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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琏是在淮海战役爆发前六天，称病去上海的。当黄维兵团被困双堆集后，国民党官兵每天盼空投，除了希望天上掉下大米和罐头，还盼望老蒋能把“胡老头”空投下来。
那些被困的官兵认为，黄维是书呆子带着十二兵团走进陷阱，只有胡琏能化险为夷。
对于胡琏的军事能力，老蒋自然是清楚的，当初为十二兵团选将，他也是意属胡琏，怎奈关键时刻白崇禧总是搞派系内斗，坚决不同意陈诚的干将胡琏为十二兵团司令，最后只好搞一个折中平衡方案，让并不适合带兵的书呆子黄维出任兵团司令，胡琏为兵团副司令。
那时候的胡琏，不仅战功高，而且在第十八军中的威望也高，见国民党军中派系斗争如此黑暗，良将不能正位，一气之下，他以牙病需要医治为由，撂下只有他才能玩得转的这个摊子，负气出走了。
每逢危急，有胡琏，必有救。这近乎成了国民党军中高级将领的共识，顾祝同的说法更形象——“胡伯玉的八字好，总是吃巧食。”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围后，急寻胡琏最切者，当然是老蒋。
将胡琏从茫茫大上海挖出来的是联勤总部通讯署技术组组长何志浩。此人是浙江宁波象山人，早年曾在黄埔四期步科学习，与胡琏是同期同窗，两人关系一向交好。
何志浩找到胡琏后，两人乘京沪快车连夜进京，在11月28日清晨到达南京，直奔黄浦路总统官邸。
在总统官邸，胡琏见到老蒋精神委顿，颇为焦虑，立即敬礼表示：“校长，学生来迟，是为父尽孝去了；现在国家有难，特来为国尽忠。”
老蒋听了很感动，差点老泪纵横。
老蒋召见黄埔学生，有一规矩，从不与黄埔学生握手。但这一次，老蒋情不自禁地破了例，他一把紧紧握住胡琏的双手，说：“伯玉，你是我的好学生，股肱之臣。十二兵团现在陷入绝境，你有何良策去救他们出险？”
胡琏回答：“这次徐蚌会战，关系党国命运，是我们戡乱的大决战。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尚可凭淮河、长江之险，拱卫南京，稳定大局，再设法反攻。学生认为，目前应放弃徐州，固守江淮。至于十二兵团，首先要坚持，然后再派部队去救援。具体办法，情况不明，我愿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官共挽危局。”
老蒋听了，甚感欣慰，连忙拍着胡琏的肩膀说：“好！好！徐州、蚌埠两面援军已经派出；浦口方面亦调来生力军，即可派上去。伯玉，中午在这里便饭，下午参加官邸会报，了解全盘情况，然后再乘小飞机去双堆集。总之，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我已叫联勤总部尽量空投补给，你们要好好打下去，安定军心，鼓舞士气。”
这天晚上，胡琏在总统官邸的二楼上，陪着老蒋观看了电影《文天祥》。这是老蒋在内战期间的驭将术，每召见核心将领，布置重要任务，他便会邀请麾下一同观看《文天祥》，期间甚至会流下两颗悲情的泪水，以达到共情的效果。
看完《文天祥》，胡琏只身勇闯绝地，自投包围圈，这一幕在整个淮海大战进程中颇为有名，在局部战场，其忠勇之举，确实震撼人心。
然而，胡琏的孙子胡敏越却不愿附和这种论调，另有一套说法：
“内战时期，祖父不怎么想打，蒋先生给他写了字条，说你若怎样，就是不忠，你若怎样，就是不孝。淮海战役的时候，祖父正在上海看病，有人说去奔丧，那是不对的，我家在陕西，去上海奔什么丧？看祖父晚年的照片，你会发现他脸上有两个很大的酒窝，那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颗子弹穿透了脸颊，牙齿都打碎了。内战时牙龈发炎才去上海看牙的。蒋一看黄维他们守不住，立马派人找到他，用小飞机空投到战场，连降落伞都没有，就是用棉被一包，低空往下投，叫‘人肉包’。丢下去摔不摔得死，也不知道······”
