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F优秀华语纪录片：小影1948

佟珊

引言：《小影1948》通过一个微小的家庭记忆切面，引发三代人对于婚姻、爱情和家庭的关系的碰撞和思考。本片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真实的家庭对话，激发了观众对爱与责任、传统与现代等不同议题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在映后环节中，导演与观众真诚交流，补充了叙事背景，展开了比影像更多维度的探讨，共同在微小的个人体验中映照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差异。家庭、婚姻、爱情，这是永恒的话题，不管是在什么年代，都会持续地探讨下去。

映后交流

映后交流现场

「主持人」佟珊：今天我们请到了《小影1948》的导演，也是今年刚刚在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的黄若倚来跟大家进行映后交流。先请若倚来谈一谈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吧。

「导演」黄若倚：关于小影的日记和信件，是我父亲在2000年回到泉州老家，在即将被清理的垃圾堆中偶然发现的，他把它们交给了我的爷爷。从那以后，日记和信件一直由爷爷保存。可随着爷爷年纪渐长，不太记事，房间里也愈发杂乱，这些日记的下落一度无人知晓。

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拍摄这个故事，只是在家人一起吃饭时聊起了曾祖父母的往事，父亲才提到这个日记本的存在。奇妙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忽然觉得自己或许能找到其他日记本。尽管我并不熟悉爷爷的房间，却有种直觉让我走向某个柜子。果然，不久后我在那里找到了日记本。这种体验非常奇妙，仿佛冥冥中受到了召唤。我确信我需要将这个故事呈现出来。

最初拿到的日记内容非常零散，没有完整的时间线，充满了碎片化的记录。前期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整理这些内容，梳理出叙事线索，最终选定了1948年这一相对完整的时间段。这个时期的日记主要记录了曾祖母的婚后生活，而这些内容也引发了家庭内部的集中讨论和观点上的碰撞。

其实，过去我也观察到家中一直潜在着的问题，但没有合适的契机拍摄。曾祖母的故事正好成为一个契合的纽带，把这些情感与主题连接在一起。

导演黄若倚

「主持人」佟珊：我留意到你们在餐桌上讨论的画面呈现了三角形构图，其中也有出画和入画的动作去打破这个稳定的形式，你是怎样理解张献民老师在“私人片单”中所说的“中产阶级寓言”？

「导演」黄若倚：这个构图并没有特别去设计，餐桌上的座位安排就是这样。我希望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以便让他们能够自然地表现自己。而三角形的形成也恰好契合了家庭中的关系。父母在同一平面上对立，我则处在不同的景深中，这隐喻了代际关系——既共处又有所分隔。

在这类讨论中，我和他们的争执从高中到大学逐渐减少，我认为是对彼此的理解加深了，也是对彼此观念更相互包容。父亲现在渐渐愿意听听年轻人的观点，我则学会保持沉默。每个家庭大抵如此，充满矛盾和分歧，但也形成一种稳固的彼此依存。

「主持人」佟珊：看完整部纪录片，我感觉你的沉默其实是一种态度，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从广义上讲，你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你个人，而是与你同龄的一代人对婚姻、家庭和恋爱的态度。这种态度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出来，反映了对上一代许多观念的否定。我想知道，你是否有意识地选择了这种沉默的立场，至少在片中展现出这样的姿态？

「导演」黄若倚：作为纪录片中的角色，我的沉默不是刻意设计的，而是一种自然选择。我们很少会在餐桌上连续质问，而当时的情绪让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离场。作为剪辑师，在数条素材中我选择了这一条，我希望自己作为角色的意义能够超越个人，代表我们这一代。我们成长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再以传统的二元对立来看待身份认同或家庭模式，形成了更多元的观念。这种沉默其实也是一种态度——它既是种自我保护，也隐含了对某些固有观念的抗争。

东方家庭中，沉默往往既代表了代际之间的隔阂，也反映了我们对“改变他人”想法的无力感。面对父辈的言论，我和母亲大多保持沉默，而这种习惯也渐渐形成了我们的应对方式。早年我可能会选择激烈辩论，但如今我们更多地倾向于相互理解和包容，因为在家庭内部的争论往往是徒劳的。我希望沉默是一种微妙的表达，留下更多的思考和阐释空间。

