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五大洲”学说传入，成为划分世界的新空间单位后，地跨欧亚的土耳其便构成中国知识界想象亚欧与定位自我的灵活资源。国人对跨界国家的洲属归类，既基于山川、河流、湖泊、海峡的自然地理分界，也参考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元社会要素，更服从于自身的现实关切和国家利益。学界既有研究多从“民族命运相似”视角出发，对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观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反思，但对土耳其洲属认知及其历史内涵，却少有涉及。本文试图勾勒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土耳其洲属观的演变轨迹，分析洲属建构的判定因素和时代因缘，并对其折射出的他者想象、亚洲意识与自我认知等问题，作初步探讨。不足之处，还就教于方家。“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乃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两组相反相成的空间概念。“亚洲”的语源出自亚述语中的assu（“日出”之意），“欧洲”的语源来自闪语的ereb（“黑暗”或‘旧落”之意），这一区分后被扩展至今天的地理概念中。近世亚欧概念的明确对应，与两个世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冲突关系至深，西人“欧洲”观念的自我强化源自于对他者—“亚洲”的想象建构，而东方人“亚洲”意识的形成与巩固，则与西方入侵催生的危机意识直接相关。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认为，近代日本“亚洲”观念的出现，正是基于“受欧洲侵略而被迫意识到自我存在”。美国学者柯瑞佳指出，在20世纪初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之下，“亚洲”概念为初步具有全球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重新思考全球和内部权力组成的途径”。他们的研究还简略提及，同处弱势地位的土耳其在此间被中日两国政客、知识人纳入亚洲范畴。但在“亚洲”成为对抗欧洲或西方的新空间概念以前，国人对土耳其的洲属判定状况，迄今未得到清楚的梳理。实际上，随着西方地理学新知的输入以及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勃兴，《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近代早期世界史地论著逐渐吸纳“五大洲”学说，作为阐述全球地理的基本框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占据东西、欧亚、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交汇点的土耳其，究竟该如何归类，便成为一个模糊不定、有待说明的新问题。就笔者所见，晚清国人最早进行洲属划分时，并未明确将土耳其纳入亚洲，反倒认为它是欧洲国家。早在19世纪40年代，史地学家徐继畲就提出，跨界国家的洲属应以首都所在地为准。于是土耳其便与俄国一样，虽在亚洲拥有更多的领土，但因建都于“欧罗巴”，归入欧洲“如其实也”。此一判定对晚清知识界有一定影响。1856年，李慈铭正是研读了《瀛寰志略》，才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确认土耳其为“欧土大国”。其后的知识人在涉及单纯地理空间分类时，也多主张“欧洲说”。1864年，同文馆美籍教习丁韪良和他的中国同事翻译《万国公法》时，在东、西半球地图的文字说明部分，将土耳其记入欧洲而非亚洲。1876年出使海外的郭嵩焘在介绍沿途所经各国时，也认定土耳其“隶欧罗巴”，而非“隶亚细亚”。次年，改良派思想家陈虬在《教经答问·地球章》解答各国地理分布问题时，土耳其居“欧洲近最著名”国家之列，而不见于亚洲国家名单。可见，土耳其的欧洲国家身份在晚清已是相对固定的一个世界地理常识。从地缘战略角度论，土欧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也容易引导国人的土耳其欧洲归类。徐继畲曾指出，作为泰西为数不多的兼跨欧亚之国，土耳其以“擅膏腴之壤、据形便之地”，百年来已成列强逐鹿之地，迄无止戈之日。这显然突出了其与欧洲地缘政治的高度关联性。此后的中国知识精英也从不同角度深入阐述了土耳其在欧洲世界的独特地位。王韬认为土耳其为欧洲诸国屏障，英、法之所以屡施援手，乃是担忧俄国鲸吞土耳其后，将席卷西驰，影响“欧洲安危大局”。由此可知，土耳其已被国人视为欧洲内部国家安全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梁启超甚至以土耳其“逼近欧洲，尺土寸地，皆牵动欧洲全局，故各国不得不以兵力争之”，来告诫国人中国与欧洲“壤非交错”，不可幻想列强的出兵干预。通过中、土国际处境的鲜明比照，土耳其与欧洲时局更加紧密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凸显，这无疑为其欧洲归属提供了依据。