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其自媒体发布多条性感热舞视频,体操奥运冠军管晨辰在吴柳芳社交账号下留言:前辈姐姐,擦边就擦边,但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11月24日,吴柳芳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平台设置为“禁止关注”,她身着运动员服装拍摄的置顶视频也不见了。我一直不喜欢擦边这个词,它意味着不断模糊原有的边界,并不断蚕食自由。不妨沿着时间回溯,回顾一下中国文艺圈的几个关键性的、源头性的“擦边时刻”吧。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受题材限制,人物多以工农兵、革命战士为主。那个时代,没有最帅兵哥哥,也没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农兵”形象。所以,众多40年代叱咤风云的影星转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脸,用造型、化妆等手段,改造为劳苦大众的相貌。
“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员”王丹凤,出演“生产能手”。这张脸仍然太精致了。
在这个时代,文艺圈的擦边,主要通过“女特务”实现,因为只有女特务,才能有口红、烫发、高跟鞋与旗袍。1958年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深刻的印刻在了当年无数男青年的记忆中。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文艺圈开始了道德上的“疯狂擦边”。 在中国公众场合出现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电影,而是杂志封面。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大众电影》是当时最火的刊物,曾创下过单期销量940万册的记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顶级大号。这张图片,自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一个任何时候、任何场景,都以孩子为标准的社会,不是纯洁的,而是异常的。以孩子为理由,不断侵蚀成年社会的自由,失去的绝不仅仅是跳舞的人。在信件最后,这位读者挑战式地说,“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编辑部还真“有胆量”,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大众电影》的编辑将“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当年可以这样联系,如今,这样的意义联系,仍然是存在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多件。事实证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渴望自由,反对保守,所有信件与来稿中,赞同这位宣传干事的还不到3%。进入90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云集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现在回看那时的封面照,其香艳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吴柳芳的擦边。不要和短视频里看到的擦边相比。这是正式杂志的封面。1979年,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首次出现接吻镜头。虽然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但电影院仍然爆棚,许多地方还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驻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注定会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响起一片失望的哗然。很多人喜欢用单纯、纯真、纯洁等词形容以前的社会,但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成年人社会,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压抑。这部拍摄于1980年的影片中,张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动在男主角脸颊上印上“蜻蜓点水”的一吻,给了一代人震撼,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男女的恋爱教科书。《庐山恋》影响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还因为泳装。到了1986年,吻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刘晓庆和姜文的创下了中国电影最长接吻纪录。姜文在1995年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共计5000万人次观看。宁静饰演的米兰,有过一两秒的露点镜头,在当时宽松的大环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公映版里。1979年,画家袁运生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绘制。这幅壁画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事后他回忆:“那个画面当初是过不了画审的,为了能够通过文艺审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条线,(从视觉上)让审核人员以为下面是一条裙子,剩下的到时候再画。”后来,袁运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条黑线,也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据袁运生回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他很开明,没有吱声。不久之后,有高层领导找到袁运生,态度温和的商讨:“壁画能否修改一下?我们这里的压力太大,希望你能让画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码穿上短裤。”袁运生很生气,当面说:“绝对不能改,在世界历史上,改画是一件丑闻,比如教皇让米开朗琪罗改画,就是丑闻一件,如果改掉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邓小平同志从李瑞环那里得知《泼水节》这幅画有争议之后,连招呼都没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参观。他看了后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甚至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而旁边的李先念也说:“我看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此后,不断有人来参观,想一睹究竟,机场每天应接不暇。海外评价:“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么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给予了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然而,保守是如此顽强,自由是如此的艰难。很多时候,保守往往以更纯洁、更革命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便面对政策、领导人的表态,都敢于盛气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某些人,只要持着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与政策。有人在读者来信中质问:“我知道海关查私,也把裸体像片作为一个目标去搜索。贵刊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同资本主义文艺没有区别?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1982年,《泼水节》壁画部分被布帘遮住,钉上三合板封死。1979年,邓丽君的《甜蜜蜜》唱响大陆。听了几十年激昂样板歌曲的中国人,喜欢上了这类柔美的歌曲。但邓丽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指责。
1980年初,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风光片电视剧《三峡传说》,《乡恋》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应了王昭君对长安的依恋。歌曲充满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乡思之情。歌曲播出后,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红遍了街头巷尾。批判、讨伐的声音随之而来。“趣味不高,格调很低,在气质、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够健康。”“让一位古代的巾帼英雄唱这样靡靡之音,有损于人物的形象”群众批评看歌词,专业人士则批评李谷一所采用的“气声唱法”,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娇声嗲气呀,矫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部门,搞了一个群众评选活动,《乡恋》虽得到了十几万张选票,但由于激烈的争议,未能入选。有人说:投票的都是流氓,这是流氓喜欢的歌。1980年春,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音乐创作会,叫“西山会议”。会上,当时受到群众欢迎的《绒花》(就是韩红翻唱的那一首)、《乡恋》等当时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点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风格是重点。音乐界一高层人士劝李谷一:把《乡恋》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过。带着“黄色歌女”、“格调低下”,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在中央乐团待不下去。乡恋所遭到的批评,并不是孤例。1980年的《军港之夜》,也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遭到非议。质疑者认为:我们的士兵都睡着了,谁来站岗保卫祖国呢?这些理由现在看起来如此荒诞,但在当年,却是理直气壮——就像现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与吴柳芳联系起来。当天晚上的四部热线电话,接到了无数要求演唱《乡恋》的来电。冥冥之中自有联系,30年后,人们用“疯狂打CALL”来形容对事,对人的支持。晚会总导演非常为难,无法定夺,找到台长请示,台长也不敢拍板。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正在现场坐镇。面对堆积如山的点播单,吴冷西几经犹豫,冒着风险,拍板上《乡恋》。于是,1983年春晚舞台上,曾被批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缓缓响起,中国通俗音乐的前行之门就这样无比艰难地被“擦”了——哪怕你今天随意听一场演唱会,都来得十分不容易。不要以为穿高跟鞋、擦口红、穿短裙、练瑜伽,是天经地义的。