「主持人」佟珊：作品完成后有给父母看过吗，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导演」黄若倚：他们看过很多遍。每次拍完素材，我们都会在晚上聚在一起观看，父母对自己在影像中的呈现充满好奇。我父亲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而相对而言，我母亲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比较谨慎，她对影像的看法和表达也显得更加保守。

映后主持佟珊

「观众」：感谢您带来这样一部有意思的家庭影像。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问您。第一个问题是，在开始讨论前，您会给一个大致的方向，还是在他们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直接开拍？第二个问题是，使用纯字幕的形式呈现日记的内容，您是怎么考虑的？谢谢。

「导演」黄若倚：在拍摄之前，我通常不会明确引导他们讨论的话题，因为他们并不是专业演员。如果我这样做，他们很快就会进入一种刻意的表演状态。然而，在其他时间与父亲梳理日记线索时，我会试探性地询问他对某些现象的看法。这些私下的提问和探讨，往往能促使他在潜意识中形成一些系统的思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家庭讨论中有很强的表达欲，常常扮演主导角色，带动母亲的情绪，这样他们之间就能自然地互动，产生真实的情感流动。

此外，每天的拍摄过程中，我都会进行一些尝试。比如，今天拍摄完成的素材，我会在当天进行搭建并观察效果，思考明天还有哪些拍摄内容和方法可以实践，因此这部纪录片的结构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至于使用文字呈现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本身就意味着放弃。对我而言，曾祖父母的故事也仅仅是个故事，我从未见过他们，无法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声音和个性，这些信息都是通过长辈的描述而来的。当我阅读她的日记时，我与她之间产生了某种连接，仿佛彼此如此相识。因此，我决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因为我是如此被打动的，我同样希望将这种真实的感受传达给观众。而纪录片中既有日记文字呈现，也有餐桌上的讨论，这使得观众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主动阅读，也需要被动接受。这两种不同的进入方式为我提供了调整纪录片节奏和观感体验的可能性。

「观众」：导演您好，非常喜欢您的影像表达，我对影片中的两个场景印象深刻。第一个是父亲上厕所，母亲在隔壁的厨房做饭，这个场景摄影机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想知道您对这个场景的处理有什么想法。第二个是两人睡前躺在床上玩手机，这个机位是早就架好的，还是您本人在现场拍摄的？谢谢。

「导演」黄若倚：这两个镜头都是事先布置好的，因为我对家中的环境和父母的日常习惯非常熟悉，能够大致预判他们的行为。我会将摄影机放置在家里不同的地方，有时开着，有时关着，以便捕捉到自然发生的细节。

镜头代表了我的视角和态度，是我接近并呈现这个家庭的方式。在这部纪录片中，许多镜头都蕴含对男女角色的观察意识。父母在洗手间和厨房的场景中，二人各据一方，光影的对比使父亲的自由进出与母亲的忙碌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我希望捕捉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比如父亲用剃须刀刮胡子、理发，始终穿着那唯一的衣服，戴着坏掉的翻盖眼镜。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细节呈现父亲的生活日常，让他不仅是一个有父权思想的人，更是生活中鲜活的角色。

「观众」：导演您好，我想进步一提问您是如何让摄影机自然地介入到家庭生活中的？另外，您在剪辑的时候有舍弃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素材吗？

「导演」黄若倚：其实在这个方面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方面是他们能够适应摄影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当他们进入讨论的状态，情绪一起来的时候，就会完全把摄影机忘掉。

实际上我舍弃的素材并不多，更多的是补拍一些生活中的镜头。但我确实舍弃了一些内容。有一次拍摄的时候我父亲喝醉了，也表达了一些观点，他自己更喜欢那段素材，觉得后来我选的第二次在餐桌上讨论的素材太啰嗦。但我觉得我选择的这段素材其实更接近他真实的状态。

映后交流现场

「观众」：请问片尾的画有什么意义吗？

「导演」黄若倚：关于片尾的那幅画和那句诗，它们其实没有特定的指代或明确的意义。我们推测那幅画可能是曾祖父晚年所作，寄托了他对年轻时情感的追忆。我第一次看到时便被深深打动，仿佛看到了他在婚姻中所经历的煎熬与无奈。然而，他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

