了历史记忆中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文化互动。

构成一个共同体的基础是其成员所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些由共同的记忆、经历和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边茶贸易作为汉藏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历史实践，成为连接两个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桥梁与纽带。茶叶不仅是经济交往的媒介，更是汉藏民族文化联系的象征。文成公主与藏地茶叶的故事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期许，映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责任编辑：张子新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知网提供全文下载。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释及参考文献没有列出，引用请务必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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