从李谷一到袁运生,从王蒙到吴冷西,从李先念到邓小平,他们撑开这些空间,是为了什么呢?正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1980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艺的;不管是明星的,还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艺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风向标,而所谓经济自由,正是市场经济。
事实也正是如此,伴随文艺圈的擦边,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小岗村分田到户,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始实施,年广久雇工超过八人,个体户成为市场的重要主体,集体经济出现并朝着私营经济转化。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开拓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舞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舞会上,舞伴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女子与男伴的距离谨慎的保持在20厘米开外。也就是在这一年,贬斥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际舞“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将被给予治安处罚,甚至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因为“长期不务正业,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地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以及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场所、教唆、引诱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并通过乱搞男女关系盈利”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在改禁为限之后,需要自下而上的尝试。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地下发通知,进一步开禁。全国开始争相效仿,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一场旋风,一夜而起。1986年,王蒙复出,任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总体看来,这一时期,从高层到底层,整体上都是向着更宽松,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所谓历史规律,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静水深流背后,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争取。前几年宽松的氛围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款式新颖的衣服,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养花都被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当时,《马克思传》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封面因刊登获女子体操高低杠上的照片,而被当作“黄色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道德宽松度从来都与经济自由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久因为雇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责难,甚至有人主张采取措施“动一动”。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保守与自由就这么反复博弈。直到9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点上了一把火。改革开放之下,中国人的自由扩展,才进入了快车道。时代当然总会不断前进,但它打个盹,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当年,一定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看着姐姐们化了妆,穿着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羡慕,想着自长大了也这样。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谊舞,她已经50多岁了。你觉得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当然,但即便我知道这段历史,写完这篇时,我仍觉得步步惊心,来之不易,应当珍惜。社会不是由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苛刻决定的。你不能只要自己的自由,而藐视别人的自由。对他人的苛刻,最终会塑造出对自身的苛刻。旗舰种是保护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简单的说,它未必是生态上最重要的,但可爱、卖萌,能够吸引公众关注,进而号召起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保护那些影响力较小的物种,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选择大熊猫作为自己的logo。这种小虫子,只有12毫米长,仅产于长白山顶部海拔约2000米处,是古老残遗类群,昆虫纲的活化石,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白天躲在泥土里或者洞穴里,晚上才出来觅食,不起眼,甚至显得恶心、猥琐。但是,它们仍然是自然造化漫长的杰作,历尽数亿年而挣扎生存至今。他们的生存,仍然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一环。熊猫是国宝,是最耀眼的动物,但熊猫作为旗舰种号召起来的热情,也是为了保护中华蛩蠊。奥运冠军荣誉凝结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为了给冠军荣耀,而是为了让这个共同体的人,过得更好,更自由。冠军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底是早早的就在筛选中被淘汰的运动员;往上是市队、省队、国家队默默无闻的人,再往上,才是小有名气的获得过荣誉的;再到塔尖,才是奥运冠军。管晨辰是奥运冠军,吴柳芳只是世界冠军,退役后,前者的路要宽广得多。奥运冠军的头衔,不该伤害另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理由,而应是宽容、保护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能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集体荣誉感,不是碾压个人自由的理由。为国争光的凝聚力正在于,国家以法律公平的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哪怕这些自由不那么高尚。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跳舞和穿衣的自由,我们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创新能力。能养鱼的水,一定不是纯净水。丰饶的水体,下面是污泥、是各种植物的尸体、微生物、水藻、各种不起眼的小虫。这样的活水,才能养鱼。而如今,我们更需要的是活水养鱼,提振中国经济。星球大战中,卢克放弃了绝地武器的身份,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原力光明的一面越强,原力黑暗的一面就越强。看看太极图案,曲线分隔出两个半圆,黑者为阴,白者为阳。黑色半圆中有白色小圆,白色半圆中有黑色小圆。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有阴就有阳,有光明有阴暗,阴阳共生,光明与阴暗共存,社会才能繁荣生息。这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所以,负面的东西,往往和最正面的东西共存。中国互联网最鼎盛的时期,苍老师和世界最顶级的互联网大佬,齐聚中国。今天,屏幕上的接吻不再是稀奇事,我们的自由比四十年前更多,但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落后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外商投资,来料加工的国家。我们需要自主创新,需要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全世界顶级的创新力。自由是弱小的、不起眼的,但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会显现出自己的力量。几十年前,美国人的游戏自由,让他们获得了GPU和人工智能。马斯克、乔布斯、盖茨这些人的离经叛道,是创新中最底层的驱动力。不可能用一个低自由度的社会,撑起一个高创新力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