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期间，新京报书评周刊与世纪文景共同带来一场文学对谈。知名西语文学译者范晔，作家、译者俞冰夏与青年作家、脱口秀演员梁彦增将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从《在地狱阅览室里》出发，带大家一同探索波拉尼奥的文学地图。
活动从初遇波拉尼奥的经历谈起。梁彦增始于《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和《重返暗夜》，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头”，他惊讶于波拉尼奥身为拉丁美洲的作家，却写了具有俄罗斯风情的冷峻作品。范晔始于《帝国游戏》，虽然他买下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在西班牙的超市凑够消费额兑换赠品。
俞冰夏是在历时8小时的午夜大巴上第一次读了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跟我差不多的人”。俞冰夏回国以后和几个朋友开了一家叫“2666”的书店，波拉尼奥的《2666》同时也是俞冰夏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下文是这场“文学发烧友”们的对谈实录，内容有删减。
梁彦增：俞老师提到最开始读《荒野侦探》的时候，第一感受是觉得这是一本很抑郁的书，随着对波拉尼奥的阅读逐渐增加，两位老师还会觉得抑郁是阅读波拉尼奥最直观的感受吗？
俞冰夏：“抑郁”可能有点不合适，忧伤更接近一点。波拉尼奥出生在智利，他后来在墨西哥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喜欢文学的人。波拉尼奥后来又回到智利目睹了一场革命的发生，再之后他去了欧洲。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自己所有跟政治有关的理想、跟文学有关的理想都被毁掉了。他的忧伤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觉得他挺执着于这一点的，他写任何东西到最后都会跟他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经验发生关联。
梁彦增：关于这点我也想问一下范老师。我之前读过您一篇文章提到一个概念叫“波拉尼奥式RPG”。玩游戏的朋友会知道RPG是一种游戏类型，就是角色扮演类游戏。为什么波拉尼奥会带给您一种RPG游戏式的阅读体验呢？
范晔：对，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主要是因为《佩恩先生》那本书，这部小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佩恩先生》是很久以前读的，应该是在翻译《未知大学》之前。很多评论家其实都有提到《佩恩先生》这本小说是波拉尼奥后来作品的一个起点或者说原点。
波拉尼奥的作品里有一些一直延续的元素，我们说波拉尼奥他整个宇宙里面有很多废墟和深渊，你随便在他哪部作品里检索，都很容易找到“深渊”这个词。而且他有时候会强调他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幽灵”，幽灵和鬼魂不光出现在他的虚构作品里面，也经常或明或暗地出现在他的这本我们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的作品中。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波拉尼奥的一种魅力所在。
波拉尼奥还常说，诗人最重要的美德是勇敢。我个人有个粗浅的理解，“勇敢”是跟他说的“深渊”或者“幽灵”有关系的。这种勇敢是指你敢不敢面对或者凝视深渊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读者，很多时候我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他的文学里存在一些像黑洞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比如刚才俞老师也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代表了一代拉丁美洲青年所拥有的一种宏大的理想、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到最后都被无情践踏了。包括在小说《护身符》的最后，波拉尼奥提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洋溢着青春特有的欢乐，这些人就一往无前地向一个深渊走去。小说的叙事者，一位女诗人说我想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掉到悬崖下面，但我想我不能这么做，或说我做不了。这里面是有很多绝望的东西，但是波拉尼奥也说里面仍然有一些欢乐，他们像赴死一样唱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护身符》，[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范晔：我来这个活动之前，跟朋友提到说要做一个波拉尼奥的新书活动，他们听到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还有新书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一个2003年去世的作家，（怎么）死后出的书比生前出的还多。其实可以从不同层面来想这个事。
首先它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如果波拉尼奥可以决定的话，我想有些书未必是他想出的。《2666》是在他身后出版的，这个肯定是他愿意出的，他自己原本有一个很详细的计划，他想分开出，隔几年一部，当然最后没按他的计划来，书都一起出版了。包括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在地狱阅览室里》的主体部分（对应西语原书《括号之间》的内容），实际上也是波拉尼奥已经规划好准备出版的。但像《帝国游戏》，还有其他一些早年作品，我想如果他能决定的话，他未必会愿意出版。
