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叔搁东北的日子

获得第七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委会荣誉的王超，1993年出生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烟火白雪黄玫瑰》是这位年轻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创作的第一部纪录长片。

正式开始采访王超之前，为了缓解尴尬，我开玩笑说，看到IDF入围名单上有一位创作者叫王超时，以为是拍《安阳婴儿》《日日夜夜》的剧情片导演转型拍纪录片了。王超笑着补充说，有一个做独立影像研究的公众号也在那位王超的电影列表里收入了《烟火白雪黄玫瑰》，闹过一个有趣的乌龙。

《烟火白雪黄玫瑰》海报

我和老叔搁东北的日子

- 烟火 -

王超的拍摄对象叫王占义，王占义是王超的老叔，他俩的关系特别好。从王超有记忆以来，他就总跟在老叔的屁股后边。老叔跟奶奶住在一起，奶奶家离王超的小学近得只有一分钟的走路距离，他上学的时候就每天都到奶奶家吃午饭和晚饭，然后赖在老叔旁边玩儿。老叔年轻时候被人打坏了一只眼睛，一直没做什么正经工作，爱看小说，爱下象棋，王超就看他下棋，老叔没有教过王超怎么下，王超愣是把棋看会了。

有时候老叔也会跟王超玩一玩棋，当然不是展现真功夫，只是陪小孩儿玩一玩那种。老叔不会像其他大人那样管着他，王超觉着，和老叔呆在一起很轻松。

《烟火白雪黄玫瑰》截图

在王超的童年和青少年记忆中，他们有过这样一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后来奶奶去世了，王超也长大了，那个家就成了老叔一个人住着的家。王超还是会经常地去找老叔，但他不再是一个小跟屁虫的形象，老叔也把他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发生了点儿微妙的变化，说话变得少了，但是交流的话题变得深了，好像多了一些共鸣，又好像多了一些超出亲人的默契。

辞职回家拍摄老叔之前，王超一直在北京做In-house导演的工作，在最后的一个项目中，他和老板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当时在拍摄一个企业的宣传片，或可以称为某种商业体系内的“纪录片”，在采访一个员工时，老板质问他为什么没有让那个员工哭出来，王超不能理解这个行为的动机和必要，那是一个企业十周年的庆典宣传片，没人有理由哭，甚至连策划和脚本都没有涉及这一部分。在争论下，王超深刻地意识到创作和制作之间的冲突，他感到疲惫和茫然，决定暂时回家休息。

这个“暂时”被疫情拖延成了漫长。疫情之前，休息和暂停似乎在传统的认知中是不被允许的，兴趣和热爱更是城市生活中最稀缺的。王超的家人过去并不了解他对独立纪录片的热爱，这个不可名状、无法解释的东西终于在疫情的无事可做中变得具体、合理起来。

《烟火白雪黄玫瑰》截图

王超想拍老叔，他设想能通过摄影机更走近老叔。但他没想过老叔能那么快答应他的拍摄。王超做了好几天的心理准备，老叔却只花了5秒钟的时间就答应了侄子的请求，然后用了两天的时间就适应了镜头的存在。“有时候老叔做事儿的时候会不小心撞到机器，他好像真的把我当成了空气。”

相比起来，王超“上道”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他无法具体概括出这样一个时刻，但他回想到开始纪录的第十天左右，老叔在老屋里走来走去收拾东西，穿梭在摄影机面前，王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拍着，好像他们已经是球场上最默契的队友，或是舞池里最合拍的舞伴，那一瞬间王超觉得自己才算是真正进入状态了，不是能拍出多好的片子的状态，而是能一直拍下去的状态。

对于王超来说，挫折和困扰可能是具体的，例如被风吹倒的三脚架和摔碎的镜头，或是疫情中每家每天的出门限额；但对于老叔来说，这一切好像都是无法言说的。

老叔是小城里饭后闲谈的一部分内容、是别人家里教育小孩的反面教材、是兄弟姊妹不时的烦扰和担忧。王超说，他心疼老叔。打小他心里边儿就隐隐有这样一种感觉，会学着父母长辈不在老叔面前提一些东西；当他举起摄影机，他拍摄到老叔承受的更多的压力和恶意，像是老叔洗衣机里掉色衣服的黑水，漩涡卷起黑水扑向老叔，老叔搓搓手，就把它们全接受下来。

