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刘敦愿：画像铜器——列国时代的战争与生活
学术
2024-08-10 19:30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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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铜器：列国时代的战争与生活
2020年9月，北京的疫情有所缓解，人们开始恢复小范围的活动，一些线上线下结合的学术讲座也逐步多起来。我受邀参与“中国博物馆公开课”系列讲座的讲授，有幸结识首都博物馆李吉光女史。此后吉光又专程到我学校附近小坐，谈了她对先师刘敦愿先生文章的喜爱，并跟我讨论这本集子的选编计划。吉光是学文学出身，而先生的文字虽立足于考古学和美术史，但并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领域，这些文字跨越时空，在其他专业的学者那里获得知音，令我十分高兴。先生晚年在自选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的自序中说：……我一向认为，如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也不必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吉光的眼光，证明先生的创见的确不会湮没在时光的尘埃中。我要特别感谢她和多年来给予我许多支持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朋友，将这些充满着历史力量、人文光辉和个人魅力的文字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方辉教授和我接受《文汇学人》的采访，已比较详细地谈了先生的学术贡献（李纯一：《刘敦愿：一位错时的美术史家》，《文汇学人》2018年6月22日）。我在《文史哲》2021年第2期发表的《刘敦愿与中国早期美术研究》，讨论了先生在早期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我选编的刘先生的另一个集子《文物中的鸟兽草木》，收入“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为该集写的后记，以《碎金屑玉的意义》为题，先行发表于《读书》2022年第8期。这几篇文章，都有微信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不再重复以前所谈所写的内容，在此只作一些有限的补充。我在2023年3月3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文物中的鸟兽草木》读书会”引言中谈到，若先师魂灵有知，未必会赞成我们这些学生今天的做法。他生前对于“吹喇叭、抬轿子”的事情，颇不以为然，认为“戏台里面叫好，自家人捧自家人”最为恶俗。我近年来提醒学界重新注意先生的研究，固然不排除个人情感的成分，但可以问心无愧的是，这些工作主要不是出于“私爱”，也不是要拉出老师来为自己“壮声威”，我的目的更在于重新检讨中国美术史和考古学研究既有的遗产，以利于思考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所以，我并不忌讳妄论先生生前的寂寞，也直言了我对相关学科范式单一和彼此隔阂的看法。然而，在理性之外，今天重新展读吉光所汇集的这些文章，却不禁感慨万千。我又看到了先生书房内朴素的水泥地面、简陋的沙发、高高低低拼凑起来的书架，看到了先生高大而清瘦的身影慢慢走来。无论什么时间叩门，师母总是笑脸相迎，先生总是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笔……记得有一次，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向我展示自己制作的“文创产品”：将亲手描摹的古希腊陶盘内底男女舞蹈的画面，剪贴在一个光泽不明显的白瓷盘中央。始终解决不好的技术难题是如何挂在墙上。他用细铁丝制作了一个三角形架子，三个钩子等距离固定在边缘上。物质条件是窘迫的，但先生一直是个很快乐的人。这种故事我还记得很多，有机会再谈。我接下来简单说一下这本书所选文章的主题。考虑已出版的《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和另一个计划中的文集，我建议这个选本尽量凸显一些特色，而不要重复。我记得先生多次跟我谈到一个未了的心愿，即系统整理东周“画像铜器”的材料。这个集子所收录的，主要是他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些文章。“画像铜器”是先生个人的定名，指的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各地发现的一种带有新型装饰图像的铜器。从技术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类，一是所谓的“刻纹铜器”，即“在极薄的器壁上用锐利的小刀刻出图像的青铜器”。另一类是在器物外壁铸造有图像的青铜器，这类铜器上的装饰与商和西周的传统不同，后者多见高度变形的动物和几何纹样，神秘莫测，而前者则具有高度的绘画性特征，对物象的表现更为直观，故名之曰“画像”。这些图像在器物内壁和外壁较为浑圆平阔的表面上展开，与器物的结构缺少有机的关联，只不过是将器表当作一种近乎平面的载体来使用。画像主题包括狩猎、宴饮、奏乐、竞射、采桑、攻城、舟战等，多是再现性和叙事性的人物活动，还有树木、池塘、建筑、舰船等用以营造特定场景气氛的元素，内容相当丰富。限于尺幅和制作技术，其物象大多较为简洁，但生动活泼，十分动人。有的画像还嵌错金银，以显示其名贵，而不同的金属材质并置与对比，呈现出色彩之间微妙的变化，也可视作绘画性的语言。这类铜器的流行，与文献所载同时期的壁画、漆器上的绘画，以及南方墓葬所见的帛画，皆意味着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大变化的到来。先生认为，画像铜器可以看作汉代画像石的前身。这不是指这些贵族使用的铜器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山西、四川、重庆等地汉代墓葬、祠堂和墓阙所见的画像石是一种简单的线性传承关系，而在于将这类材料放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来理解。换言之，这些材料既可用以观察三代青铜艺术之“去脉”，又可借以思考汉代艺术之“来龙”。先生除了从时间脉络上思考画像铜器的意义，也从空间角度讨论其成因，主张在中国文化内部寻找这些变化的逻辑关系。与这种“致广大”的眼光相并行，他对画像的主题则作了“尽精微”的分析。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采桑画像的检讨。学者们通常将这一题材的画像看作生产活动的写照，而先生指出，其中有腰部露出剑柄者应是男子，而人物遍身罗绮，断不可能是养蚕之人，由此判断这一画像表现的是贵族男女桑间之会。他对竞射、舟战、狩猎、庭院植树与养鹤等题材均有精当的分析。在他看来，这些画面表现了“祀”与“戎”，全属国之大事。除了主题，他还对这种新艺术形式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诸如《试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等文章，都涉及画像铜器的材料。读者自然不难从这些论述中，感受到先生在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等多个方面纵横交错的眼光。他的行文融汇了学者青灯孤影的思虑和艺术家精骛八极的气质，如钟如磬，如云如水，与他所讨论的艺术作品、所讨论的时代若合符节。所谓人书俱老，这种境界已不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能学到的了。从1933年徐中舒先生《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开始，不断有学者讨论东周画像铜器，但在同时代的学者中，从未有人像先生那样花费如此大的心力。他甚至计划将研究心得汇为一本专著出版。但囿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他这一愿望无法实现。当时的出版社自然不愿出这种赔钱的书，他也找不到一分钱的经费。他没有条件系统收集和复制国内外博物馆藏品的图片，只能以线图替代。后来，先生只好将出书的计划放弃，将书稿分解为长短不一的文章，发表在各种刊物和文集中。先生为自己的研究建立了非常系统的档案，但是，我们在整理其遗物时，却未能找到完整的书稿。现在将这些分别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对这个课题整体性的思考。先生去世已逾四分之一个世纪，这本书的出版令人感到安慰。我的研究未曾涉及先生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至多是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转述先生的高论。除了可以检索到各类刊物上新的研究成果，据我个人所接触，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对这类画像铜器有全新的解读；母校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以及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校友王传明兄，都曾在这些问题上下过功夫。前几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张闻捷教授来访，也以其研究画像铜器的新稿示我。我很高兴看到学者们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发出人们新的思考。这本集子还收录了先生题为《中国艺术史》的授课提纲。这是倪志云学长珍藏的一个打印本。根据先生封面上的题签，是他为到访山大的外宾授课所拟。这个简要的提纲涉及的内容十分广阔，可以反映先生对于中国艺术史整体的把握。如果留意其中那些时代特征明显的语言，也许还可以从中窥知20世纪80年代学者心境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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