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 名誉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美术史与书籍史》作为首本专注于探讨美术史与书籍相互关系的学术集刊，分为“专论”“札记”“资料”三大版块。其目的在于深入挖掘并揭示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以促进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
本书为《美术史与书籍史》第一辑，三篇研究聚焦法国藏书家格罗烈，分析其藏书对欧洲书籍装帧影响，并公布新发现旧藏以及介绍格罗烈藏书，展现其书籍美学追求与文化传承。另文探讨古籍版本仿真，明中叶后宋刻本稀少，古籍仿真复制成风，影响深远；南宋《唐人绝句》研究揭示其价值，对中日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中国山水画树法图式演变，提出四种类型；唐宋书籍发行与印刷繁荣，一文探讨本草古籍动物分类与图像生成；一文探讨文人题画与装潢制式关系，反映宋代以来文人风尚。一文概述李宣龚生平及雅集活动，反映动荡年代文人心态。
发刊词 范景中
专论
11 格罗烈和他的书籍装帧 范景中
34 格罗烈在意大利——格罗烈的第一批藏书及其藏书标记（截至 1540 年）［法］伊莎贝尔·德·科尼乌著 刘保云译
97 论古籍版本的仿真 陈先行
107 日藏宋版《唐人绝句》初探 金程宇
119 中国山水画中树法图式演变的一种推测（上） 杨柳 杨崇和
153 指鹿爲犀——唐宋本草古籍中的动物分类与图像生成 林煜斌
179 桑德罗·波提切利的轶事传说与早期文献 ［英］赫尔伯特·霍恩着 张茜译
札记
190 文人题画与装潢制式之关系考 潘文勰
资料
212 硕果亭里的三次雅集 梁颖
234 格罗烈旧藏经眼录——《寻爱绮梦》（1499）和拉丁诗人三家集《卡图鲁斯、提布鲁斯、普罗佩提乌斯》（1515） 贝立文
259 《美术史与书籍史》征稿启事
260 《美术史与书籍史》文稿技术规范
范景中
中国美术史之父张彦远（815—907）《历代名画记》在历述各代能画人名之前，专立一节关于书籍的“古之秘画珍图”。由于那些书籍人间罕遇，于是他粗举领袖，既有我们今天已不得其解的《浸谭泥图》，也有诡爲隐语的《孝经谶图》，还有我们能览其仿佛的各种本草图。有的大概是短卷，像《灵命本图》；有的则洋洋大观，《古今艺术图》《汉明帝画宫图》皆五十卷，《区宇图》竟一百二十八卷。张彦远最后说：“略举其大纲，凡九十有七，尚未尽载。”虽说如此，九十七部书出自美术史家的遴选，可说是世界上第一份艺术典籍的书单。
中国早期的书籍多以卷轴形式出现，《历代名画记》所述当亦是卷轴装潢，如此，虞龢《论书表》中的文字：“大凡秘藏所录，锺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锺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不妨看作年代更古老的艺术书籍着录。
西方美术史之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没有给出相应的书单，不过有几位书籍艺术家也进入了他的《名人传》，例如巴托罗梅奥（Bartolommeo della Gatta，1448—1502）、盖拉尔多（Gherardo di Giovanni del Fora，1445—1497）和阿塔凡特（Attavante degli Attavanti，1452—约 1525）。他们生活在手抄本和印刷本交替的时代，像阿塔凡特既画手抄本中的细密画，又爲印刷本做装饰。瓦萨里在赞美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约 1400—1455）绘制的两部大书之后，还对阿塔凡特的一部书籍装帧做了非常动人的描述。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能读到的绘画论著，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中国那样多。尔时，他们如饥似渴想弄明白的东西，只好求助于普林尼（23/24—79）编纂的百科全书《博物志》。我们事后来看，《博物志》主要从三个方面鼓动起艺术家的灵感盘旋：一、古希腊的重要艺术家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二、逼真地再现大自然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成就；三、艺术家的才能和作品属于博雅的艺术。据此，文艺复兴时期有抱负的艺术家觉得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Hic litterae latinae gracaeque restauratae, mutae artes excultae, Platonica philosophia restituta［拉丁和希腊学术得到恢复，视觉艺术得到培养，柏拉图哲学得到复苏］。
在莱奥纳尔多·达·芬奇（1452—1519）眼里，视觉艺术是基于宇宙“神圣设计”（divine design）原理的对自然认知的最高形式。