“那些跟我老叔一块儿玩儿的叔叔们，他们不经意也给我说过，哎呀，老叔豁达啊，坚强啊，他们自己其实也挺厌倦那种绷得紧巴的日子，跟老叔下下棋喝喝酒唠唠嗑，也算是某种松弛了。”

《烟火白雪黄玫瑰》截图

王超在老叔的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透过老叔，他比想象中脆弱很多、无知很多、也无能很多，这是在长时间拍摄之前没有参照物和感受的。但王超也隐约觉得，自己回到老叔身边，也给老叔带来了点儿细微的变化，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是不是我自我感觉良好啊，我感觉我站在他旁边，拿个机器拍他的时候，给了他一份支撑。”

老叔渐渐会给王超说一些不和外人说的话题；会在镜头里偶尔透露出他的孤独，哪怕只是几分钟，老叔会停下来，坐在桌前安静地擦一会儿他厚得像啤酒瓶底儿的眼镜片，越擦越花、越擦越花，然后回过神来又再去忙。

老叔喜欢打篮球，他不高不壮，和那些18、19岁的小伙子在一片球场时，老叔会被忽视，有时还会被后生们说些不好听的话，王超这时候不再拍了，他心里面觉着不舒服，就加入到这场球赛中，和老叔站在一队。“我个儿比较高，我就会狠狠地去盖他们的帽、抢他们的篮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给老叔出口气，也想给老叔争个面，我想说我们是在一块儿的。”王超说，他和老叔是朋友，或者可以说，是知己，他不能参透老叔的孤独，但能陪伴老叔一阵子也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了。

《烟火白雪黄玫瑰》截图

老叔的去世让王超很懊悔，这种情绪持续到了现在也尚未能完全分解。那时王超在北京望京附近一个很小的公寓封闭着，发了两天高烧。到第三天清醒了一点儿，王超先是很着急地询问了父母的身体状况，确认了他们没事，王超又给老叔发了消息，老叔没回，王超烧得昏昏沉沉的又睡着了，第四天再醒来看到老叔还是没回消息，他知道出事儿了。家里人砸开了老叔刚住进去没多久的新家玻璃，看到老叔就这么孤零零地趴在地上，王超知道老叔走了，他计划中要过年带给老叔的新微波炉也不必再买了。

王超始终都在想，如果自己没有昏睡过去，能给老叔打上两个电话、如果自己能再给老叔强调一下要带口罩，别老出门，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他就还能再拍老叔30年、40年了；但是没有如果，尸检报告上说，老叔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走了最少三天了。

王超用一个长镜头纪录了老叔的葬礼，镜头好像代替了他的眼睛，再看了看从小跟着老叔走到大的那一条胡同，看了看老叔那些小说、画和象棋，好像这个人的一生也就全在这儿了。

王超拍了那些纸马纸房纸人，拍了那些形式感的喊话，老叔收不到那些钱，也听不见那些话，生前没得到的尊重，死后变成一摞纸钱和一封无实际意义的“地府通行文书”，变成一把大火和一个小骨灰盒，王超把它们都拍下来了，好像只要影像还在，老叔就和他还有那么些关系，至于老叔在微信里给他说的，地暖特别热乎、特别干净的新家，王超再不会去了。葬礼结束后，王超病倒了，当天直接被120拉去了医院。

《烟火白雪黄玫瑰》在IDF上的映后交流‍‍‍‍‍‍‍‍

- 白雪 -

王超在拍老叔的时候，也在拍他的老家。对东北景观文化的拍摄于王超而言几乎是潜意识的，不需要刻意去调动一些技法捕捉。烟囱离得太近了，在附近打一会儿球鼻孔就黢黑了，烟飘忽到天上去，挡到太阳前，人的眼睛就被迷蒙住了，挪不开眼；雪下到门前，垒起了没过大腿的雪堆，就把往外走的路堵死了，那些片中所有出现的东西都是他从小到大生活半径仅仅1.5公里之内的东西，它们都不浪漫，他们是王超镜头中无可避免的一种文化情态。