胡敏越的这段披露，有一处是错误的，胡琏的确曾被一颗子弹击穿脸颊，但不是在抗战时期，而是在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中，遭红军击伤。胡敏越不知是有意犯错，不愿祖父背负内战罪责，还是无心之过，对这一段历史不太熟悉。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淮海战役期间，胡琏竟然是被老蒋胁迫作为“人肉包”，空投进入的双堆集。
此说一经披露，舆论曾经大哗——这是真的吗？
有人说，整个内战期间，国民党高级将领所谓的“忠义”之举，实质上都不是自愿，而是遭到了老蒋各种阴险至极的胁迫。这是事实，胡琏的自愿请命，大概也是如此。
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质疑，他们以为胡敏越“棉被一包，低空往下投”的说法，明显缺乏战场常识，更像是演绎夸大之辞。
但不管怎么说，胡家后人对老蒋暗含抨击的心理，还是值得注意的。总之，胡家给人这样印象，老蒋并不值得效忠，祖父有些明珠暗投了。
胡琏在双堆集，曾经几进几出，但大势已去，再狡如狐，猛如虎，也是无济于事。
1948年12月15日下午5时，黄维与胡琏召集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等人开会，决定分头突围。
黄维和胡琏分乘两辆坦克向两个方向突围，相约第一集合地为蚌埠以南的滁县。黄维的坦克开到半途不幸发生故障，他跟在乱兵中奔跑，在一片“缴枪不杀”声中，颤抖着举起了双手。
另一兵团司令吴绍周、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以及覃道善、杨伯涛等也都统统做了俘虏。
唯有胡琏，虽然兵败，但八字还是一如既往的“硬”。他的坦克，一路向南疾走。从潜望镜中看，一批一批的解放军迎面而来，有的还为坦克让道，敬礼。在涡河北岸，坦克油料耗尽，胡琏下车步行时，被解放军发现，枪声顿时大作，胡琏的背上被流弹击中。
生死关口，幸好在前面发现一只木船，胡琏在坦克驾驶员的扶持下，终于成功上船，逃之夭夭。
据说胡琏在上海医院动手术时，医生从他的背部取出大小弹片32片，有几片与心、肺仅一纸之隔，但均未伤及要害。
胡琏伤愈后，求见老蒋，请求重建十二兵团。
老蒋点头同意了。
1950年10月17日，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进攻厦门，大获全胜。汤恩伯从海上逃到金门，却将总部人员一半都留在船上，作随时机动金门的准备。
进攻厦门的胜利，刺激了第十兵团首长速夺金门的决心。但就在这个时候，胡琏的增援兵船已经抵达金门海域。那时候，解放军没有飞机空中侦察，无法知道这一重大的敌情变化，最终进攻金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10月27日，第十兵团叶飞等向三野首长报告失利的经过。粟裕看完报告，流泪了，他致电叶飞等人：
“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二昼夜，后援不继，至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
在当时，这一甚为惨烈的败仗，也惊动了毛主席。
为此，毛主席亲笔致电各野战军负责同志，要求引以为戒。
主席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容易产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至为重要。”
台湾国民党认为所谓的古宁头大捷，乃胡琏又一“伟绩”。他们曾有这样的论调：“若无十八军先期增援，金门原有的守军，势难达成其任务。若无十九军适时赶到参战，十八军亦难独奏其功。若无胡琏将军亲临指挥，十二兵团的战力，亦难作更高度的发挥。所以说古宁头之捷，由组军到临战决胜，实在是胡琏将军艰难缔造的结果。”
当时的国民党，能战之将几乎已经绝迹，唯有胡琏尚能支撑残局，按说，老蒋此时应当大力重用胡琏才对。然而不管是老蒋，还是后来的小蒋，都是如此，局面愈坏，愈用听话的庸才，而非有棱有角的干将。
