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堂吉诃德可以穿越到现在，应该会感到欣慰。无数的文艺作品致敬他，哪怕仅仅致敬他表面的疯劲儿，也不会有多少人嘲笑他。
作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是探索普通人内心世界的发端。再渺小的人，内心也藏着一整个宇宙。在并不总是如意的现实世界，人的内心无可避免会遭遇磨损、撕裂乃至倾轧。如何自处，便成了永恒而迫切的命题。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我，堂吉诃德》问世近60年。2012年，七幕人生音乐剧将《我，堂吉诃德》英文版引进中国，并于2015年推出中文版制作。巡演至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该剧以作家塞万提斯被捕入狱开场，为了从囚犯手中夺回自己的手稿，他只能借助堂吉诃德的故事自我辩护。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反而直击人心。身处阴沟依然仰望星空的“疯子”，唱出了一曲理想主义的颂歌。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堂吉诃德是“疯子”。他沉迷于骑士小说无法自拔，幻想像骑士一样游历四方，处处和现实格格不入：把风车当巨人，大战数个回合后丢盔弃甲；把脸盆当宝贝，郑重其事地扣在头上；把旅店当城堡，请求旅店老板封他为骑士。在《我，堂吉诃德》中，卡拉斯科医生想要劝服堂吉诃德回归现实。“骑士都已经消失300年了……这可是事实。”这时候堂吉诃德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事实往往是真理的敌人”。导演约瑟夫·格雷夫斯（Joseph Graves）认为，这句话是全剧的剧眼。就像再全面的统计学数据也无法描述人类的灵魂，我们可以罗列出所有的客观事实，却依然对真理一无所知。偏偏是堂吉诃德这个所谓的“疯子”，一直在追寻真理。堂吉诃德口中的“公主殿下”杜尔西尼娅，是真理和美的化身。这是一种升华的欲望，受道德约束，与功利无关。在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看来，堂吉诃德“永不熄灭的生存渴望”根植于此。真理没有骑士小说和现实世界之分，可人们往往只看到堂吉诃德的不切实际，忽略了他在维护公正、惩恶扬善。堂吉诃德的悲剧性便在于他对现实无能为力，他的理想主义只能在虚构中获得喘息的空间。正如海子的诗里所写：“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被拖拽出虚构后，堂吉诃德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这正是悲剧的动人之处，先创造伟大，然后把伟大毁灭掉。人们看到了堂吉诃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触摸到了他永不止步的灵魂，再也无法嘲笑他。作为堂吉诃德的创造者，塞万提斯具备相似的理想主义的朴拙和天真。剧中的塞万提斯因为向教堂收税锒铛入狱，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三流诗人和老实人”认罪。历史上的塞万提斯一生贫苦坎坷却笔耕不辍，生前被视作不入流的通俗作家，死后才声名日隆。无论是原著小说《堂吉诃德》还是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塞万提斯都挥舞着创造者的魔法棒，对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施加打击，最终又给出一点肯定和欣赏。现实世界总有许多迫不得已，理想主义受到扰动在所难免。“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已经足够荒唐，那究竟什么才能算是疯狂？”正因如此，虚构的存在更显珍贵。那个在游历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堂吉诃德，始终忠于自我，表里如一，自由得彻底。很少有人，可以和他一样幸运。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何尝不是一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飘在星空中的堂吉诃德，是扎根地面的塞万提斯的理想自我。也许每个人的理想自我，都有堂吉诃德的身影。约瑟夫·格雷夫斯促成《我，堂吉诃德》引进中国，并担当中文版的导演。他从未担心中国观众对剧目的接受度，因为堂吉诃德离我们并不遥远——哪怕是看似最遥远的实用主义者，比如剧中的桑丘，也是如此。桑丘与堂吉诃德的理念截然相反，却陪同他踏上了荒唐的旅程，尽心尽力保护他的周全。谈及原因，桑丘说“我就是喜欢他”。导演约瑟夫把桑丘与堂吉诃德的友谊，类比为骑士小说中的浪漫爱情。它源自内心深处的认同，纯粹且有力。究其根本，是因为堂吉诃德是桑丘的理想自我。桑丘羡慕堂吉诃德无所畏惧，有可以追寻的梦想，有能力摆脱单调乏味的日常。只可惜桑丘缺乏自我觉知，约瑟夫私心很希望他能够说出“我想成为堂吉诃德那样的人”。阿尔东莎作为剧中囚犯的一员，更接近普罗大众的立场。为求生存，许多人都必须压抑自己的理想主义。