王超觉得东北的一切都挺慢的，一场大雪过后，好像什么都停下来了，车也开不快了，人也走不快了，要办事的时候人们都会说，“哎呀大雪刨天的，慢点儿整吧，不行明天也成”，一切在雪天都是可以被理解的，都是情有可原的。北京太大了，王超来不及感受这个城市，也来不及了解太多人，他被裹挟着忙碌，奔命一样工作；回到开鲁让他有一瞬的不适应，那些东北题材电视剧里每一种性格的人在这个县城里都能一一对应上，在拍摄中，他终于短暂地从具体的、现实的、忙碌的生活中抽离出来。

拍摄纪录片时的王超‍‍

王超最近这两年觉得老家的生活也开始变快了，他有次回家打车不能明确地给司机说出来要到哪儿去，那些他熟悉的参照物也开始逐渐消失，“我竟然在离目的地一公里不到的地方迷路了”。王超觉得自己似乎也开始和家乡的距离变远了，我询问他是否会继续拍摄家乡，他坚定地表示会，这可能是缩小与家乡之间距离的一个好办法。

- 黄玫瑰 -

王超有一天偶然拍摄了老叔正在做电焊的邻居，唠嗑时候邻居笑着说，“你拍我干啥，你去拍隔壁那个独眼老光棍，拍他多有意思，”王超也笑着说，“噢，我知道，那是我老叔。”

王超从来不觉得自己老叔是个“废物”，但在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中，他无数次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已经花了很久的时间关注纪录片、研究纪录片、自学纪录片、制作纪录片，但一直没有一个所谓的“作品”，也苦于无法向人准确地介绍自己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

在获得王久良导演的赞赏和监制时，王超没有无比的高兴，他仍然很不自信，惴惴不安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很好，担忧自己会辜负很多人。

在王久良导演和剪辑指导杨琬建议他对影片进行删减时，他第一反应是不舍得，那似乎是在割舍他和老叔之间的一片片记忆，他叹了口气和我说，他想起自己大学时期一个设计课的老师和他说过，一个好导演最难得的品质，是舍得放手，哪怕是再美的画面，再辛苦的拍摄，在剪辑台上，多了就是多了，“有很多零零碎碎的画面我确实很舍不得，但是我想了想，这又有什么呢？我老叔都没了，他那么豁达的人，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烟火白雪黄玫瑰》获得荣誉后的王超‍‍‍‍‍‍‍‍‍‍‍‍

王超拜托给了其他的主创朋友更多的发挥和创作的空间，也留给了观众们更多的观看空间，他没有投掷过多的旁白和情绪在影片中，没有强硬地要求观众的同情，通过影片表达了他的真诚，也给了观众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入围和获奖令王超感到喜出望外。观众们映后的好评如潮也给了王超很大的鼓励，他感激有机会能被同样热爱纪录片的观众们朋友们能看到他和老叔的故事，这是对他的一种褒奖和厚爱，更是给予他自信的一份支撑。

王超觉得在IDF的一切都是很美妙的，就如同他影片结尾和老叔走过广场的那个时刻一样美妙。那是开鲁四月的一个黄昏，没有风沙，没有厚雪，天儿是不冷不热的，也没有辽河平原强烈的紫外线的照射。 

王超笑着回想那个时刻，老叔刚刚睡醒，睡眼朦胧地在街边偶遇一对轰爆米花的夫妻，那爆米花是东北人都很喜欢的；他们买了就拎着继续漫无目的地走，走过了几代人都爱去的一个广场，一切都是那么放松，王超的镜头也很放松，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跟着老叔，就在那么一个很好的时候，一个阿姨在广场上拿着音响开始唱《黄玫瑰》，她唱得不好，跑调跑得不行，但是所有人都好像陷入到那种情绪中去了，好像所有的苦难都远离了，很幸福，也很安然。“我把它留在了结尾，我希望它能成为一种美好的祝福。”

《烟火白雪黄玫瑰》截图

王超向老叔告别了，老叔帮助他塑造了很多新的人生观念，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更善良和更真诚的人，也学着老叔做一个更率性的人；独立纪录片仍然是王超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理念，他希望自己能继续冷静清醒地看待创作，然后一直都不停下来。

“我还会做很多事情去支撑我继续拍下去，做纪录片能让我在生活中感觉到开心。”

图片来自：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