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反腐“无禁区”,收双袜子都算贪

文摘   2025-01-02 22:14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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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人类的公敌,也是亘古未绝的现象。


说起反腐,很多时候身边免不了会泛起一种类似于“鸡与蛋”的争论:究竟是越多越反,还是越反越多?这不得不让人想起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反腐故事。


从小放过牛、讨过饭、当过小和尚,深切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因此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从建朝伊始,这位农民皇帝就发动并全程领导了史上最大最严的反腐肃贪运动。



起罪低,处罚重,涉及广,时间长,朱元璋反腐创下多个历史记录,也留下许多令人热血沸腾却又骇人听闻的故事。


洪武年间,官员贪污银钱,受贿一百二十贯钱就要流放充军,达到六十两(折合现在人民币约4万元)便即刻砍头示众,且处以剥皮之刑。


朱元璋反腐,标准极高,连官员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纱巾一个,袜一双”。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有谁能逃得掉?


朱元璋反腐制度之严密,手段之严厉,都是史所罕见的。概括起来,朱元璋反贪的铁血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倡廉防贪。“四菜一汤”,即一餐四样菜一碗汤,相传为明太祖朱元璋为整治达官贵人穷奢极欲而首倡。除了“以铜代金”、少兴土木外,朱元璋日常吃食也是萝卜、白菜、韭菜、豆腐之类的粗茶淡饭。他创立的“四菜一汤”规矩也从宫廷传到了民间,成了人们待客标准。节俭倡廉反映了朱元璋反贪必先防贪的远见。


峻法治贪。他颁布的《大明律》,专设《受赃》一章。之后,又陆续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等法律,做到反贪有法可依。为告诫警示官员,朱元璋还把亲自制作的千古一绝的《大诰》作为反腐教本,自上而下强制性的深入地灌输反腐理念,将《大诰》内容贯彻到每一个官员和老百姓中间,使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专门反贪。设立专门机构反贪,是朱元璋反贪的重要手段。除了开创性设立都察员(监察部)、给事中(六部派驻纪检组)、提刑按察使(地方纪委)、御史巡察(中央巡视组)等制度外,朱元璋还设立专门的反贪机构——御用拱卫司,直属皇帝,专门负责侦查、缉捕贪官污吏,后逐渐演化为“锦衣卫”,成为明朝宦官专权的工具。为反贪,朱元璋甚至始创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朝廷官员。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惜让废人——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


重刑儆贪。明朝对一般犯罪之人的刑罚限于鞭笞、杖、徒、流、死五种,但对于贪官污吏却设置了多种残酷刑罚:凌迟,抽肠,刷洗,秤杆,阉割,挖膝盖等等,不一而足。最骇人的刑罚,当属“剥皮实草”。朱元璋下令各州县在府衙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警示众人。


全民捉贪,就是让天下没有贪官污吏的藏身之处。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普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布告天下,在他的王土之上,每一个百姓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腐败污吏。 他还在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并派一名御史负责,方便百姓直接告发贪官。


造字禁贪。有人考证,大写数字“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等是女皇武则天所改及自制的字,主要用于石碑刻字、礼仪宗教等场合。 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因为“郭桓案”的重大贪污案而发布法令,明确要求记账的数字必须使用繁体大写数字,用以增加涂改帐册的难度。 


识空肃贪。为防止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之风蔓延,朱元璋就发出诏令,严厉处罚所有在空白账册文书上预先盖空印的人。如有发生,凡是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凡是牵连到空印案里的佐贰官吏等人,一律杖责一百,发配边地充军。 


灭亲震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朱元璋为要整顿官场秩序,澄清吏治,巩固大明政权,将私情置之度外,大义灭亲,毫不犹豫地将违法犯罪的胞侄朱文正、驸马欧阳伦赐死。 


彻底惩贪。惩贪务尽是朱元璋反贪一大特色。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朱元璋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当时,从洪武元年(1368年) 到十九年(1386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届的,往往未及终考便因贪腐遭到贬黜或杀头。


奖廉戒贪。综观朱元璋的整个帝王生涯,一手抓倡廉,一手抓戒贪,是他始终坚持的反贪策略,奖廉戒贪是他一贯的治国理念。 



按理说,如此高压反腐之下,洪武朝的官员应该个个都老老实实,卖命工作。但是事实不然,腐败居然还是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生长起来。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背后多与与腐败有关。


明初有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对功臣集团的清洗,而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是打击腐败而出现的案子。空印案、郭桓案声势都极其浩大,二者时间相差不过几年,两案连坐被杀者达七八万人,当然不少是冤杀的。


除了这些大案外,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反贪事业中,朱元璋杀起文官来,真是随心所欲,挥洒尽性。他一时不高兴,可能几百上千人就掉了脑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们的地狱。


不光是针对文官,朱元璋的反腐确实做到了“无禁区”,不管多近的皇亲国戚,只要事涉贪腐,他也不会被放过。


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强行释放被番禺知县道同关押的犯罪土豪和亲戚。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九月下令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


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家奴个个倚仗权势,骄横暴虐,被一个小吏告发。朱元璋闻讯怒不可遏,不顾女儿苦苦哀求,赐死驸马及一众官员,并写了一通敕书,慰问那个不避权贵的小吏。


然而,再严密的监督、再严酷的刑罚、也不能吓阻贪官前“捕”后继的铤而走险,朱元璋煞费苦心本想缔造一个至纯至清的全新王朝,不料想明代经过短暂的政治澄清后却一步步滑向了史上最为贪腐的朝代之一。


别说地方官员,就连专事反贪的都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朱元璋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满朝文武“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呢?  痛苦之下他无奈地发出绝世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有历史学家认为,朱元璋的反腐悲剧背后是历史局限性的必然。


首先,他反腐主要依赖于人治而非法治,激情杀人过多,制度建设不足,导致官员长期处于恐慌中,不少官员更是带着枷锁上班理事,难言忠诚有为;


其次,官员俸禄过低但权力过大,当时一个县令一个月的工资勉强1000元,很多人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只能搞权力寻租,层层贪腐,层层包庇;


朱元璋死后,继任者觉得官员的工资实在太低,于是通过变通的方式,给大小官员增加了许多收入,其数额常常是工资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些半合法的“灰色收入” ,让贪腐之风迅速反弹蔓延。


再者,朱元璋反腐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巩固自己的皇权,明朝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实就是朱家,朱元璋登基之后,他就先于大封功臣之前封诸子为王,到后来朱姓王越来越多,光亲王就有30多个,其他皇亲国戚更是不计其数,特权和贪腐现象自然愈演愈恶劣。


最后,恐怕就是明朝畸形的官场制度了。且不说登峰造极的特务及宦官集团,明清官场上实际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宁)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因为他拥有合法伤害你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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