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华丨洛特曼“新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三重超越

洛特曼宏大的文化符号学体系以语言学思想为筑基点,甚至可以认为,文化符号学的本质是语言学的｡本文梳理俄罗斯学界关于洛特曼学理的“主义之争”,论证洛特曼既超越结构主义又迥别于后结构主义,形成以追寻交际过程中动态发展的“开放的结构”为目标的“新结构主义”语言学路径｡这一特殊路径彰显于从系统—结构论走向文本中心论､从单语主导走向多语对话､从结构语言学走向语言文化学的三重超越,是洛特曼“传承即超越”学术理念的卓越展示,契合洛特曼提出的理想科学构想的两重标准｡

关键词

洛特曼; 新结构主义; 语言观; 文本; 语言文化学

尤里·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 1922-1993)以俄罗斯文化符号学大家的身份闻名遐迩,其宏大的文化符号学体系深深植根于语言学领域｡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下文简称“学派”)中与洛特曼过从甚密的很多成员均为语言学者,如乌斯宾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托波罗夫(В. Н. Топоров)､伊万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莱科姆采夫(Ю. К. Лекомцев)等｡“语言”是洛特曼运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所指内容异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语言被理解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系统,而狭义来说,语言被解释为‘作家风格’(стиль писателя)”(Золян 2022:108)｡整体而言,洛特曼的“语言”既指本原意义上的自然语言,也隐喻性地服务于文学艺术文本和文化类型研究,并且自然语言在其理论体系中发挥着核心性､基础性的作用｡例如,洛特曼从语言学角度对俄罗斯11—19世纪的文化类型进行分类,认为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就决定了对文化代码的分类……语言符号系统对文化代码的类型有着“模式化的影响”(моделирующе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赵爱国 2021:601)｡ 

洛特曼的学术活跃期20世纪60—90年代正处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交锋的张力时段｡俄罗斯学界关于洛特曼学理的“主义之争”十分激烈(Тороп 1995;  Пятигорский 1996; Автономова 2008; Живов 2009),甚至有学者提出“洛特曼在其学术思想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同时是又不是结构主义者”(Ким 2003: 190)的调和论调｡佐良(С. Т. Золян)则认为,“通过对洛特曼语言学观点的分析,毫无疑问,洛特曼忠实地认同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他当然是结构主义者;同时,洛特曼预见并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这些原则在具备了动态性质之后可能获得的发展｡我们倾向于说是形成了某种尚未出场的‘新结构主义’(нео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的语境”(Золян 2022:117)｡有鉴于此,厘清洛特曼语言学思想中既仰赖于､又超然于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理论要旨对于定位洛特曼的学理身份､分明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图景颇为重要｡

1.1 结构与解构之间:追寻“开放的结构”

普遍认为,结构主义同后结构主义的“世纪分水岭”是德里达(J. Derrida)于1966年所做的题为《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著名讲座,而后艾柯(U. Eco)1968年的著作《缺席的结构》再度掀起结构主义“后时代”的大浪｡结构主义重在发掘多样､异质现象背后的抽象联系系统,认为表层的多样性相对于背后的结构是非实质的,因而是意识可以忽略的｡而德里达引领的后结构主义关注符号在直接体验中传达蕴涵于所指背后的内容以及人和环境的经验的能力｡ 

洛特曼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Кнабе 1995:270)｡洛特曼的著作,尤其是后期研究,被描述为“苏联后期符号学朝向后结构主义的隐晦漂移”(Калинин 2009:32)｡日沃夫(В. М. Живов)则认为,“后结构主义元素早在洛特曼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中便有体现｡洛特曼否定了雅各布森(Р. О. Якобсон)的交际模式,建构起以具有创造性本原的不解(непонимание)为前提的新模式:翻译的非等值性保障了文化的动态性……而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后结构主义著作的《文化与爆炸》正是从这种对结构主义的颠覆中诞生的”(Живов 2009:22)｡ 

洛特曼同结构主义的差异还体现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生成”(порождение)一词,讨论诗歌和文化中的意义生成问题,似乎体现出超越结构主义框架,走向生成主义的倾向｡但洛特曼对克里斯蒂娃(J. Kristeva)等解构主义学者的批评同时证明了不能简单将洛特曼划入后结构主义者之列(Золян 2022: 116)｡如托洛普(П. Тороп)所言,“洛特曼论及的问题同后结构主义只存在外在特征的相似,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在随后的探寻中找到”(1995:231)｡ 