同时，土耳其在19世纪中叶之后逐渐接受西人主导的国际法则，并以条约形式为列强承认，也是其成为欧洲国家的判定依据。前引《万国公法》即用相当笔墨介绍了土耳其抗拒、了解乃至接受西方外交法则的曲折经历，强调欧洲诸国“与土国互相公议盟约，土国因而服欧罗巴之公法也”。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译介的《东方交涉记》《泰西新史揽要》，还详细记录了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之战和70年代俄土战争后，英、法等列强通过在巴黎、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与土耳其签订系列条约的史实。此乃学界公认的土耳其被正式纳入欧洲国家俱乐部的标志。这些著述在晚清知识界流传甚广，对巩固土耳其的“欧洲身份”不乏积极的辅助作用。此外，清末国人还敏锐察觉，在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中，土耳其社会逐渐增添了不少欧洲元素。人们不仅惊叹本非欧洲人种的土耳其人，“今其仪表几与欧人相若”，还注意到土国社会上层追逐西方服饰、尝试西式刀叉的新风尚。这一渐进的西化变革并不必然推导出土耳其的欧洲国家身份，但考虑其在欧亚大陆摇摆的实际情形，上述因素至少增添了“欧洲说”的砝码。
当然，作为亚洲成员的中国知识人在观察和记述土耳其时，不仅没有忽视其在亚洲的广阔领地，更会以一种“亚洲人”的眼光格外关切土耳其呈现的“东方”特征，这不禁令其欧洲归属存在几分疑问。晚清国人在著述中反复申说土耳其与欧洲国家政治制度之差异，以及与亚洲国家的同质性。魏源较早通过西人的记载发现，土耳其“政事与欧罗巴各国不同，权操自上，令出惟行，弗惟反”，似与东方集权国家更为接近。在清末中国沦为西人眼中与土耳其并称的“病夫之国”时，国人越来越习惯于用“西方标尺”来衡量两国，从而发掘出二者的诸多通病。1893年，尽管驻外公使崔国因充分认识到“土耳其版图向跨三洲，而近年日削，在亚洲者已微”，但若以君主专制政体来评判，他更愿意将其归入亚洲。可见，土耳其归属因判定标准不同而存在可变性。20世纪初年，盐城孝廉陈惕庵虽然承认土耳其为“欧洲之邦”，却又极力强调其乃该洲罕有的未实行立宪政体之国。山东巡抚孙宝琦更是严厉批评中、土两国仍保留欧洲国家早就废比的宦官制度。显然，这些论说不但没有增强土耳其作为欧洲国家的合理性，反而进一步突出了其与中国在内的诸多亚洲专制国的一致性。土耳其与亚洲国家在社会风俗方面的相似性，更容易为国人感知。魏源研读西人论著后即意识到，土人婚俗、服饰皆与欧罗巴相异，颇似东方。19世纪70年代以后，亲历欧美的中国知识人更能真切感知魏氏论断之正确。1876年，观摩美国费城博览会的李圭发现游人中“服色迥异者”，唯土耳其与中国。1883年，远赴西欧的袁祖志也察觉，与欧洲各国相比，土耳其人“被服离奇”。20世纪初，出访欧美的载振在西方博物院观赏世界各国器物后，毫不犹豫地将土耳其与印度、日本同归于东方国家。这些感观体验为国人将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且与东方世界颇具渊源的土耳其纳入亚洲范畴，提供了有力支撑。当时，国人还清醒意识到，尽管欧人以条约形式暂时接纳了土耳其，但实际上始终以驱赶这个政教风俗迥异的国度为目标。1878年，马建忠指出土耳其实为欧洲“局外之国”，只是因地理上靠近欧洲，才屡屡引发列强在此地的争斗，所谓“西土之均势虽平，而东方之争端又起矣”。唐才常也将土耳其与欧洲列强数百年来的残酷战争，概括为穆、耶之教争。这些论述既揭示了土耳其深度卷入欧洲事务的基本事实，也反映了土、欧宗教文化的尖锐对立，无形中又拉开了彼此的距离。同时期，林乐知、瞿昂来合译的《列国陆军制》还推测一旦土耳其被驱逐出欧境，会利用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向波斯、印度等回教徒众多的亚洲开拓生存空间。延至1913年，《进步》杂志的一篇文章还根据土耳其欧洲领地日就朘削、呈现日暮途穷之状，预判土人未来“不得不转其眼光，以注重于其亚细亚领土”。可见，至少到一战前，国人已充分体察到土耳其发展战略偏转亚洲的趋向，只是这一过程尚未最终完成。反过来看，这也恰恰说明当时土耳其主体活动舞台仍是欧洲，“亦欧亦亚”构成中国人土耳其洲属的双重认知。
如前所论，尽管在清末民初，“亚洲意识”日渐明晰的中国知识精英及时确认过土耳其的亚洲身份。但就当时土耳其的地理空间、地缘战略、社会风俗等因素而论，它仍然只能算是一个“半欧半亚”之国。直到1915年，赴美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屠坤华在考察土耳其展馆“其式不一”的诸多建筑和物品后，仍得出土耳其系“半亚半欧之邦”的结论。在笔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中国人关于土耳其洲属观最终实现转变的关键点。土耳其在一战中加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于1914年11月向协约国宣战，结果在战争中遭遇惨败。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土耳其受到英、法等胜利者的严厉惩处，条件苛刻的《色佛尔条约》令整个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绝大部分的欧洲领土要么被瓜分，要么被共管，阿拉伯各省也从土耳其的控制下挣脱出来，只剩下安纳托利亚这个更为单一民族的领土和一块伊斯坦布尔周围的欧洲飞地。