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籍 简 介
作者：张碧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2
ISBN:9787561482650
提及“社会文化符号学”就不得不谈到符号学这门学科。其实，关于符号学的研究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初具雏形。当时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便已开始探讨语言和符号的本质及其意义传递的机制。这些早期的思考为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涉及符号学的研究不断演进，跨越了中世纪的神学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的符号学探索，直到现代，符号学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弗迪南·德·索绪尔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等学者的开创性工作，符号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广泛应用于语言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迄今为止，符号学已经不再算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是一个成熟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对理解人类交流和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当符号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联时，符号学的考察范畴则集中于社会意识形态和这类意识形态下的文化。本书作者张碧在导言中就对社会文化符号学进行定义，其认为社会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出发，对社会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学科。而当所有人类社会的集体意识都归为“文化”范畴时，社会符号学就应被称为“社会文化符号学”。故而他在这本书中主要梳理和阐释了那些将符号学融入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实践。本书按照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研究的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下编为“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读者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脉络，还将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清晰地区分开来，使结构层次更加分明，提升了可读性。
1 上编：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
上编部分主要探讨符号学对于原始文化的分析与实践应用。张碧先从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入手，从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结构人类学》中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融入人类学理论建构这一角度出发，提出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在展现出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是先将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引入人类学，认为语言与血亲结构具有某种形式层面的异质同构性，他认为，作为“语言”的社会无意识能够决定作为“言语”的血亲组织形式。然而，言语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实践研究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与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样，在无法解决最初生成性问题的情况下进行一系列推论，使其理论难以落地。当面临结构主义观点缺乏生成性问题时，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比较原始部落文化中的神话与科学，认为神话的本质是通过整体的世界观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然而，他忽略了组成神话的不同材料对神话本身的意义与作用。之后，他提出的“双项对立”模式，仍旧陷入了生成性问题的困境，缺乏对元结构的关注，使其研究仅限于共时系统结构内，忽略了历史的现实因素。这导致他的有关人类学研究逐渐倾向于唯心主义，并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受到了限制。
通过对列维-斯特劳斯一系列理论观点的批判与反思，人类学研究领域开始将其他符号学类型引入研究之中，从而催生了“符号人类学”学派。这个学派由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马歇尔·萨林斯等人为代表，标志着符号学在破解原始族群社会组织文化领域的新应用和发展。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复杂而繁琐的逻辑推论，他们的符号学实践更为具象和质朴。
其中，格尔茨认为对于文化问题，无法通过探讨科学规律的方式来发掘，而是应该采取阐释的方法去探求。故而，他从阐释的角度挖掘藏于文化现象深层的意义结构的社会形成机制，将文化符码的破解问题视为人类学的致力对象。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将心灵投射到客观对象的产物，是一种“符号源”，具有物质和心理双重属性，此外，文化不是个人创造的，是具有群体统一性的，能够为人类心理结构提供有益的意义系统，由此看出这种研究与结构主义息息相关。然而与列维-施特劳斯形而上学的说法不同，格尔茨认为文化这种“符号源”是在人类协作劳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然而他在应对人类文化差异的问题上没有足够的研究，还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文化符号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上，但这较列维-斯特劳斯形而上的研究理论而言，格尔茨对结构的生成性问题终究是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定。
维克多·特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一样，提倡通过阐释的方法研究人类学现象，但他更专注于原始社会象征仪式的分析，并反对将文化视为经济政治的产物。作者认为，特纳虽然看到了文化符号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但未能充分揭示社会结构对文化符号的决定性作用。特纳将象征符号分为在仪式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支配性象征符号”和对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工具性象征符号”，并指出“符号意义必须在具体的仪式语境中才能获得”。即使是支配性的“工具性象征符号”，也需要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进行辩证阐释。此外，特纳还从戏剧仪式和“隐喻”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群的发展，认为社群中的认知途径都是通过隐喻实现的。这种从社会变动的角度审视结构生成与发展的方式，使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形式主义观点有了本质区别。
马歇尔·萨林斯倾向于在总结文化现象的基础上，从历史角度宏观阐述社会结构与符号问题。他充分肯定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成就，同时也对其共时性基础进行了深刻反思。萨林斯强调，社会生产活动在符号语境中的决定性作用至关重要，符号必须通过指称物作为真正的“参考物”来重新组织能指体系。此外，萨林斯的文化符号观在遵循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了对社会结构变动的辩证思考。他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种认识使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似之处。他的观点不仅突出了社会生产活动对符号生产的影响，还强调了符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和再组织，从而为理解文化现象提供了更为动态和全面的视角。
下编内容转向西方社会文化符号学中关于现代社会文化符号学的研究。
首先，从乔治·米德基于生理学建立的社会学理论谈及其对符号学的理解，通过探讨姿态与思维的关系，提出“有声姿态”的概念。米德比较了“有声姿态”和“普通姿态”，引出了“他者”的作用。他认为，个人行为是心灵思维的来源，行为无法通过内在化形式而符号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将个体姿态投射到他者身上，观察他者的反应，从而理解自身姿态的符号意义。作者认为，这标志着米德在对社会符号化的认知中，从身体转向了自我，这也是米德完成社会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核心目标。