洛特曼宏大的理论体系起筑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土壤之上毋庸置疑,关于洛特曼简单跳跃到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实际上磨灭了其系列重要思想的继承性特征｡回望俄罗斯符号学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引起广泛关注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洛特曼认为“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其主流发展趋势:传承与超越｡这两个词既适用于俄国形式主义遗产,也适用于对巴赫金(M. M. Бахтин)或普洛普(В. Я. Пропп)著作的态度｡但最为重要的是,这关涉索绪尔的伟大遗产｡即使在雅各布森发表系列批评之后①,索绪尔的著作仍然是符号学的有力基石”(Лотман 2000:154)｡如洛特曼本人所言,“符号学诞生于结构语言学､信息论､控制论和逻辑学等几个学科的交叉点”(ibid.:8),“语言是最重要､最广泛､研究最深刻的交际系统,结构语言学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符号学的研究方式”(ibid.)｡ 

20世纪80年代,“学派”进入学术发展的成熟阶段,洛特曼在后期著作中提出了整体描写(包括语言和文化在内的)人类象征活动的新路径,但这种新路径是否像学者们所言通向后结构主义仍有待商榷｡事实上,后结构主义思潮在苏联复杂矛盾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未能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和传承,以至于“错位发展成为反结构主义(анти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对后结构主义的学理误解加上解构或话语分析程序的不完善最终引致了……文本概念本身事实上的消逝:作为结构和意义客体的文本消解于无尽的､无组织的文本间或语境符号活动之中,或分解为彼此之间毫无联系的构分”(Золян & М. Лотман 2012:17-18)｡ 

洛特曼在重思结构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于结构的失落的警觉,这是洛特曼与解构主义文本观的本质差异｡洛特曼肯定文本具有极为复杂的内在组织性结构(имманентн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认为必须存在保障整体符号空间统一性的“元结构”(мета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остроения),强调社会交际过程中文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外部联系和动态发展｡洛特曼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结构主义:“从结构出发,通过第二性模拟系统(вторичная моделир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和符号域的概念,最终得出不可预测性(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在系统发展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Микиел 1995:302)｡ 

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范式,洛特曼认为,“任何结构在保持自身的元结构体系的同时都有试图把非结构要素纳入自身体系内的冲动,同时非结构要素也会以异己系统的身份冲击结构系统”(张海燕 2007:88)｡由此可见,“洛特曼所说的结构不是一种静态的系统生成物,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同上:89),实际走向了一种更具动态性､更为宽泛的结构观,建构了交际中“开放的结构”的思想,与此同时也并未远离结构主义,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其可能性｡而日沃夫(Живов 2009)所指出的动态性思想在洛特曼著作中早有体现,恰恰证明了洛特曼对结构主义的推展而非背离｡

1.2 “新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出场 

洛特曼的语言学思想内蕴着“新结构主义”路径的出场,这种特殊路径体现的是新意识形态语境下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意义使用论)(Золян 2016:93)｡文本同时作为一种结构和操作(行动)而存在,而语言活动作为语言结构在交际过程中的多维现实化和文本化成为研究的重点,展示出洛特曼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突破｡ 

洛特曼受到几乎所有符号学奠基人的理论启迪,尤其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洛特曼在《思维世界》一书中用专章《索绪尔以降》阐述对索绪尔学说的态度｡一方面,充分肯定其学说作为符号学后续发展之根基的意义;另一方面,审慎探讨其中需要重新审视的条目:一是语言和言语(代码和文本)的对立,二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对立｡认为这两种区分是“现代符号学理论大厦的基础,同时也正是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展现了20世纪下半叶符号学整体面貌的深刻转变”(Лотман 2000:155)｡ 

洛特曼突出强调语言系统的动态性､演变性,并以此为特征区分“代码”和“语言”两概念,指出“运用术语‘代码’替换‘语言’完全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安全无害……代码不具有历史,即在心理上它将我们导向人工语言,后者被认为是语言的理想模型｡语言是代码加其历史”(ibid.:15)｡动态性是塔尔图学派的核心关注之一,“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对立的观点(反映出塔尔图学派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以及雅各布森后期研究之间的显明联系)”(М. Лотман 1995:222)｡ 