《2666》，[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有点俗的比喻，我们都知道今天看到的星光很多是来自那些已经死掉的星星，我们是在这些光亮发出后很久才看到的。这就跟我们今天才不断读到所谓波拉尼奥的“新书”是相似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宽慰。
我们可以在《在地狱阅览室里》中窥见波拉尼奥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大概是1992年或1993年得知他得了肝病，他知道自己这个疾病有相当大的概率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死亡倒计时。所以在他最后的这几年里，我们可以想象他写作的疯狂。我们也愿意这样想象，因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或者说像我这样一个胆怯的文学爱好者，内心知道我们可能未必有勇气走得那么远，或者说我们未必有勇气看到一些东西。我们愿意想象波拉尼奥是这样一个文学圣徒，像一个文学殉道士一样，他的生命和他的写作、文学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乌托邦式地合而为一的。这种东西确实是打动我们、吸引我们的。尽管，现实中的波拉尼奥并不一定完全是符合我们这样的想象的。所以每当有这样一本新书出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会产生一些很复杂的感受。
梁彦增：作为读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波拉尼奥自己未必有意愿出版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幸运。我也想问俞老师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这些作品的？
俞冰夏：首先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在地狱阅览室里》，虽然也是在波拉尼奥死后出版的，但并不是他不愿意出的书，书里除了他自己编排好的篇目，还有一些采访，以及他曾经的演讲稿，所以这本书并不在他不想出版的书之列。
过去我曾经因为特别喜欢波拉尼奥，每出一本他的书我都会买，的确会很明显地发现，有一些并不是非常好的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讲，我自己是不太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人活在世上最凄凉的部分就是连死了以后你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所以这对他的整个文学生涯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毁灭呢？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毁灭。我觉得想要对自己的作品有把控，最好还是把所有东西都烧掉，就是不能够信任自己交代过的事情别人会遵守。
俞冰夏：讲到波拉尼奥，我们就会提到一代又一代的文艺青年。波拉尼奥自己也参加过好几个文艺青年组织。有段时间我把他去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我在墨西哥城去了他以前喜欢去的那些咖啡馆、书店。还去了西班牙的布拉内斯，布拉内斯有非常漂亮的沙滩，波拉尼奥自己也说过，不管你有什么烦恼，你在布拉内斯的海滩上走一走，基本上就没有烦恼了。但是你（来到布拉内斯）最先看到的不是这个。这本新书里收录了一篇名为《布拉内斯祝词》的讲稿，是波拉尼奥在一次节日庆祝开幕式上的演讲，他在里面说，我来到布拉内斯最先认识的是一群瘾君子、酒鬼，就是你来到这里后，先看到的可能是布拉内斯不太好的那部分。
布拉内斯城很小，可能相当于上海郊区的一个县，波拉尼奥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在那里搞文学，周围可能没有几个人会跟他有共鸣，他的所有好朋友，曾经跟他一起战斗的那些文学战友都在墨西哥城。他当时跟在墨西哥的朋友还保持着书信往来，但回信速度很慢，一两个月可能也收不到一封。他在西班牙也交了一些朋友，但不多。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埋头苦干。我想这是一件多么凄凉的事情。他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勇气，才能把文学这件事干成。甚至我觉得，假如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的事情是干不成的。或者如果他没有生病，在其他地方生活，比如留在了墨西哥，可能他也无法成为今天的波拉尼奥。有可能他对文学的信仰会被很快稀释掉，因为生活是很容易稀释掉一切理想主义的。但在布拉内斯，你的生活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反倒是一个适合写作的环境。
梁彦增：俞老师提到波拉尼奥经历了一段为文学很拼命的时光，不知道两位老师有经历过这样类似的岁月吗？是我个人的一点好奇。
范晔：我可能没有到过这种程度。就像波拉尼奥说的，成为诗人的第一要义或说第一美德是勇敢。但我可能还没有达到那种勇敢的程度。
俞冰夏：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在非常严肃地从事文学这件事，非常严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勇气的地方，然后发现一切都在你的反面，你时常会觉得这一切很荒唐。比如有的时候做活动，你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并没有人对这个话题有任何的兴趣。如果你把文学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荒唐的小丑。而能战胜这个的人，就成为所谓的文学圣徒，这听上去也很荒唐。我时常在想，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时代，当你讲出“我相信文学”这句话时，它听起来并不是一句荒唐的话。总之今天你是无法说出口“我为文学付出了什么什么”这种话的。
梁彦增：完了，我经常说。
俞冰夏：小梁来谈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为文学付出了什么？