继而，作者讨论了将结构主义符号学应用于现代社会文化分析的先驱——罗兰·巴尔特。巴尔特将结构主义思想引入文学批评，为文学经典叙述设立了高标准。在其早期著作《写作的零度》中，他界定了“语言结构”这一基本概念，将“言语”和“语言”转化为“风格”和“语言结构”的对立，并通过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方式看待文学现象。虽然他没有深入探讨“语言结构”的生成问题，但他将这一概念与特定时代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认为特定政治和社会状况能够显著影响写作风格。之后，巴尔特反思了结构主义的封闭性思路，这种反思在文化社会学中的应用体现为破解意识形态的过程，通过对符号系统衍生意义的再阐释，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并将符号与再阐释后的新意义的语境结合起来。然而，巴尔特忽视了衍生意义在结构主义系统内部无法发生的事实，它只能随语境变化而变化。因此，作者认为巴尔特的理论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使用能指与所指等概念的，这也决定了其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联。随后，作者又从符号学的视角出发阐述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话语交际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建构的基本因素，也是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关键因素。由于语言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哈贝马斯的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论述。哈贝马斯还将社会参与者之间的话语关系视为一种符号学关系，提出作为自然人的人类在进入社会后，被符号化的社会文化语境所影响，个人在社会体系中被符号化，从而使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统一，实现主体的社会化。而交往则是各种社会关系类型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人类需要通过交往来建构主体意识，因此将符号置于交往过程的视野中才能发挥在主体意识建立下的符号解释作用。之后，苏联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狂欢理论在西方学界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巴赫金的狂欢诗学和对话理论将符号学研究扩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些理论所展示的符号学特征对文化社会学界的影响进一步体现在符号学的实践中。巴赫金从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和物质—肉体形象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世纪狂欢化诗学的形象，认为这些形象通过与人体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世俗化和肉欲化人文主义精神及生活方式的向往。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只是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一条可以适当分析和研究的路径。尔后，狂欢理论的实践者约翰·多克尔对该理论进行了延伸，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解读大众文化。他指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存在符号意象模糊和多义的不足，但多克尔因自身社会学家的身份，主要将狂欢理论用于分析大众文化现象与中世纪狂欢活动的同构性差异，而未将其视为社会批判理论。接下来，作者对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霍奇和英国学者君特·克雷斯的社会符号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霍奇与克雷斯从反向角度探讨了符号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并强调历史维度对于符号学的重要性，从而发展出英国传统的社会符号学。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综合体”这一概念，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心理意识，必须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来传达其意义。通过整理和重新审视索绪尔的理论，作者指出，符号学活动必须被视为实践流动中的历时性过程，具有物质性与历时性的特征。霍奇和克雷斯的符号学理论给学界的启示是，由于意识形态渗透到各个方面，从国家政治到家庭、学校等，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应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领域。作为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约翰·菲斯克为社会文化符号学实践树立了高标。菲斯克关注现实生活中社会阶层间的二元对立现象，运用结构主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详细分析了二元对立项之间的过渡状态及其文化意义。此外，他以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为导向，通过对被视为“粗俗”的大众文化的分析来考察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菲斯克从巴尔特理论中“可写的”文本这一概念出发，确立了“生产者式”文本这一新概念。他提出人们对文本理解的差异源自所处不同语境中存在的不同社会习性。而他以“语境性”视角来阐释这种理解的差异性也使解读文本的过程带上了某种后结构主义的色彩。继而，作者还从传媒符号学的角度展开讨论，梳理了符号学在传媒学界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书中详细介绍了马歇尔·麦克卢汉、乔纳森·比格内尔和詹姆斯·罗尔等传媒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通过分析他们理论中的人文关怀，进一步引申出传媒符号学对于人类基本生存处境的深刻考察。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强调媒介即信息，探讨了媒介形式对社会和文化的深远影响；比格内尔则关注符号与意义的互动关系；罗尔则在媒介文化的语境中深入探讨了符号学的应用。最后，作者还探讨了符号学作为分析工具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应用。以英国学者迪克·赫伯迪格和加拿大学者马塞尔·达内西的研究为基础，书中梳理了“亚文化”的符码分析。赫伯迪格的研究聚焦于亚文化群体如何通过符号体系表达抵抗主流文化的独特身份，而达内西则深入分析了亚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播与接受。通过对这些学者理论的探讨，作者展示了符号学在解读亚文化特征和文化符码方面的强大工具性，强调了符号学对理解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复杂性的贡献。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社会文化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起点，提出了“语境”作为弥补结构主义局限性的关键因素，强调了“语境”在理解符号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从格尔茨、萨林斯、巴赫金到霍奇与克雷斯，每位学者通过各自的理论路径揭示了语境和意识形态在符号学中的关键作用。格尔茨强调了文化象征的语境依赖性，萨林斯展示了文化意义的动态生成，巴赫金通过狂欢理论揭示了文化中的对话性，而霍奇与克雷斯则将符号学扩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强调了语境在符号意义中的重要性。通过梳理这些学者的理论实践，作者展示了符号学在解读社会文化现象中的广泛应用和深远意义。书中以清晰的理论视角，对符号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进行了详尽的时间脉络的梳理，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列举了很多具体的实践案例，从而展示符号学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现象中的有关应用，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符号学理论。所以笔者认为，对于那些希望运用符号学分析社会文化及现象的学者而言，这本书能够提供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指导，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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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符号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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