洛特曼强调,“努力将动态性引入语言结构的概念本身……从一开始就是雅各布森语言思想的特点”(Лотман 2005:48)｡雅各布森在其著名报告《语言学和诗学》中提出,静态性和共时性存在本质区别,认为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严重的错误｡语言的静态截面只是一种虚构,是辅助性的科学手段,而非独特的存在方式｡可以说,雅各布森关于任何共时现象均具有内在历时特征的观点牵动了洛特曼对“开放的结构”的动态性的追寻｡ 

在洛特曼至今尚未被刊发的1981年3月报告中有如下论述:“我不想在任何程度上使我们赖以为立足的索绪尔经典著作蒙上阴影｡但同时重新审视某些重要内容的时刻已经来临”(Золян 2022:112)｡首先需要重思的便是语言和言语(文本)的关系｡索绪尔将语言学领地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学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 1999:323),要求“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同上:30)｡ 

在“语言—言语”二元对立中,洛特曼对言语更感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对言语在文本(并未使用‘话语’这一术语)中的实现感兴趣,即非系统和结构本身,而是系统和结构在交际过程中的呈现和转换”(Золян 2022:109)｡同时,注重系统与外系统的关系,将结构主义论者所忽略的现实世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都看作文本的集合｡这一研究取向体现了洛特曼语言观与结构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即通过对言语活动历时维度和外部语境的关注,对结构主义基本原则进行动态性的补充｡ 

概言之“,新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交际过程中动态开放的结构｡在延续语言系统—结构论传统的同时“,以语言描写的建构性(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补足单纯的形式性(формализм),语言与交际和意义生成过程动态交迭”(Золян 2021:139)｡语言不再被单纯视为静态､孤立的结构化符号系统,而是转向语言在交际中的意义生成过程和功能研究｡这一独特路径以文本为核心､以多语性为机制､以语言与文化研究为方向,是洛特曼语言学思想的超越与贡献所在｡

2 核心观照:从系统—结构论走向文本中心论  

如洛特曼之子米·洛特曼(М. Ю. Лотман)指出,文本是结构主义“丢掉的石头”,而洛特曼将文本视为“学派”理论的奠基石｡不同于经典结构主义,在“学派”看来,文本不是直接给定的现实,而是同语言一样的“黑匣子”“物自体”(M. Лотман 1995:217)｡如果说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分析路径是从简单单位到复杂单位的层级递进(从词汇､词组､简单句､复杂句､超句组到文本),因此文本被视为线性组构的终点和最大分析单位,那么在洛特曼学理中,文本获得了作为“第一性现实”(первич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M. Лотман 2019: 46)而存在的本体论地位,被视为“文化的第一要素(或基础单位)”(Лотман 2000:507)｡

洪堡特较早便提出区分语言与言语的构想,指出“语言不同于每次所讲的话,它是讲话产品的总和”(洪堡特 1999:56),认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同上),强调语言进行积极地自我创造的力量｡洛特曼路径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认为创造性本原首先是文本所具有的属性,而非语言(М. Лотман 1995:219)｡文本在索绪尔看来只是言语的固定类型,相对于语言是从属性､偶然性的,语言先于文本存在｡而洛特曼指出“在现实的文化史中,我们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文本的出现先于语言的出现,并且激发语言出现”(Лотман 2000: 583)｡用托洛普的话说,“他(洛特曼)从文本作为语言的表现的观点转移到文本生成自己的语言的观点”(Тороп 1995:228)｡ 

现下学术研究的“当代英雄”已然不是早期结构主义所偏爱的对象——音位,也不是生成主义的“宠儿”——句子,而是具有多维异质的意义结构､生成和解释的多语性以及受语境制约的交际特征的整体性文本｡相应地,语言单位通过其在文本组织中的功能及其应用(解释)而得以确定｡文本成为符号学中与符号同等重要的描写客体,文本的生成､解释和交际成为主要描写对象(Золян 2022:117)｡米·洛特曼曾指出,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说的重要观点和显明特征是文本中心性(текстоцентричность):“学派概念系统的核心不是语言,不是符号,不是结构,不是二元对立,不是语法规则,而是文本”(M. Лотман 1995:214)｡ 