幸运的是，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凯末尔带领土耳其人民驱逐了侵略者，旋即又拉开了现代化改革的序幕，用很短的时间就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这一国势的急剧变化，对土耳其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其中就地缘关系而论，浴火重生的“新土耳其”与欧洲的关联度大为降低，反而与亚洲形成了更为切近的空间联系，这为中国知识界名正言顺地将其归入亚洲，提供了事实依据。民国历史学者李鼎声在《各国革命史讲话》一书中曾指出，土耳其自青年土耳其党执政以后，对外战争屡屡失败，不断失去欧洲领土，至一战前夕已然“算不得是一个欧洲国家了”。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更是被迫接受了帝国主义最苛酷的分赃条约，最终“坠入噩梦”。此处，李鼎声可谓相当自觉地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近代国人土耳其洲属认知史上的转折性意义。此种认知变化或可形象、简洁地概括为“脱欧入亚”，其主要含义在于土耳其地理生存空间重心由欧洲转入亚洲的剧烈变化，以及由此衍生出经济、人口、国都等在洲际资源分布上的结构性调整。这与人们所熟知的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从“文明”意义上提出的“脱亚入欧”口号，不仅发展方向截然相反，而且历史内涵也迥然不同。领土的缩水、人口的锐减、首都的迁移，成为新土耳其“脱欧入亚”的主要判断指标。20世纪30年代初，政治经济学家刘君穆在阐述战后全球政治地理形势之时，曾细致解读了土耳其的洲属转变，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就欧亚领土比重而言，战后土耳其疆土由小亚细亚的高地及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东南一隅构成，总面积为76万平方公里，欧洲部分只有0.24万平方公里，仅占0.003 %。土耳其欧洲领土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显然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凯末尔的迁都之举，刘君穆同样认为这完全适应了土耳其战后发展重心偏向亚洲的新情势。在昔日握有巴尔干半岛全境的盛时，以君士坦丁堡为地跨三洲的奥斯曼帝国首都，是十分适宜的。如今欧洲部分的领土所剩无几，将国都迁往亚洲的安卡拉确是理之必然。显然，国都迁徙进一步削弱了土耳其的欧洲属性，也昭示了其未来发展的亚洲指向。如果按照晚清徐继畲所设定的首都归属原则，土耳其终于能从地理常识上被称为亚洲国家了。因此，尽管刘君穆没有忘记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重要战略地位，如西欧至巴格达的铁路借道于此，君士坦丁堡仍处于黑海至地中海航路和东西交通的要冲，但他仍在著作中明确宣称，“新土耳其”现在已是“纯粹的亚洲的国家”。一定程度上说，亚洲国家身份成为战后“新土耳其”之“新”的最直观表现，也是其与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区别之一。与此同时，过去世人瞩目的“近东问题”之内涵也在悄然变化。随着土耳其势力基本撤出该区域，“近东问题”与“土耳其问题”便难以再划上等号。1933年，土耳其问题研究专家柳克述即敏锐指出，从前“近东问题”的对象似乎专指土耳其。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的疆土重心明显偏于亚洲，且经过凯末尔改革之后，该国的综合实力足以抗御外侮，国际地位显著增强，由土耳其引起的外交纠纷已大为减少，可以说“年来近东问题的发动，乃不是土耳其，而别有所在”，即主要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两股势力。它们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亚尔巴尼亚发生的激烈争斗，应该称之为“新近东问题”。由此可知，基于土耳其内政外交事务的亚洲偏向，传统意义上与土耳其相捆绑、相缠绕的“近东问题”，与土国的关联性已经基本解除，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就是说，土耳其与欧洲世界的地缘关系严重弱化，这反过来进一步约定了它的亚洲身份。国人对于土耳其的亚洲归类，还可以从一战后出版的众多历史地理、国际关系类的教科书或通俗读物得到印证和强化。此前以“五大洲”为叙述框架的史地论著多习惯于将土耳其分割为亚、欧两部分，在不同章节里分别加以介绍。如嘉庆年间，传教士米怜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述及世界各国状况时，就在欧洲、亚洲版块分两次介绍土耳其地理、省份、人口等信息。这一写作体例在清末民初大体得到遵循。光绪年间，陈昌绅编写的《分类时务通纂》即将土耳其切分为西土、中土、东土，详加阐释其地域特点。直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学部组织编纂的《土耳基志》还设欧、亚、非三章，分别罗列了土耳其各省的面积、人口、地理、物产、气候等详情。