阿尔东莎就说过：“在监狱里，心存希望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她被堂吉诃德唤醒后所经历的挣扎才那么令人心碎。“咒骂和拳脚，我能照样还给他，温柔我怎么抵抗。求你不要再拿你那杜尔西内娅折磨我，我是什么货色，是阿尔东莎这贱人骚货。”理想主义的矛盾性，在阿尔东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坚持理想主义，可能会被踩入尘埃中遍体鳞伤；可是违拗本心，又会失去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阿尔东莎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愿意为坚持理想主义付出代价。她成为了剧中转变最大的角色，在直视内心之后选择了理想的自我，让生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通向理想自我的征途是向内的。为了方便观众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约瑟夫和团队在十周年特别版的《我，堂吉诃德》中丰富了舞台的光影呈现。他们设计出了各式各样的影子，象征着内心征途的物理回声，与角色本身发生着互动。这些影子在开场就极具存在感，囚犯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是模糊的，但他们投射到墙上的影子巨大而躁动。随着后续情节的发展，影子一次次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让你看到真实的人。”负责中文译配的程何，认为这部剧对中国观众有特别的意义。在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下，个体的理想自我容易被淹没。观众可以在观剧过程中解放被压抑的自我，获得不一样的视角，展开全新的世界观。像阿尔东莎那样唤起自己的理想自我，也许只需要一部音乐剧的距离。《我，堂吉诃德》的一大关键词是转变。独特的戏中戏结构，让观众亲眼见证了剧中监狱众人的转变，内心深处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转变。在导演约瑟夫看来，剧场的魔法正在于引导观众从黑暗走向光亮，就像婴儿降生。每个人自出生起，便有着共通的恐惧、困惑、忧虑等感受。这些感受本身并不黑暗，只是需要对话来得到纾解。而剧场是一种公共的精神体验，它邀请观众和演员互相敞开心扉，感受并回应彼此的感受。这意味着绝对的安静、专注、心无旁骛，像一个原始而又神圣的仪式。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理得到了揭示。《我，堂吉诃德》中所有的戏剧要素共同作用，让魔法发挥出最高效力。在视觉呈现之外，约瑟夫团队也注重听觉的调适。中文语调本身就富有音乐性，赋予了中文音乐剧独特而丰满的韵味。以此为基础，团队在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转换上，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剧本顾问马伯庸与译配程何经过探讨，把骑士小说和中国的武侠小说联系起来。武侠化的文白完美适配堂吉诃德严肃庄重的语言风格，桑丘等其他角色则用简单粗浅的大白话勾勒。更不用说，武侠小说和骑士小说在精神内核层面就互通款曲。观众无需一字不落地听懂每一段对话或独白，依然可以顺畅地沉浸其中，与剧中人的命运共振。十周年特别版《我，堂吉诃德》在中国各大城市巡演，收获一致的好评。程何记得，有一位观众在观剧后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规划，放弃稳定的工作，转而去学习和闯荡。“对于‘内卷’‘躺平’‘丧’文化盛行的现在，这部剧呼吁的个体力量可以让大家从中脱身，找回自己在这个时代中容身和凸显的能力。”导演约瑟夫也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深信理想主义可以改变现实。因此，理想主义不会是人类最后的信仰，而是一切的开始。在《我，堂吉诃德》的结尾，监狱众人看着塞万提斯走向宗教法庭，一同唱起堂吉诃德的那首《不会成真的梦》。他们仍然身陷囹圄，心里却永远保留了一束光，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只有公爵这个角色例外，他象征着理想主义者的对立面。在少儿版《我，堂吉诃德》中，约瑟夫会让他发生转变，和监狱众人一起歌唱。而在成人版中，约瑟夫从不强求他转变，允许他生长出自己的自由意志。
每次排演，约瑟夫都会尊重公爵饰演者的想法。“在结尾看到他歌唱是很有力量的。但有时候我更喜欢他拒绝转变，冷眼旁观，这代表了世界的另一重面向。无论如何，剧中99.9%的人都被改变了。”好的戏剧不屑于说教。观剧之后的观众，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堂吉诃德》十周年版封箱轮，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城市开票。欢迎点击下方图片，进入小程序购买，一起感受长盛不衰的堂吉诃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