洛特曼认为,语言和文本本质上无法相互推导,文本在一系列关系上大于语言｡首先,文本中包含无法从语言中得出的系列元素:如开始和结束的标示性(文本的“框架”)､组合原则等｡其次,文本不同于语言,文本本身具有意义,并且这个意义与文本结构密不可分;因此文本不仅需要被描写,而且需要被解释,可能的解释数量原则上是无限的｡第三,文本几乎从来都不是某一种语言实现的产物;原则上,任何文本同任何被看作文本的结构一样都是多语的(M. Лотман 2002:15)｡这三个特征使文本超越语言,成为“学派”的理论基点和核心观照｡ 

洛特曼对学术传统的继承始终建立在辩证批判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洛特曼学说能够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的缘由所在｡针对“学派”的理论母体之一俄国形式主义传统所存在的结构内部研究手法和技巧的片面性,洛特曼提出把文本形式研究同文化语境研究相勾连,着力“将人文性､主体性､历史性重新注入文艺学”(李 薇2013:94),认为“传统结构主义从俄罗斯形式主义原则出发:文本被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同步组织的系统｡它不仅在时间上与过去和未来隔离,而且在空间上也与受众以及文本之外的一切隔离”(Лотман 2000:22)｡ 

而如洛特曼本人所言,“现代结构主义分析同形式主义以及早期结构主义研究的显著区别在于分析对象本身的界定不同｡形式主义和早期结构主义的基础观点是文本具有独立性､孤立性､稳定性和自足性｡现代符号学研究也将文本视为基本概念之一,但文本并非被视为具有稳定特征的固定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功能”(ibid.:102)｡文本概念的功能论定义预设了文本的开放性,而开放性正是“洛特曼比结构主义走得更远的最好注脚,因为结构主义是把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分析的”(郑文东 2005:54),这实际上“消除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人为屏障”(张海燕 2007:76)｡

3 运行机制:从单语主导走向多语对话

文本的多语性(полиглотизм)是“学派”明显不同于索绪尔及雅各布森等的单语性､非功能性文本观的重要论点｡多语性是文本自我发展的推动力:每个文本都是至少两种符号学意义上不同的语言的实现,其中一种语言操作规约符号(皮尔斯的象征符号),另一种语言操作象似符号｡例如,诗歌文本所实现的不仅仅是自然语言的规约系统,而且还有象似性的形象语言(язык образов),以及作为第三种语言的韵律结构(метр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M. Лотман 2019:50)｡文本符号语言的非同质性具有生成新讯息的能力,文本由此同人的大脑一样,成为一种“思维装置”(мыслящее устройство)(Лотман 2000:583)或“新意义的生成器”(генератор новых смыслов)(ibid.:162),从而实现交际过程中“意义的自我增值”,而后者正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愿景所在｡

洛特曼将文化视为“诸文本的总和或具有复杂构造的文本”(ibid.:436)｡多语性使文本不单单发挥信息载体的作用,而且“成为(个人)意识和文化(集体意识)的模型”(M. Лотман 2019:50),从而形成“文本—智能(意识)—文化(符号域)”(текст—интеллект <сознание>—культура <семиосфера>)的三元关联(Золян 2016:64)｡三成分彼此建构､互为发展,体现出“学派”鲜明的“文化认知主义性质”(赵爱国 2021: 590)｡洛特曼确立的“原则上的多语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使文化具有了如同人脑的“思维机制”｡“洛特曼因此超越了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他所建立的文化符号学既反对意义的终极性和确定,又积极探索出意义具有的动态的和多样的生成机制｡”(康澄 2007:22) 

洛特曼早期受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文学与非文学相区别的观点影响,提出“语言结构—文学结构”(языко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对子,认为“语言结构是信息传递的条件和途径,而文学结构是信息传递的目标和内容”(Лотман 1963:52),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一性(语言)和第二性(艺术)模拟系统的区分,进而逐渐演变成为“学派”的主要方法论指引｡推而广之,“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第二性系统的特征,建立在特定集体自然语言之上,其内部组织再现了语言的结构模式”(Лотман 2000:390)｡ 

多语性机制构成“洛特曼后期语言观的核心”(康澄 2007:20),这一观点的提出改变了洛特曼对语言实质的认识,实现了他对语言研究的超越(刘宏 2015:142)｡洛特曼认为,“至少需要两种语言才能真正反映现实”(Лотман 2000:13),“没有一种孤立的符号系统能够形成文化,不论它的组织结构多么完善,构成文化的最小机制是必须有一对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ibid.:518),“两种平行的语言组合构成最小的系统,例如词汇语言和造型语言”(ibid.:563)｡此言将“另一种模拟语言”放到了与自然语言相对平等的立场上,从而摆脱了自然语言中心论的束缚,相对于早期洛特曼认为艺术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的第二性语言的观点,完成了其理论思想上最重要的一跃(康澄 2007:20)｡ 