1913年版的中学地理教材《重订瀛寰全志》也采行欧亚二分法，并在“亚洲土耳其”部分特别注明“与欧洲之土耳其合为一国”。此种书写程式并未过多纠结于土耳其的洲属划定，只是基于其兼跨两洲的既成事实，着力反映幅员辽阔之土国的显著地域差异。应该说，这是一种尊重地理空间分布的稳妥处理方式，但它却忽视或者说是回避了土耳其的洲属认定问题。一战之后的类似出版物则根据土耳其欧洲领土大量丧失的现实情况，在书写体例和语言表述方面做了相应调整，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土耳其洲属的改变。尽管亚、欧两分的写作方式普遍得以延续，但与先前大篇幅介绍欧洲土耳其相比，此时论者于该部分着墨甚少，有关亚洲土耳其的文字叙述明显增多。20世纪20年代，张介石的《战后列国大势与世界外交》虽然明确地理空间上土耳其介于欧亚之间，但仍选择将“土耳其”一节放入亚洲模块，在欧洲部分便不再提及。30年代，韩道之编写的以严谨、准确著称的高级中学教科书《世界地理》，将“亚洲国家”身份视为“新土耳其”的重要特征，着力引导国人从“亚洲视角”去观察土耳其。该书不仅具体介绍了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土耳其在亚洲地位提升的事实，还提醒国人注意，土国势力东扩可能会加剧中国西北、西南的边患。这无疑进一步凸显了土耳其与亚洲事务、特别是同中国边疆安全的直接联系。而以前十分重要的“欧洲土耳其”竟没有设立专章，仅在欧洲地理部分的末尾处，以“附西土耳其”的形式一笔带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亚洲土耳其”与“欧洲土耳其”，于欧战前后在政治隶属关系上已经实现了“互易其位置”，从而更为明确地揭示出地缘政治层面洲属转折的内涵。同时期，余俊生编著、经南京国民政府审定的权威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地理》更是将土耳其由沉沦到复兴的历史进程统统放诸亚洲章节中详细陈述，甚至很多与亚洲无关、只牵涉欧洲局势的内容也混杂其中。欧洲土耳其章节竟被完全取消，只是在记述地中海北岸三半岛时，出于知识衔接的需要，作者才不得不穿插介绍了零散的土耳其信息。这充分说明至少从世界地理知识角度论，土耳其的亚洲归属算是确定无疑的了。以上种种论述，既符合当时土耳其基本退出欧洲地理空间的国势演变，也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于土耳其洲属转化的普遍接纳和认可。考虑到这些教材的权威性以及读物的流通性，“土耳其系亚洲国家”这一簇新观念显然又会通过它们为更多的青年学生、一般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化传播。在当时围绕战后土耳其国势演变的众多阐释中，国际政治学专家邓公玄于1934年的解读值得格外重视，也更能体现土耳其洲属认知的微妙复杂之处。他在《今日之欧洲》一书中纵论欧洲诸国形势时，通篇难觅土耳其的踪迹，只是在阐述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与现状时，才简单提及昔日在该地区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土耳其，如今在亚洲“休养”。这种处理方式，看似与同时期其他论著并无太大出入，作者对于土耳其战后差不多完全退出欧洲政治舞台，加盟亚洲集团的基本事实，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精心选用的“休养”一词又颇耐人寻味，这实际上是对洲属转换做出某种人为的限定，即土耳其的“脱欧入亚”带有一定的暂时性、临时性，休养调整之后的土耳其在时机成熟之时，依旧存在复归欧洲舞台的可能。换而言之，尽管从地理空间范畴论，土耳其与欧洲的关联度被严重削弱，与亚洲的联系显著增强，但它依旧无法彻底斩断与欧洲世界错综复杂的彼此关联。领土仍旧跨越亚欧的土耳其，在洲属归类上仍具有可变性和伸缩性，有着相当的人为建构和解释的余地，这也为土耳其亚洲身份建构不时出现的逻辑困境和现实矛盾，埋下了伏笔。一战之后，国人对土耳其亚洲身份的确认，除了基于其生存空间的亚洲偏重外，还与中国自身的发展诉求及时代思潮密切关联。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中国内政外交局势的日益严峻、民族主义情绪的逐渐高涨，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反帝”成为中国各政治力量以及知识界反复倡导，并加以利用的合法而强势的政治话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多集中于欧洲，亚洲国家大多已沦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从一定意义上说，“反帝”与“反欧”拥有近乎相同的政治含义，将“侵略与反抗”对应为“欧洲与亚洲”的抗衡，逻辑上并不存在太大障碍。因此，土耳其在一战之后对外抗击列强侵略、对内厉行现代改革的突出成绩，便被国人及时纳入“反帝”话语之中，成为亚欧关系建构的重要政治资源。尽管清末民初国人已开始将土耳其视为亚洲成员，但其不过是与中国一样不断丧失利权、割地赔款的“病夫”之国，在亚洲集团处于边缘、尴尬的境地。中国知识人只是想以土耳其的教训来警示国人，甚至不时流露出对土耳其的鄙夷之情。