梁彦增：我为文学付出的就是今天鼓起勇气坐在台上当这个主持人，开个玩笑。虽然我对两位老师刚刚提到的每件事、每个人并不是都了解，但有时候听到一些我也知道的文学轶事，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文学带来的感动。我这里有一件关于《2666》的轶事，是胡续冬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讲到的。2008年的时候，他在美国一家书店里意外地发现《2666》非常畅销，大家拿起来就会结账走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畅销书架上的《2666》被撤换掉了，变成了《无尽的玩笑》，因为2008年华莱士的自杀让这本书再度有了热烈的反响。他在这个故事里有感于华莱士的去世让《无尽的玩笑》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我也是因为胡老师的离世，才知道了他的诗、他的故事、他的人生。我们今天又聊起来波拉尼奥，几件事几个人殊途同归地组合在了一起。
范晔：《在地狱阅览室里》这本书它所包含的东西非常多。首先它里面有很多可以被称为“人物小传”的篇目，有的篇幅非常短，评述一个诗人、作家或者艺术家。波拉尼奥在这个方面真的非常会写，甚至会让我觉得很难对它们做“虚构”和“非虚构”的划分。因为这些篇目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书评或讲演稿，但其实完全可以和他的那些虚构作品无缝连接起来。波拉尼奥有能力在一页纸里就把一个我们以前完全没听说过的作家或者一部作品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
说来惭愧，他讲到的有些作家对像我这样号称是研究西语文学的人来说，也是完全是陌生的，但你可以感受到他们鲜活的存在。或者也可以说波拉尼奥在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份无尽的清单。而且他会一边给你列书单，一边又不断嘲讽或反讽这种列清单的行为。
这本书里有一篇他著名的演讲，叫《文学与流亡》，这是他的一个名篇，我们有时候在课上也会精读一下。这是在他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后，有了一定的名气后，人家看到他是一个智利作家，生活在西班牙，就说他是一个流亡作家，邀请他来给大家讲讲文学与流亡这个话题。但实际上他对这种东西是反感的，认为这太刻板印象了。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个非常波拉尼奥的比喻，就是他说所谓的那种国族文学，这种东西就像是屎做的雕塑，必然会因为自身的重量而坍塌。这个比喻非常波拉尼奥，我们知道波拉尼奥曾经想把《智利之夜》命名为《屎风暴》，是在大家的劝阻下才换了一个名。所以你看，他是那种对文坛惯例或者文学史陈词滥调很反感的人，他觉得这是一些很可笑的东西。他说，再过400万年，最差的诗人没有人记得了，可最好的诗人也没人记得了，所以文学中没什么是不朽的，但那样又如何呢？我仍然要做这件事。你要说他绝望吧，他的确是绝望的，但他明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决斗，他还是要坚持这个选择，这就是波拉尼奥的选择。
《智利之夜》，[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著，徐泉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梁彦增：波拉尼奥在这本书里点评了很多他熟悉的作家，有的时候是夸人家，有的时候是用非常有他个人风格的语句去讽刺一下。对于这样一本书，两位老师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篇目或句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范晔：我刚才说的《文学与流亡》还有一些细节值得说一说，这些细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他写到一个加泰罗尼亚的作家，他说那个作家老牵着狗出门散步，小狗名叫Book，这位作家牵着狗散步时有一种冷漠又优雅的神情，就好像作家、读者、狗、人，一起往深渊走去。这个描述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仔细一想就感觉很有趣。然后，波拉尼奥又说，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和其他的加泰罗尼亚狗身上见过这种又冷漠又神秘的神情。他这种表达，让我感到他对文字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是那种和文字有血肉关系的人才会有的洞察或者说呈现。再比如，他说一个诗人很怪异又很和谐，就形容这位诗人像个鸭嘴兽一样。这个比喻非常有趣。你随便翻翻这书，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
俞冰夏：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省时省力，有一个办法是先看最后一篇采访，是一个墨西哥记者对波拉尼奥的采访，发表在墨西哥版《花花公子》杂志上，这也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这样一本杂志上登一篇文学访谈。这名女记者也非常直接，上来就给你甩几个名字，这里面你最喜欢谁，你最讨厌谁，差不多就是那种快问快答的意思，太凶悍了。而且波拉尼奥他不太会给他认为不好的作家留面子，经常骂人。
梁彦增：和波拉尼奥之前的作品比起来，我觉得这本最大的不同是，波拉尼奥自己的声音不再以虚构的视角被隐藏起来，他是站在一个离他真实生活非常近的地方来写这些作家、这些事，也发表了一些对文学本身的议论。我想问两位老师，这样一部和他过往的作品视角完全不同的文集，对于之前不了解波拉尼奥想开始去了解他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头吗？会比较推荐大家先去读这本书，了解了波拉尼奥的文学理念和想法后，再去读他的小说吗？