洛特曼将多语性假说与巴赫金的“复调”和“对话”理论加以关联,认为文化中必须存在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互补语言(如口头语言和造型语言､文学语言和戏剧语言､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等)之间存在平等对话的关系｡与此同时,洛特曼为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作出符号学的定义:“一种在对话性交流之前尚不存在的新信息加工机制”(叶戈罗夫 2022:174)｡这个新定义旨在表明:“对于符号学而言,尤为重要的并不是对准确信息的机械性传递,而是因始终处于对话之中才得以生成的新信息的创造过程”(同上)｡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洛特曼提出了对雅各布森的语言交际模式的修正｡ 

雅各布森以代码(код)和讯息(сообщение)替代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提出交际六要素六功能说｡其“抽象的交际模型不仅意味着使用同一代码,而且还意味着传受双方具有相同的记忆容量”(Лотман 2000:15),这种模式以交流讯息的等值性为目标,对等值性目标的违反被视为交际障碍和技法缺陷｡洛特曼认为,“如果传受双方使用相同代码,完全没有记忆,他们之间的理解将变得完美,但同时所传递信息的价值被降至最小,所能传递的信息本身也会严格受限”(ibid.),并且“语言是代码加其历史”,不可能在“无记忆的结构”内实现信息传递｡因此,雅各布森交际图示的功能设置,能解释这一或那一社群集体中已然现成的信息之循环机制,但不仅无法解释,而且会直接排除“发出者—接收者”链条中新信息产生的可能性(皮里希科夫 2022:188)｡

在洛特曼看来,交际行为并非是现成讯息从发送者意识到接收者意识的､简单等值于自身的传递过程,而是文本从“我”语言到“你”语言(с языка моего я на язык твоего ты )的翻译和转换过程｡“文本建立接收者和发送者之间的交际联系,并使接收者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文本本身也发生转换,不再等同于自身｡”(M. Лотман 2019:49)正是这种翻译的不等式关系催生了对话的必要性,从而保障了新意义的持续生成和文化的动态发展｡正如俄罗斯语文学家､哲学家阿夫托诺莫娃(Н. С. Автономова)指出的那样,如果说,雅各布森将“不可译性”解释为通过一定的程序即可以消除的交际障碍,那么,洛特曼则在不可译性(更准确地说,难译性)这一现象中看到了一种文化创新机制,这一机制使人类交流变得艰难,而最终则会使这一交流更富有蕴涵(转引自皮里希科夫 2022:188)｡

4 实现场域:从结构语言学走向语言文化学

按照索绪尔的初始设想,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 1999:38)｡语言学作为这门科学的重要部分,却不得不放弃言语活动的领地,退归到抽象语言的场境,专注语言符号体系的内部层级关系｡洛特曼作为文学和社会思想史学家的主体身份及其研究视角,同样促使其强调语言及任何其他符号系统的社会性质:“语言是有序的交际(用于信息交换的)符号系统｡从语言作为交际系统的定义可以得出语言的社会功能属性:语言保障信息在使用语言的集体中的交换､保存和储蓄”(Лотман 1973:3)｡ 

在继承结构语言学核心原则的同时,洛特曼竭力避免因纯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而重新陷入形式主义泥潭｡在词汇问题上,洛特曼提出词汇只有在语境中获得意义,认为词汇不仅仅是词典单位,而且是某种观念系统(世界观､文学流派､科学学科等)的元素｡同样的语言表达“自然状态”“人”“公民”在政治哲学和新闻媒介中具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意义｡因此词汇的结构语言学分析应该以“结构—观念方法”(структур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进行补足(Золян 2022:109)｡ 

在文本问题上,洛特曼提出“文本结构与文本外结构互动共生”,强调文本内部规则“同该文本所属的‘文化代码’相互依存”(周启超 2011:89),“文本本身就要求有一个环境保障它的生存,这就是文化”(米·洛特曼 2006:11)｡后期的洛特曼更是在巴赫金“对话”“复调”等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多语对话的文本和文化运行机制,从而“走出了封闭的文化体系,转向文化文本的多义性､对话性､动态性､未完成性”(颜文洁,张杰 2012:114),二者实际上分别“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的不同途径,共同走向社会文化系统研究”(张杰 2002:133)｡