19世纪80年代，驻外使臣薛福成、洪钧综合西方最新语言学、人种学及考古学成果，认定土耳其人与中国古代突厥、匈奴人具有历史渊源。但这丝毫没有增进国人对土耳其的亲近感。恰恰相反，唐才常在19世纪90年代要极力撇清与土耳其的所谓民族、血缘关联。他宣称立于亚东的中国人是“轩辕之贵种”，绝不与政令烦苛、性情残忍的“匈奴鞑靼同者也”。西人动辄“以衣冠之族、神明之胄致与匈奴别种相权”，令唐氏深以为耻。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兴起“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政客也主动将土耳其引入亚洲政治舞台。1883年，日人发起的亚细亚协会便吸收了2名土耳其人入会。1890年，日本时政家柴四郎在为北村三郎的《土耳机史》所作序言中告诫日人，“嗟我同洲”的土耳其系“亚细亚之屏藩”，应重视其国势演变和惨痛教训。这种亚洲整体视野下的土耳其关怀，对同日本政界交往频繁的中国维新派、革命派均产生过深刻影响。该书的中文版即由维新人士赵必振于1902年翻译。191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上的演讲称，亚洲西方的土耳其正沦于“悲惨之境遇”，以此反衬本洲头号强国日本的自强独立。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后，国人的观感也随之改变，土耳其一时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重新评价和界定土耳其的亚洲地位，并借此重建亚洲内部秩序，成为当时中国主要政党和知识界的一致选择。将土耳其归入亚洲，可以自然而然地将其反抗西方侵略的显著成绩，列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大硕果。在反帝运动日趋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以国民革命领导者自居的中国国民党十分重视从“亚欧抗衡”角度把握凯末尔革命。1926年，经苏俄顾问鲍罗廷指导，带有鲜明共产国际和中共色彩的国民党二大宣言，在纵论亚洲革命形势时，将土耳其人民脱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国家自由独立的光辉事迹，视作亚洲革命的关键环节。次年，出席世界反帝国主义及殖民地侵略大会的国民党代表熊光暄还着重强调，土耳其将首都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迁至亚洲的安卡拉，是为了“防帝国主义之强盗行为而保其独立”。这些论述都着力营造欧洲与土耳其之间的对立、仇恨感，从而赋予土耳其革命浓厚的亚洲民族解放色彩。至20世纪20年代末，已跻身世界二、三等强国行列的土耳其，国际地位远在一般亚洲国家之上。尽管中共知识分子和左翼学者对凯末尔的反共行径以及改革存在的弊病，持保留或批评态度，但土耳其的革命意义还是得到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认为土耳其扶植和团结亚洲弱小国家的外交战略，较之自身建设成就，更值得称道。唯物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就盛赞土耳其并没有因此走上侵略道路，反而对弱小民族的解放事业助力甚大，为东方民族“建立一个门户，使欧洲各帝国主义添一东向之障碍”。左翼经济学家钱俊瑞也指出土耳其斩断不平等条约的铁链、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之后，没有显露凶狠的帝国主义侵略面目，反而正在成为波斯、阿富汗、伊拉克、阿拉伯等亚洲诸国的领导者。值得重视的是，土耳其一跃成为亚洲的榜样和领袖，与洲内头号强国日本逐步走上侵略扩张之路也有直接关系。在原先国人心目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无疑是亚洲人的骄傲，理应领导和扶助其他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渐盛行，促使其不断对周边近邻实施残暴侵略。到20世纪20、30年代，中日关系渐趋紧张，这面曾经的亚洲旗帜已难以高举和飘扬。在此背景下，适时出现的“新土耳其”便被国人选中，成为日本的替代品，肩负起亚洲重塑的新希望。起初，国人虽感知到土耳其在亚洲民族解放与国家复兴中的示范效应，但还将其与日本并列放诸，作为亚洲东西两端的双子楷模。1924年，当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再度论说土耳其时，已经完全摒弃了民初的负面用语。他以骄傲的口吻说，“我们亚洲”的土耳其，在欧战中一败涂地，为人瓜分，如今却能将欧人赶走，实乃与日本并立的亚洲“两个顶大的独立国家”“东西两个大屏障”。对照1913年的演说词，土耳其在亚洲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1924年，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在上海大学面对国内听众的讲演中，不仅延续孙氏的土耳其“亚洲屏障说”，还认定土耳其革命成功的意义，并不只关乎土耳其一国，在东方历史上，“比日本的维新，关系还要重大”。