俞冰夏：这要看读者本身会不会因为里面有很多陌生的人名而感到难以承受。就算像范老师这样专业搞西语文学的人，可能也未必对里面提到的作家全部了解。我也不懂西语，所以对我来说很多名字更陌生，我是因为看这本书，又买了很多别的作家的书，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当然，这需要建立在你对波拉尼奥的整个文学宇宙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我觉得如果一下子从这本书开始，会让人有点迷茫。
阅读波拉尼奥最好的起点还是《荒野侦探》。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文学伙伴都出现在里面，包括他在墨西哥最好的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还有身边其他一些人，波拉尼奥关心的文学问题和主张也在这本书里。看过《荒野侦探》再来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些人其实是有所对应的。当然，《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是最好看的一部，里面有些角色，特别是一些作家，也是有真实原型的，通过《在地狱阅览室里》可以更清楚看到这一点。
我也很喜欢《安特卫普》。它是最忧伤的，是那种很直接的忧伤。而且波拉尼奥自己也表示过这是最不让他感到尴尬的作品。他在这本书里藏得太好了。作为一个作家，会很享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藏在非常优美的诗句里。但这通常会造成一些问题，第一是你这样写了以后，别人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他们对作家的人生是缺乏真实的了解的；第二，有时候那种过于优美又忧伤的诗句会让人作呕，因为大部分读者实际上对这些东西没有真正的感觉。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读他这种忧伤又优美的文字的，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在他这里能够产生很多共情。当你看到一个人有和你相似的情绪时，就会感到他是非常贴心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是有这种忧伤的情绪的。有没有？这位28岁的年轻人。
梁彦增：有。
俞冰夏：我不太肯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想，因为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读书确实比现在要多得多。为什么会去读书？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天生就热爱文学，主要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干。所以我们从青少年时代起接受的所谓情感教育都是从一些文学作品中来的。波拉尼奥说过一句话，我忘记是在哪本书里了，他说情感教育只有一个座右铭，就是don't suffer，不要受伤。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也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到的这句话，一直记到了现在。所以，波拉尼奥在我年轻的时候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读读《安特卫普》也很好。《2666》也很好，真的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日常出逃计划”——
新京报书评周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被琐事填充，在很多人看来应对这些琐碎是被迫的，是无意义的，又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年轻一代兴起了“微出逃”之风，一日gap出逃城市，或者把短暂的休息包装为gap hour。大家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在应对自己生活琐碎之时，阅读，或者具体到今天的主题，关于波拉尼奥的阅读，有给你们带来什么新的应对灵感吗？
梁彦增：波拉尼奥带给我的“微出逃”就是最近每当有其他工作来找我时，我就说不行，我接了一个波拉尼奥的活动，我现在必须阅读波拉尼奥，然后我就可以……这肯定是开玩笑的。我其实也有点像俞老师刚才说的那种，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比较有阅读的热情，我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至少读一本书或者看一部电影，因为一天肯定读不完一本书，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看了三十部电影。开玩笑的。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读了蛮多的文学作品，包括《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后来又读了《重返暗夜》。那个时候读波拉尼奥的作品，能让我感受到一些在生活中比较奢侈的情绪，刚才俞老师提到波拉尼奥带给她的忧伤时，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忧伤的，甚至有时候有点享受忧伤的人，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青年人来说，其实忧伤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挺奢侈的情绪。
在座的各位可能绝大多数已经步入工作岗位，我之前也在互联网大厂上过班，然后也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依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在工作中你很难给自己留出时间来忧伤，就算你挨了再多的骂，或者出了巨大的纰漏，这时候你要尽快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到一个要去解决问题的状态，而不是说沉迷在这种情绪里不能自拔。尽管那种忧伤是你无法克制的，甚至是渴望它来临的，其实，朋友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永远都没有资格伤感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快乐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