如果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是以语言为材料的符号内部视角研究,那么洛特曼则走向了以文化现象为研究旨归的广义符号学道路,关注所谓第二性模拟系统的意指和交际机制,最终又必然回归对语言与文化的探索,体现的是一种符号间性视角｡我国学者指出,“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主要贡献就在于语言文化学”(赵蓉晖 2006:22)｡文化符号学的本质是语言学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文化学的,这也是语言文化学把文化符号学纳入自己研究范围的原因之一(赵爱国 2012:99)｡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王铭玉 2011:157)｡这些论断的提出根本上是由于洛特曼从信息论视角将文化定义为“所有非遗传信息及其组织和储存方式的总和”(Лотман 2000: 395),认为信息交际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着力讨论文化中的意义生成问题,而这些方面都必然同语言问题相关联｡ 

洛特曼将整个文化视为一个符号空间,“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其功能”(ibid.:252),这个空间称为“符号域”｡符号域的基础是民族自然语言,后者是符号域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洛特曼指出,“文化的普遍规律表现为这样一条规则,任何一对形成文化的符号对中必然有一个成员是自然语言或包含自然语言”(ibid.: 176)｡并且“由于自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导因素之一,语言世界模型便成为民族世界图景的一个支配因素｡民族语言对第二性模拟系统的形成性影响是现实的､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在诗歌中体现尤为明显)”(Лотман 1972:21-22)｡ 

洛特曼对文化的信息—符号学理解,对符号域､世界模型､文化代码等概念的阐发,为语言文化学者对“文化观念域”“语言文化代码”“语言世界图景”等学科元语言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启发和理论依据｡洛特曼学理中的“文本—智能—文化”三元关联与语言文化学的核心范畴“人—语言—文化”互为照应｡二者的区别在于洛特曼理论体系的基点是文本,文本是先于语言的第一性｡语言文化学在符号学观照下的研究路径可以转写为“文本—人(及其语言)—文化”(Салимова 2014:32),将原则上多语性的文本作为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单位,能够指引研究者走向意义动态生成的创新性研究｡

5 结语

在洛特曼看来,科学构想之深刻性和重要性有两重标准:一是解释和联结那些迄今为止分散的､无法解释的事实,即与其他科学概念相结合的能力;二是发现和揭示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与未来的科学概念相兼容的能力｡洛特曼以“传承即超越”(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есть преодоление)的学术理念为指引,在批判继承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以及巴赫金和雅各布森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卓越推演和创新,以追寻交际过程中动态发展的“开放的结构”为目标,提出了结构主义无意也无力解决的系列问题,如文化语境､观念分析､不可译性等,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本观､对话观和交际观,实现了从系统—结构论走向文本中心论､从单语主导走向多语对话､从结构语言学走向语言文化学的三重超越｡另一方面,洛特曼“新结构主义”语言观本身也面临当下学术界的“传承与超越”,彰显出同翻译研究､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语言文化学以及社会 符号学进行多向度潜在对话的可能,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深入探寻和发掘洛特曼语言学思想的历史之维与当代之思,继而建构其面向未来的发展之维的进一步研究任务和方向｡

注释 

① 雅各布森 1965 年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做题为《追寻语言的本质》的演讲，稿中对皮尔斯与索绪尔的思想进行了对比，该文汉译版参见《现代外国哲学》2021 年第 1 期。

参考文献

[1] 洪堡特. 1999.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 康澄. 2007. 洛特曼语言观的嬗变及其意义[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18-22.

[3] 李薇. 2013.“奥波亚兹传人”: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9-94,112.

[4] 刘宏. 2015.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语言意识研究[J]. 俄罗斯文艺(1):140-146.

[5] 洛特曼,米哈伊尔. 2006. 塔尔图学派的形成与特点[C]∥王立业. 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8-14.

[6] 皮里希科夫. 2022. 洛特曼和雅各布森:路径与交集[J]. 黄玫 译. 学习与探索(12):180-190,198.

[7] 索绪尔.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8] 王铭玉. 2011.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J]. 中国社会科学(3): 157-169,223.