此处，土耳其革命的历史意义被放大和抬高，已有超越亚洲典范日本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的接踵而至，中国社会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政界和知识界亟需物色亚洲现代国家的新标杆，在亚洲内部关系重塑中出现明显的土耳其前置、日本后置倾向。1928年，国民党元老邹鲁以土耳其与匈牙利的团结友好、相安无事，来反衬日本对中国的“箕豆相煎”。其意在告诫世人，亚洲民族联合之希望在于土耳其，而非屡屡破坏亚洲和平的日本。土耳其和日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升降由此可见一斑。1930年，国民党军方要员张六师对日、土两国地位变迁做了一番对比。他指出，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为黄种人吐了一口气，堪称亚洲的骄傲和榜样。但令人惋惜的是，此后渐入迷途的日本竟演变为太平洋的大火药库，“与东方民族只有祸而无益”。而土耳其正好相反，其革命成功给东方国家增筑了一道强固壁垒，挡住欧洲帝国主义由陆路东侵的门户。显然，就民族解放运动事业而言，日本已成亚洲内部负面、消极的阻滞物，土耳其则是充满积极正能量的全新替代物。这也说明在日本的侵略压力下，国人有意规避日本的示范意义，对于来自土耳其事迹的激励，他们却津津乐道。与此同步变化的是，国人在建构中土关系时，也彻底摆脱此前的蔑视态度，转而强调两国间的历史渊源和友好关系。1927年，外交官童德乾在阐发土耳其人源于古之突厥的观点时，丝毫不见清末唐才常表现出的耻辱感和愤恨感，而是提醒国民政府以“兄弟之邦”的恢复主权、励精图治为荣，重新确认两国的彼此关联，尽快缔结邦交。1935年，新闻评论家马星野在土耳其建国十二年之际，也热切期盼亚细亚两大兄弟国携手努力，“左右辉映，为亚洲增加一点辉光，给西方人一点惊奇”。这些论述无疑都凸显了土耳其在亚洲阵营的至高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国人之所以如此看重土耳其在亚洲世界的引领地位和作用，迫切要求发展对土外交，与同时期日本人的反面刺激也有直接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著名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专家大久保幸次将土耳其定位为本洲仅次于日本的二号强国，系亚细亚的前卫，“自昔至今做了防止西方势力向东方侵略的防波隄”。他呼吁日本政府积极推动日土亲善，认为“这是亚细亚的幸福，同时也是世界的幸福”。这一主张不仅成为日本政学界寻求亚洲共荣和复兴的路径之一，也促使中国知识人更加重视对土关系，以便与日本争夺亚洲秩序重构的主导权。当二战期间日本炮制所谓的“大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企图以此掩盖侵略邻国的行径，其作为亚洲核心的象征意义荡然无存。中国青年党领袖常燕生便于1943年针锋相对地提出亚洲内部秩序重建新路，首先由中、土为主导，努力击败妄想征服亚洲之日本，然后团结同洲其他诸国，组成亚洲集团，进而“与欧美各民主友邦，共维世界之永久和平”。这里，昔日亚洲国家争相仿效、倾慕的日本，竟成驱除的首要对象，土耳其遂成为亚洲复兴的最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在亚洲地位的强化，实际上也是中日双方彼此互动和冲突的一个副产品。
一战之后，在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新土耳其革命和改革获得成功，以及中国反帝运动蓬勃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促动下，中国各政治势力和知识界越来越偏向于将“亦欧亦亚”的土耳其明确归入亚洲，并逐渐赋予其团结亚洲、抗衡西方的领袖国身份。但这还只是就国人土耳其洲属的主流认知而言，并不意味着曾经很有影响力的土耳其“欧洲国家说”彻底退场。恰恰相反，土耳其亚洲身份的建构与想象，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观察视角的差别，以及与实际情况的背离，不时呈现某些逻辑困境和现实矛盾，反衬出“欧洲说”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凯末尔改革的“西方化”倾向对土耳其洲属认定产生了十分微妙的影响。据学者研究，自17世纪以来，法国商人让·夏尔丹，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在论著中多将奥斯曼帝国归入“东方”或“亚细亚”世界。土耳其常常被刻画为“落后、专制、暴政”的形象，以从地理空间、政治文化、宗教信仰诸角度与“文明、进步、自由、理性”的欧洲相区别。延至20世纪20、30年代，很多西方学者继承并发展了此种带有浓烈西方中心论色彩的土耳其观，只不过此时他们不再对土耳其充满鄙薄之情，而是极力鼓吹凯末尔改革乃“欧洲模式”的成功和“西方文明”的胜利。奥诺尔特唐毗和甘尼斯哥客吴特合著的《土耳其革命史》即宣称土耳其共和政体的确立、现代国家观念的养成、社会教育事业的现代革新，“无处不充溢西方之精神”，为西方文化值得纪念的一大成功。汉斯·科恩的《东方民族论》也强调土耳其民族运动实际上是“力谋洗脱一切的东方和中世的遗留，而与现代的欧洲并驾齐驱，对于它的传统物一点也不留恋”。这显然是对土耳其改革的片面化认识，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本土因素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多维复杂关联。