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失去了孙中山的制衡之后,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廖仲恺一直捍卫孙中山的路线,撰文揭露胡汉民等右翼反革命本质,因此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汪精卫等人对廖仲恺多有提醒,但廖仲恺总是付之一笑。8月19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广州国民政府陷入巨震中。政见不和之争在国民政府之中时有发生,但是血腥刺杀政敌,行为之恶劣引发了公愤。汪精卫闻讯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就这样,一直没能进入国民政府核心的蒋介石,第一次接触到了最高权力。廖仲恺被刺后在病榻上
汪精卫为何选择蒋介石,因蒋介石与廖仲恺关系非同一般。当初建黄埔军校之时,廖仲恺多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校长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
主谋是以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凶手是粤军旅长朱卓文收买的歹徒,其中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朱卓文是许崇智的部下,这个结果出来,矛头直指胡汉民和许崇智。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委委员,还是粤军总司令。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参与的证据不足,但他们难逃嫌疑。胡汉民对自己所蒙受的怀疑,断然予以否认,说“此案毫不知情”。胡毅生逃走后,发表《告内外同志书》,申明他与杀廖没有关系。但他们的辩解,根本没人听。胡汉民因此被汪精卫送去苏联考察。然而9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汪精卫公开为胡汉民辩解,说他对此案“毫不知情,何能代为负责”,而在廖案人犯名单上,无论“主要的”还是“间接关系”,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胡汉民在缺席情况下,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这是因为汪、蒋需要争取胡汉民,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的政治反对派──西山会议派的缘故。而且事过境迁,胡毅生也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顾问。但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却一直未能漂白于天下。更精彩的是,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等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部下,阴谋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嫌疑。
9月19日,蒋介石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堂,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同时派出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实行武力威逼。同时,蒋介石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长信,每一个字都是逼许下台的利剑。蒋的目的,是以武力夺取他的顶头上司许崇智的军权,逼许崇智下野。汪精卫明确支持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许崇智只好缷职,在陈铭枢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粤军第四师师长许济,亦被令缷职随行。许崇智
而在波云诡谲的背后,汪、蒋抢先取得了查办案件的主动权和发话权,共同导演了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博弈。蒋助汪排胡,是为巩固汪的“最高”地位扫除障碍,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汪精卫掌握国民党权力中枢,也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政治军事双丰收,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常委,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戏剧性的是,汪精卫欲挟蒋自重,巩固自己的最高地位,殊不知他却把蒋介石这位最危险的对手拉上台。在不久后的中山舰事件中,汪逼于蒋的种种压力,黯然离职,并离开了广东。汪精卫是查办“廖案”的主角,但他并没有赢得这场纵横捭阖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