[9] 雅各布森. 2021. 追寻语言的本质[J]. 曾誉铭 译. 现代外国哲学(1): 51-62.

[10] 颜文洁,张杰. 2012. 批判的继承: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J]. 俄罗斯文艺(3):110-115.

[11] 叶戈罗夫. 2022. 巴赫金与洛特曼[J]. 谢子轩,王加兴 译. 学习与探索(12):172-179.

[12] 张海燕. 2007. 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13] 张杰. 2002. 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33-139.

[14] 赵爱国. 2012. 20 世纪俄罗斯语言学遗产:理论､方法及流派[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赵爱国. 2021.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百年流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6] 赵蓉晖. 2006. 洛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J]. 国外社会科学(1):22-26.

[17] 郑文东. 2005. 符号域:民族文化的载体———洛特曼符号域概念的解读[J]. 中国俄语教学(4):52-55.

[18] 周启超. 2011.“文本外结构”与文学作品的建构———尤里·洛特曼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观[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89-96. 

[19]Автономова, Н. С. 2008. Бахтин и Лотман: на подступах к открытой структуре[J]. Весmник кульmуролоƨии (1): 123-142.

[20]Живов, В. М. 2009. Московско-тартуская семиотика: е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е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J]. Новое лиmераm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 11-26.

[21]Золян, С. Т. 2016. Юрий Лотман о тексте: Идеи,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Новое лиmераm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3): 63-96.

[22] Золян, С. Т. 2021. Как примирить Лумана с Соссюром: принцип внутрисистемной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и как основа неострукту- ралистского подход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 121-141.

[23]Золян, С. Т. 2022. Юрий Лотман: о проблемах языка 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106-119.

[24]Золян, С. Т. & М. Ю. Лотман. 2012. Иссле∂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mи семанmической поэmики акмеизма[M]. Таллинн: Изд -во

Таллиннского ун -та .

[25]Калинин, И. А. 2009. 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ая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культуры/культурная модель семиотики [J]. Новое лиmераm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 27-51.

[26]Ким Су Кван. 2003. Основные аспекmы mвор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Ю. М.

[27]Лоmмана:иконичносmь,просmрансmвенносmь, мифолоƨичносmь , личносmносmь [M].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8]Кнабе, Г. С. 1995. Знак. Истина. Круг. (Ю. М. Лотман и проблема постмодерна[) C]∥Е. В. Прмяков. Лоmман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 Москва: ИЦ-Гарант: 266-277.

[29]Лотман, М. Ю. 1995. За текстом: Заметки о философском фоне тартуской семиотики (Статья первая[) C]∥Е. В. Прмяков. Лоmман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 Москва: ИЦ-Гарант: 214-222.

[30]Лотман, М. Ю. 2002. Семио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 в 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ой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й школе[C]∥М. Ю. Лотман. Исmория и mиполоƨ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mу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5-20.

[31]Лотман, М. Ю. 2019. Текст в контексте Тартуской школы: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Слово.ру: балmийский акценm (4): 45-58.

[32]Лотман, Ю. М. 1963. 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лите- 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го понятия структуры[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3): 44-52.

[33]Лотман, Ю. М. 1972. Анализ поэmическоƨо mексmа[M]. Ленинград: Просвещение.

[34]Лотман, Ю. М. 1973. Семиоmика кино и проблемы киноэсmеmики [M]. Таллин: Ээсти Раамат.

Лотман, Ю. М. 2000. Семиосфера[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 СПБ.

[35]Лотман, Ю. М. 2005. Воспиmание ∂уши[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36]Микиел, М. Де. 1995. О восприятии работ Ю.М. Лотмана в Италии [C]∥Е. В. Прмяков. Лоmман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 Москва: ИЦ- Гарант: 294-308.

[37]Пятигорский, А. М. 1996. О времени в себе: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от Афин до ахинеи[C]∥А. М. Пятигорский. Избранные mру∂ы, Москв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318-335.

[38]Салимова, Л. М. 2014.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триада человек- язык-культура в трудах Ю.М. Лотмана[C]∥А. И. Гулин. В

мире науки и искуссmв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лоƨии, искуссmвове∂ения и кульmуролоƨ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 СибАК : 29-33.

[39]Тороп, П. 1995. Тартуская школа как школа[C]∥Е. В. Прмяков. Лоmман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 Москва: ИЦ-Гарант: 223-239.

本文刊载于《外语研究》2024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