画和诗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开放性的提问，而非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婚姻与家庭的情境中，每个人都会面临爱与责任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往往并没有是非对错。我的初衷是通过这幅画和那句诗，在纪录片的结尾留下一个思考空间，面临各自人生中的困境时，我们如何选择。

「观众」：您好，我留意到有一幅照片是曾祖父和巴金先生的文字，片中也出现了巴金先生的小说，不知道曾祖父是否受到了巴金先生的影响，或者他们之间存在工作上的关系？

「导演」黄若倚：巴金与我的曾祖父是朋友关系。我的曾祖父是一位国学教师，也从事写作，两人保持了思想上的交流。我的曾祖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泉州新式学堂中教书，倡导新式教育观念并主张思想自由。当时巴金先生几次访问泉州，曾在黎明和平民中学之间游学，深入了解并记录了当时的许多故事。而片中出现的《春天里的秋天》，这部作品源于他在泉州期间耳闻目睹的师生恋爱情悲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小影和曾祖父也正是同时期一段师生情，但他们最终修成了正果。

现场观众向导演提问

「观众」：导演您好。请问您认为在这部纪录片中有没有表达关于女性的困境，谢谢。

「导演」黄若倚：其实在拍摄前，我就已经观察到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我们偶尔会交流，但她往往只用四个字回应我：“没有办法。”我一直在思考她的沉默究竟是出于不愿意、无力改变，还是受其他因素影响。我没有在纪录片中实践，一方面因为我觉得还未完全成形，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她的保护。

至于女性的困境，我认为在家庭中，当性别关系对立时，女性往往更容易被置于困境之中。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一代，许多观念深深根植，他们或许并不知如何突破这样的局限。相比之下，我观察到我们这一代的女性逐渐拥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从而重新审视爱与责任的意义。比如我曾祖母独自承担了照顾七个孩子和婆婆的重担，还在小学教书以贴补家用，她对责任的承担令人钦佩。而今天的社会中，有多少人还能做到这一点？为此，我也询问了不同的人，试图理解这种变化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在性别视角上，这种看法也截然不同。大多数女性觉得这是进步，她们的地位和选择权在提升，更加独立。而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则认为这是退步，他觉得女性应当更专注于家庭内务。

这些问题确实值得被探讨和反思。正如您提到的，希望纪录片能够引发更多关注与讨论。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或许不容易，但通过纪录片的外部视角，也许能促成某种变化，这本身也是一种希望。

「观众」：我内心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在您的片花和简介中，我将这部纪录片想象成一个家族史的作品。然而，在开头的十分钟后，我意识到它并非如此。直到第二场餐桌上的对话时，我才确信这可能是一个小而美的影片，是一个精致的家庭叙事。但到了第三场戏时，我注意到时长接近60分钟，我本能地期待会有事件发生或叙事推进，但并没有。您似乎将自己当作一个符号来对待，所有的背影和转身都传达出某种情绪，但我不相信那是真实的你。对于您父母的交流，您父亲显得有些聒噪，而我对您母亲的沉默深信不疑，但我无法相信您在饭桌上也会如此沉默。我感到您将一切都视为符号。因此，我想问，如果此时此刻这部作品不再是一个毕业作品，而是一个有充足资金和时间的项目，您会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去拍摄它吗？谢谢。

「导演」黄若倚：日记中的内容不只是围绕爱情与婚姻，实际上还涉及许多其他人物和家族事件，这些都能构建出更宏大的叙事背景。日记中记录的同学、家族中的其他人物，这些内容也能够进一步发掘。我也曾考虑过加入更多样化的媒介或表现形式，来展现这一更丰富的脉络。然而，就我目前选择的1948年这条爱情与婚姻的线索而言，结合对我家庭的观察和对照，我认为这部纪录片已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我所希望传达的内容。在现有条件下，我觉得这是我希望的样子。

「主持人」佟珊：我们的映后讨论欢迎不同的声音。正如您所提到的，这是您个人的看法，同时也是您在阅读纪录片介绍后形成的期待。此外，关于家庭史的理解在当今也需要有新的视角。在当代历史观的讨论中，还存在着微历史，即micro-history，它能够提供更细腻的视角。我认为这部纪录片实际上是以家庭的一个非常小的切面去精准地展现了不同时代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和思想碰撞。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小而美的纪录片，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其表达。

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