胡琏的棱角主要体现在北方人的性格上。胡敏越说，祖父性格耿直，又不善逢迎，他常常给我们讲——北方人，是一根肠子通到底，为人没有心机。做人要正直真诚。
也正因为如此，祖父晚年是被打压的，国民党一路战一路败，只有祖父打胜仗，来到台湾后，他又守卫了台湾，古宁头大捷，他应该晋升陆军总司令的，大家都知道他受委屈。
没能如愿晋升陆军总司令，胡琏的内心颇为蹉跎。1957年7月，胡琏作为金门防卫司令官，被老蒋第二次派到金门岛。
此次到前沿，胡琏依旧保持着干将作风，而且“八字”一如既往地硬。
刚一来到金门岛，他便深入研究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在海峡对面，他的老对手华东野战军即南京军区，在华东沿海修筑了多处飞机场；从江西鹰潭到厦门的铁路也已通车。
他意识到解放军有攻金的意图，于是提出“最佳的防御就是进攻”的指导思路，督促部队在岛上大修地下工事，在山中开洞，在地下挖壕，在金门修筑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防御工事。
胡琏的嗅觉很准。
1958年8月23日，在金门岛的对面，从厦门到莲河，如林的加农炮、榴弹炮，共计459门，已悄然摆开阵仗，随时可能怒射目标。
恰在这一天，俞大维特地代表老蒋带着慰劳品莅临金门，进行慰问。宴会结束后，胡琏和俞大维、吉星文、赵家襄、章杰在张湖公路的山下，一路漫谈着朝金门防卫司令部走去，经过翠湖岸边的桥头时，几位防卫副司令酒意还浓，又停下来胡吹海聊起来。
就在这时，下午6点30分，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出炮击命令，随着一连串红色信号弹徐徐升起，刹那间，大地震荡，地动山摇，金门岛被笼罩在怒吼血红的炮火之中。
此次炮击金门，由于没有事先预射，第一轮炮弹飞离了目标，很“邪门”地砸向了翠湖。
事后有个活下来叫刘毅夫的目击者曾讲述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突然有阵嘶啸声音，掠过太武山头，骤落翠湖，紧接着是山摇地动的不断爆炸声，整个翠谷烟雾弥漫，弹片横飞，硝烟冲鼻，翠湖亭塌了，小桥断了，公路出现了无数炮弹坑，很多断树在空中飞舞，石头、泥土、草木，混杂在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中与弹片中飞舞激射······”
听到呼啸的声音，胡琏凭借多年的战场经验，酒立马醒了，而后立即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最后幸运地爬回了防卫司令部的地下室；俞大维吓傻了，被卫士背着，钻进路边的山石下瑟瑟发抖；三位防卫副司令，其中一位吉星文还是吉鸿昌烈士的侄子，此三人因为聚在一起忘乎所以地畅聊，没有胡琏的警惕性和迅捷反应，结果全部被炸伤亡。
1958年8月23日下午6点30分开始的炮击金门，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全岛落下5万余发炮弹，而且都是152、172口径以上的加农炮和榴弹炮。当时，在10余海里外的美军军舰上的官兵也被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以为胡琏凶多吉少，不断发出询问电报：“你们是否还活着？是否还活着？”
对于这一次死里逃生，胡琏不愿意多谈，他的淡然让世人惊叹并且相信，胡琏之命硬，不是简单的运气好，而且福将的造化，属于百年罕遇。
谈及在金门当防卫司令，胡家后人谈的更多的是“德”。胡敏越说，祖父在金门的时候，是真心实意为金门人着想，金门历任那么多司令长官，老百姓都说“那是台湾的司令官，只有胡琏是我们的司令官。”
胡琏在建设金门的时候，开办了很多小学，每一所都以他爱将的名字命名，例如柏村小学等，没有一所小学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在金门种树、修路，甚至还鼓励当地人酿造高粱酒。因为高粱酒，金门县成为台湾唯一的一个不向政府要钱，还一直纳税的县。