相信制言者（word-men）胜过制像者（image-men）的人绝不会这么看。20世纪牛津的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这位《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的作者，濡笔修史，一骑绝尘，落墨尺牍也才隽惊人。1956 年 4 月 13 日他写信给大名鼎鼎的美术史家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说：“我有时想，在人类历史中，在图像和书籍之间的对照上有一个很好的变革。中世纪相信图像，宗教改革者相信书籍。16 世纪，他们争吵得难解难分，宗教改革者则印刷了更多的书籍——书籍在指责图像——因而天主教会发明了《禁书目录》，并焚烧这些书籍，以制作更多的图像。改革者因而被杀头、打败和摧毁。
启蒙运动是一个书籍的伟大时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里。因此天主教的普及主要依赖感官，而非智力。”（周运先生译文）他说自己虽是一个天生的新教徒，也不得不遗憾新教徒对书籍的崇拜退化成了一个教派，而且还是衹信仰一本书的教派！
贝伦森的答复如何，囿于见闻，不得而知。在中国古代，尽管永远是书籍胜过图像，制言者胜过制像者，但是我们却可以驰骋一下想象：当文献被尘封，书籍被遗忘，在人们眼前昂然屹立的永远是古迹、废墟和断柱残墻。因此，像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和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那样了不起的制言者，已深切意识到视觉图像对我们接触文明、感受历史的控制。
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人文主义者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1405—1464），政务虽繁忙，却不废写诗、写喜剧、写历史。他也是最早接触印刷书籍的人，看到古腾堡印刷的四十二行本《圣经》，便在 1455 年写信给维也纳的一位枢机主教，说这部书“清晰、工整，毫无差错，不戴眼镜也读来轻松”。在崇尚古希腊艺术清莹秀澈的年月，他从印刷本中看出了古典的美。更重要的，皮科洛米尼还留下一笔引人入胜的遗産，和我们今日的文化生活有关，那就是位于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图书馆（Biblioteca Piccolomini）。图书馆不只建筑的本身华美，平图里奇奥（Bernardino Pinturicchio，1454—1513）的 墻湿壁画晶晖夺人，穹顶画更是云起霞蔚，色跃光沈，一仰望即心动神飞；手抄本乐谱，陈列庄严， 纸琬琰，似有珠玉环佩之音，绮丽如锦明色丝，水碧云漪；还有屹立于中央的古罗马美惠三女神雕塑，大理石肌肤白洁明艳，点缀出灿烂中的优雅。各种艺术门类在图书馆中渊渟泽汇，美得令人目悦心醉。人们对于文艺复兴文明的想象，皮科洛米尼图书馆具体而微。
中国正德年间也有一座图书馆横绝文林，它稍晚于皮科洛米尼图书馆，坐落于无锡，即华夏（生活在成化至嘉靖年间）的“真赏斋”。文征明（1470—1559）爲它绘画，丰坊爲它作赋，罗列的周秦汉魏之书、晋唐宋元之绘，盈几压栋。书法如锺元常《季直表》，贞观所藏；王右军《袁生帖》，祐陵所题。绘画如王右丞《辋川图》，珍声万代；郭恕先《雪江图》，宝着前朝。碑帖如坛山大篆，鸿都石经。书籍如刘氏《史通》《玉台新咏》，上有“建业文房”之印，惊艳的奇书。器物如紫桑小几，宝晋旧物，下有“芾”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时诸侯所用。
印章如东汉杨彪文，雕刻精工，旁皆碾花；“三槐之裔”印，螭钮刻深而奇，温润无比。馆中所藏，皆远有端绪。古人对艺术的看法不类今人，别有洞见，难怪在王国维（1887—1927）眼中，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都是美术，都以其技艺精妍体现了古雅之美。
所以，我们编辑此集刊，讨论美术史和书籍史，则大可跨过书籍与艺术斗争得“难解难分”的界限，不去比试谁高谁低，而是探索其中隐含的一些有趣而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张彦远论述的传授、笔法、品味与山水树石的技术问题，或者瓦萨里提出的 le cause e radici delle maniere［风格起因和根源］的问题。这些美术史的问题，同样可供书籍史借鉴，反之亦然。
从这两类历史的研究中，人们大概会看到，真正的史学家要能做出堪称历史精髓的评价，鉴别出什么是平平之作，什么是佳作，什么是杰作，都离不开久已被人们漠视的 ars 即技术；风格之谜就潜藏在这些令人激动的秘密之中。当然，不能奢望这些问题会有最终的答案，但是需要有人对此提出大胆的解释，学术才能进展。因此，一位学术前辈的告诫或许对我们有益：“人到中年，越是意识到以前有时间学习而却漏学了那么多东西，才越会感到编辑古希腊文献的古典学者或者精擅花草的画家，他们的技能多么令人赞叹。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与一个世界——艺术世界——取得某种新的联系来弥补这种缺憾。这个世界里的学者，虽然不总是一个褒义词，但却没有人会怀疑，重要的是去寻找，去探索，去冒险从事实验。
在这方面，学术总是能从艺术创造的精神中获益，去开拓未知，而不是一个劲儿地重复已做之事。”我们一旦进入这个艺术世界，也就可以借重皮科洛米尼调解制言和制像之争的一句名言：Amantenim se artes hae ad invicem［学科彼此相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