这样的解读同样可加诸其他欧洲之外的后发现代国家，本不必然关涉洲属问题，但具体到土耳其这一兼跨亚、欧两洲的国家，就会使中国知识界倍加珍视的“土耳其模式”的亚洲示范价值大打折扣，更令亚洲归属呈现某种内在的紧张感。当时，已有一些中国学人觉察出土耳其洲属问题上外观与内里的错位。20世纪20年代，柳克述虽意识到土耳其发展的亚洲偏转，但又将该国建设目标概括为“近代式之欧洲国家”。这就初步揭示了地处欧亚分界线上的土耳其在主体地理空间和社会改革趋向间的细微裂缝。40年代，学者慎之还直言“现在的新土耳其，虽然以小亚细亚为主干，然而她的外观，差不多全是‘欧洲式’的”。这就更为明确地指出土耳其之洲属存在表里矛盾的奇特现象。而对这一认知困境，中国学界一方面严肃批评西方学者暴露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指责西人的著述过分贬低土耳其人民的智识，无视土耳其现代变革曾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史实，充斥种族偏见和宗教歧视，不可一概据为典要。另一方面，他们站在“亚洲”“东方”立场，重新阐释土耳其复兴的经验和价值，极力突出改革的东方特性，希冀为亚洲归属增强学理依据。20世纪30年代，邢墨卿虽承认凯末尔的改革趋向是向土耳其灌输西欧文化，但他还是努力抓住一些历史细节，如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凯末尔纪念像，身着西装但面孔正对着小亚细亚草原，试图以此证明凯末尔是“站在欧洲的尽头，而脸向着东方的！”戴望舒在《现代土耳其政治》一书中也特别关注了土耳其变革的东方特点，强调其并非西欧精神文化财产的单纯移植，而是“本质地和西欧的事物有别”，系用西欧的遗产在广大的莽原上，建筑了西欧人无法想象的新世界法则、形式和行动状态。此处，民国学人不断强化论述土耳其改革的“亚洲关怀”和“亚洲特征”，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直接回击，称得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帝”。从另一个角度看，凯末尔改革也的确增强了土耳其与西方社会的同质性和关联性，让原本趋于稳定的洲属划分，产生了一丝不确定因素。民国知识人所进行的种种补救论述，恰是土耳其洲属归类两难的真实写照。其次，从当时土耳其人的自我认知来看，民国学者对其洲属判定以及土亚关系的建构，显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想象色彩，与实际情形并未完全一致。自18世纪以来，陆续有西方学者提出土耳其人是欧洲人、白种人的观点。这对后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影响颇大。20世纪初，土耳其学者格卡尔普公开宣称土耳其为西方文明的祖先，“通过摧毁西罗马和东罗马帝国，土耳其人带来的革命两次改变了欧洲历史。通过几次贡献，我们与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其中的一员”。凯末尔时期的改革不仅以厉行西化、重返欧洲为旨归，其官方钦定的“土耳其史观”更是自认为白种人，而非黄种人。这些情况显然并不支持中国知识界通行的土耳其亚洲归类。关于这一点，民国学人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一定程度的省思。一些拥有旅土学习、工作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切实体验和观察，已清醒认识到，国人将土耳其奉为亚洲领袖国，着力渲染中土两国历史、血缘、人种的密切联系，以期增强反抗外来侵略的自信力，其良苦用心固然值得肯定，但未必完全妥当。1928年，寓居土耳其多年的王曾善、马宏道等人即披露，土国政府虽同情我国国民革命，但实际上与欧美人士一样，对旅土华人抱有蔑视心理，华人的日常生活、子女入学、司法管理时常遭受不公正待遇。1943年，曾供职于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的萧金芳指出，中国政界、知识界动辄以中土同为东方国家（或民族）为据，提出切实联络的主张，此实为对土耳其现实情势的极大误解，“土耳其虽明明为地理上历史上有数之东方国家，然新兴土耳其的领导者，鄙弃东俗，效颦西化，实已‘数典亡祖’，不肯承认其为东方民族。”萧金芳还举出若干实例，如凯末尔公开表示：“波斯人之脸向东，我新土耳其人的脸，则无论何时，都是朝西。”再如土国无线电播音台从1934年11月起取消东方歌曲节目。应该说，正视土耳其与亚洲及中国的联系，以服务于自身的外交战略与国家安全，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握中土关系的基本着眼点，这在当时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一片中土友好、兄弟之国的言说氛围下，上述反思性的声音虽十分微弱，却也真实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人对于土耳其亚洲身份和地位的建构与想象，存在一定的认知缺失。最后，在处理某些具体涉外事务时，出于本国利益需要，国人又时常着力凸显土耳其与欧洲世界的关联性，甚至不惜公然否定其亚洲国家身份。