金门老百姓感激胡琏，称他为现代“恩主公”，之所为称他是现代“恩主公”，那是因为在金门人心里还有一位古代“恩主公”，名叫陈渊。
胡敏越说，祖父遭两蒋打压，除了觉得位高权重的胡琏难以驾驭，还有一点就是祖父办事太刚直，极容易得罪权力核心。就说防守金门期间，为了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祖父不管官场那一套，找到船队与商队直接从香港进口物资，这导致了台湾的权力核心眼红。因此，那一时期，关于祖父的各种小报告，就有一大摞。
在战争年代，祖父打赢了很多大仗，声势如日中天，小蒋于是就把事情压制下来，再后来，就将祖父外放到了南越。
由军人到“外交大使”，胡琏对这种身份变化并不介意，甚至还有些如鱼得水之感。
因为在他看来，外交战线是另一个更高级的战场，将军级的“外交大使”在国民党军政界并不多见，他有意在这一领域再立标杆。
与一般的职业外交官不同，胡琏自当驻南越“大使”后，行事的风格依旧狡如狐，猛如虎。他认为南越当时的国防部长阮文绍是个“奇货可居”的人物，又打听到阮家“庭训”甚严，于是便以迂回的方式，先去结交阮文绍的父亲，以各种方式联络感情，而后再逐步与阮文绍结成深交。
两人达成深交同盟后，不久，阮文绍即在胡琏的策动下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做了总统，胡琏因此成了最大的幕后赢家。
胡琏到了西贡之后，频繁地出现在各军队、战场和军事院校，又是考察，又是做报告，不断传授反共经验。通过胡琏，老蒋的军援顾问团、农技团等机构，也相继被派往南越。
由于胡琏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共活动，当地的游击队将其列为暗杀目标，制定了精密的行动计划。
1967年5月19日上午，两名游击队员化装成维修线路的工人，混入“使馆”，将炸弹藏置在二楼胡琏的办公桌下，然后从容撤离。
10点30分，胡琏刚离开办公室，去隔壁的会议室主持会议，仅过了不到5秒钟，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办公室的桌子被炸飞，楼板被炸塌。不可思议的是，死神如此逼近，胡琏竟然又一次逃出生天，毫发未损。
从1964年到1972年，胡琏在西贡待了八年。是年秋，胡琏因为心肌梗塞，被迫辞职，回到台湾。
1974年10月，胡琏正式到台湾大学注册，进入历史研究所学习宋史和现代史，每周学习两次，学制为四年，并做了博士论文，题目是《宋太祖雄略之面面观与今昔观》。
晚年的胡琏，在家人面前绝口不提战争，抗日战争不提，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他更不愿提。对于一生的宿敌粟裕，胡琏的态度更加意味深长，他始终以沉默表达着他对粟裕的敬重，同时他也以沉默捍卫了自己的战场尊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胡琏内心最大的遗愿就是“归家”——
1976年端午节，胡家人全家正在吃饭。胡琏因为有心脏病，不与大家同桌，他先吃完自己的饭后，来到大客厅，与儿孙交流，享受天伦之乐。
他对一向喜爱的孙子胡敏越说：“小越，去我的书房把我的笔和纸拿来。”
胡敏越拿来后，他就在纸上画了一个家乡的地图，地图旁边写了一行字：“陕西省华县赤水镇汇头房村第二户”。
看着这幅亲手画出的家乡地图，胡琏沉思良久，最后对孙子胡敏越说，“小越，你们第三代一定能回去的！一定能回去的！”
1977年6月22日晚9时30分，胡琏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病逝于台北荣民总院，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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