而在读书的时候，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感伤一下，流一些眼泪，这可能并不是说我要伤春悲秋地去为拉丁美洲人的命运或俄罗斯人的命运去感慨，更多地是为了我自己，我可以无条件地去观赏远在大洋彼岸另一个世界的人的悲喜，我会感到原来我的生活也并不只有这些事儿，感到忧伤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候，“微出逃”并不一定说我花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去一个地方，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去露营或者去划船，但这只能去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微出逃”也可以是打开一本书，这样你可以用最快的方式到达智利，你可以看到波拉尼奥和他笔下一众曾经活跃在智利文坛、拉美文坛，甚至是世界文坛的那些鲜活身影。你可以看到他们作家之间有时也相互贬损，就像我们说同事的坏话那样。这种感觉有时候诚然是忧伤的，但也会让你感觉到，原来我和作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选择的生活是用我的方式去奋斗，而作家是用他的笔去创造世界。
就像范老师刚才提到的，400万年后，坏的诗人固然没人记得了，但是好的诗人也没人记得。这么说来，诗人和程序员、外卖小哥就是完全一样的。因为400万年后，没有人会记得任何一个活在此时此刻的角色，就像我们也不记得400万年前的一些大艺术家一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小马画在墙上。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把阅读当作一种微出逃，你可以去看波拉尼奥，甚至还可以看到400万年前的那个人为什么会在墙上画一匹简单但很可爱的小马。这就是我的一种理解。
范晔：我们这个心理状态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我毕竟也是年近半百了，可能我现在更大的危机不是忧伤的问题，因为忧伤其实还是个好事儿。我可能是无处可逃，但并不是说因为没有时间逃，问题是你逃到哪心理状态都差不多。比如我这几天来上海，我老婆也问我，你去哪儿玩或者去哪溜达啦，我说我哪也没去，我最擅长的就是酒店房间一日游，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想要再去哪儿的感觉，但后来还是为了吃饭出去逛了一下，去了一个书店，买了本《读书放浪》，我一般进书店还是要买一本的，“贼不走空”。
所以我的问题其实是要维持整个精神状态不崩溃。这可能听起来非常矫情，但的确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有些朋友，你看他状态非常好，朋友圈也非常活跃，但他有些地方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波拉尼奥这本新书里也有一篇讲到了朋友，叫《朋友真奇怪》，我非常喜欢，他把朋友比作恐龙，夜间在沼泽地行进的恐龙，有时候还会消失不见什么的。我以前看这篇就不是非常明白，现在也不是非常明白，但我感觉还是明白了一些。反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像波拉尼奥的这些书也好，还有从前看过的他的一些访谈也好，就莫名其妙地还是能给我一些支持的。或者，我们说书是一个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的确是这样，即使是在很多年以后，它对我还是一种支撑。有时候你读了波拉尼奥，感觉对自己的理解多了一些，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比如，以前我觉得自己挺忧伤的，后来发现波拉尼奥也很忧伤，然后我就会对我的忧伤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或者说我对我的忧伤有了更大的宽容。
总之，微出逃不一定是说你要一两天跑到一个什么地方，不一定是真正的具体物理空间的位移，可能就是你有一本书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能够支撑你的那个瞬间。就像俞老师刚刚说的，不要受伤，这就很了不起了。
俞冰夏：我可能是反对微出逃的那类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问题，我常常说叫作“深谙对冲”，可能是和时代发展有关，就是在生活中碰到困难了，也不一定是困难，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困难，活着本身就是困难，在这种困难中要用另一种生产力，比如靠写点什么东西或干点别的什么，来对冲掉这种感受。我觉得微出逃好像就是这个意思。我就不相信这个，也不是说这种生产力不好，我对沉浸在忧伤里没有什么羞愧感，我不觉得这样的生产力比忧伤更有效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400万年后我们都是要变成灰尘的，在2666年，我们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算你是一个被写在文学史里的作家，那只会更糟糕，不会更好，就像很多关于李白的东西都是杜撰的，你无法避免别人要去杜撰一个著名作家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尤其在他已经死了几百年后，你找谁去对质呢，不可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做自己、不要受伤是最重要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整理：吕婉婷；编辑：宫照华 西西；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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