毕竟，从土耳其人的自我归属，以及与欧洲事务的复杂纠葛来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将其纳入欧洲范畴。1934年，中土两国围绕国际联盟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展开激烈争夺。为了保证中国顺利当选，中方希望将土耳其划归欧洲，这样便可以在按洲分配的制度之下，剔除亚洲内部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年，上海市商会发表的宣言一方面肯定了中土的历史友好关系、土耳其的建设成就以及其在国联的柱石作用，另一方面又极力强调“土耳其以其历史上之关系，外交上之关系，重心实在欧洲”，并特别指出此次土耳其致国联的请求书亦坦率声明，自认为欧洲国家。为了进一步坐实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该宣言还拿俄国的洲属做比照，指出土耳其的归类，“与俄人之地跨欧亚两洲，而各国公认其为欧洲国家者，事同一例”。这一论证手法与晚清徐继畲所述颇为类似。顺此思路，国联自然应该按洲际分配规则，给亚洲的中国以连选机会。差不多同时，留法博士、学者丁作韶也在《世界日报》上分析了中国谋求第三次连任的现实困难，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即是“土耳其亦欲得此席也”。他指出“土耳其国家，虽如其代表所言‘大部分土地，实在亚洲范围以内’，究一接近欧洲之国家也”，故欧洲色彩浓厚的国联自然更倾向于让土国当选。此处，土耳其领土以亚洲为主体、却有明显欧洲国家属性的矛盾特征，无疑给其洲属划分增添了难度。在丁作韶看来，后者恰恰是土耳其能够当选的最有利条件。显然，土耳其之“亚洲国家说”遇到了现实的挑战。是年9月，土耳其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成功当选，而中国也于次月被增选为非常任理事国，一场外交争端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该事件却深刻反映出土耳其洲属并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答案，多样化评价标准和利益诉求之间的交互作用，甚至是矛盾作用，往往使其归属陷入歧意。实际上，欧亚两洲的分野并不是基于明显的自然大陆板块之分，更多带有人为割裂和建构的成分。像土耳其这样长期徘徊于欧亚之间的国家，与两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务都联系频繁，但似乎又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距离感，带有十分明显的混合性、过渡性特征，其洲属归类既令人颇为踌躇，也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1936年，关注国际时政的学者王洁卿给出了一种更为超然的解释。一方面，他以土耳其大部分领土在亚洲，欧洲只有一小部分为据，分析指出凯末尔治下的土耳其“诚已逐渐变成亚洲的强盛国家”。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土耳其所剩不多的欧洲领地，即“频于海峡的一部份”，对欧洲的命运关系重大。换而言之，“土耳其对于欧洲政治舞台，仍时欲染指其间，愿为重要角色”。因此，“土耳其现已成为欧洲列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亦欧亦亚”的双重认知实际上从未被真正打破，也绝非自相矛盾，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这或许是时人对土耳其洲属问题，最为合理、恰当的一种解读。对土耳其洲际归属的认知历程是西学新知大规模输入之后，中国人不断拓展国际视野，重新调适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和侧面。这种对于他者的想象与建构，既是国人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等现代知识体系不断精进的具体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更由此反映了兼具地理、政治、文化多重含义的“亚洲”“欧洲”概念，并非单纯的固定地域实体，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流变性。土耳其究竟归于何洲，似乎无法给出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立场的认知主体，总会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利益诉求，不断“表述”和“塑造”土耳其形象。在这一过程中，欧美、日本、俄国乃至土耳其的知识阶层，也曾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历史性地参与到中国知识界的土耳其洲属建构中来。对中国知识人来说，在透视他者与反观自我之时，兼顾“全球视野”和“中国本位”，或许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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