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会议召开的那个夏天，费城异常温暖，但到了9月中旬，当最后一位代表骑马回家时，天气开始变化。到了10月，当《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开始登在报纸上，要求美国人辩论“人类社会是否有能力通过反思和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或他们是否永远要依靠他们的政治宪法的力量”的问题时，天上的空气如同你咬一口秋天的苹果一样爽脆。11月，当最后的苹果被榨成苹果汁的时候，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坚冰封闭了特拉华河长达几个月之久，在整个寒冷的冬季，冰冻的地面延伸至南方的萨凡纳。
自那以后的几年一直都比较热。宪法制造的氛围已经消失了。在制宪会议期间，费城的年平均气温是52华氏度（约11摄氏度）。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时，气温升至59华氏度。当全球开始变暖时，陆地的温度上升速度超过了海面温度，海洋也开始升温。冰山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风暴更多了。在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从近两百个成员国组成的《巴黎气候协议》退出后不久（他称此举为“重新确立美国主权”），一万亿吨的、大小相当于特拉华州的冰山在南极洲坠落。
数百万年来，各大陆架逐渐漂移，互相远离。1492年，它们在美洲连在了一起，成了新大陆。16世纪的征服者对正义的本质进行辩论。17世纪的不同政见者希望能和上帝亲近。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想从过去中解脱出来，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开端，一个超越时空的地方。
美国建国开始于“隔断”行动：“在有关人类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它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分离的原因。”美国宪法渴望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盟，但正是奴隶和奴隶的后代，通过解除与暴政的联系，通过平等纽带的帮助实现了这个联盟的承诺。这些新联系将美国人彼此捆绑在一起，将它和世界捆绑在一起。电报线从海底横跨大西洋。然后有了蒸汽船、飞机、超音速飞机、卫星、污染、原子弹、互联网。“在最初，全世界都像美洲。”约翰·洛克写道。冷战结束时，一些评论家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已成为全世界，就像美国的实验已经结束，取得了无可匹敌的胜利。
其实，美国的实验还没有结束。一个诞生于革命的国家会永远与混乱作斗争。一个建立在普遍权利基础上的国家将永远与特权主义搏斗。一个为确立财富等级而推翻出生等级的国家永远不会得到宁静。一个移民国家无法关闭边界。一个出生在矛盾中的国家，在奴隶制土地上的自由，在征服地的主权，将永远在战斗，为了它的历史意义而战斗。
水面仍在上升。特朗普的选举掀起了一场浪潮。不少政治评论员宣布共和国时代终结。特朗普的言论是天启式的和绝对的；他就职演说的主题是“美国大屠杀”。他的批评者的言论同样反乌托邦式——愤怒、受伤、毫无希望。
特朗普开始执政后，美国人为移民、枪支、性、宗教而战。他们也为雕像、纪念碑、牌匾和名字而战。美国史的幽灵震动了他们心中的锁链。在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一辆雪佛兰皮卡车载着罗杰·坦尼（判决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大法官）的青铜半身像，从市政厅拉到镇外的墓地。在圣路易斯，起重机拉起两块邦联州纪念碑——基座上喷涂了“黑人的命也是命”和“结束种族主义”（字母均为大写）字样——把它们存放到储存室。新奥尔良准备拆除四名邦联领导人的雕像，结果导致了一场混乱，从分裂主义者曾经描述的“血海”中向外渗透，犹如大坝决口。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罗伯特·E. 李的雕像从基座上被拉了下来，武装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这座城市游行；一个反抗议者冲上前去，把她打死了，好像内战从未结束，她是北方联盟军的最后一个牺牲者。
建国所依据的真理是平等，主权和认同，这在内战后被多次重复。现代自由派源于这种政治基础，而美国抛弃了孤立主义，将这一愿景带给了世界：法治、个人权利、民主政府、开放边界和自由市场。为了国家建国真理的承诺，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让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在为了人权的长期艰苦奋斗过程中团结在一起。然而，这个国家一路走来，却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分裂。
保守派基于自由主义的失败（始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身份认同观念取代了平等观念。自由派赢得法庭的胜利，但失去了州众议院、州长和国会的席位。到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罗伯特·博克坚持认为，“现代自由派基本上与民主政府不一致，因为它所要的结果是不允许普通人进行自由选择。因此，自由派只有通过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民意支持机构进行治理。”但自由派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在于没有尝试摒弃选举政治，反而去支持司法救助、政治舞台和净化运动。
保守派把它对政治权利诉求的赌注押在赢得选举、赢得历史上。1955年，威廉·巴克利在《国家评论》中写道，“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我们要大喊停止。”从希望的历史上停止，保守派开始希望历史回归，尤其是通过提倡原文主义，沉迷于回到国家的建国之初。“从1607年到1965年英语殖民者的到来，”纽特·金里奇在1996年写道，“从詹姆斯敦的殖民地和朝圣者，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直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的绘画，这当中有一种连续的文明构建在普遍接受的法律和文化原则之上。”金里奇说，自1965年，即林登·约翰逊签署《移民法案》以来，这种文明已经败落了。金里奇对美国过去的描述是一种幻想，这对他的政治很有用，但对历史却毫无用处——它无视差异、暴力和正义的斗争。
它也破坏和贬低了美国的实验，使它不那么大胆，不那么有趣，不那么暴力，不再是一部激动人心、令人惊叹、鼓舞人心、惊天动地的史诗，而是一篇愚蠢，令人安心的睡前故事。然而，那个童话故事中加入了“茶叶党”的热切渴望和政治绝望，他们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承诺的“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怀旧情绪不仅限于美国，在世界各地，当民粹主义者在陷入困境时，他们总是从历史的想象中寻求安慰。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并不确定；民族主义者对未来提出的建议很少，只能通过讲述过去的伟大寓言来获得权力。
巴拉克·奥巴马敦促美国人“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这是一个更漫长、更艰巨、更棘手，但到最后更令人振奋的故事。但是一个国家不能选择它的过去；它只能选择未来。在21世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意义上的那种选择，更多的是与互联网海洋中漂流的选民们的最终决策相关。一个人能通过反思和选择来管理自己吗？汉密尔顿想要知道，或这些人注定会通过暴力而被统治，被波涛汹涌的浪涛猛烈抨击？
国家的航船蹒跚而行。自由派被微风吹倒。他们忘了修补船上的风帆，任由帆布在狂风中翻滚、撕裂，帆索也乱了套。他们蜷缩在甲板下面，他们没有想出一条路线，看不到地平线，也没有控制住任何一个指南针。在甲板上，保守派把船板拉起来，点燃了愤怒的篝火：他们为追求民意，摧毁了真相本身，砸断了整艘船的桅杆。
这将落在新一代美国人的肩上，他们会想到祖先所做的事情，去深入探寻厄运般的大海。如果他们想要修理破烂的船，他们需要砍倒鹿出没的森林里最雄壮的松树，竖起一根新的桅杆，让它直刺阴云密布的天空。他们得用锋利的扁斧，把木材砍成木板，笔直而坚挺。他们要用强大的臂力拧实所有的钉子，用灵巧的手指轻柔地握着针线，仔细地缝制粗糙的风帆。仅知道热量、火花、锤子和铁砧是不够的，他们还得在烈火中锻造一只理想的锚。为了能让这艘船闯荡风浪，他们要学习一种古老的、几乎被遗忘的技术：让星星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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