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引言
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以其在每部电影中都创造出一种真实的电影世界而名闻天下。他的最新大片《拿破仑》的战争场面已经因为那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而被比作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phan Spielberg）中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场片段（虽然两者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在其《古驰之家》(2021)中，欧美流行音乐天后嘎嘎小姐（Lady Gaga 扮演心狠手辣的派翠娅·蕾加妮（Patrizia Reggiani)和亚当·德赖弗（Adam Driver）(扮演古驰家族的接班人——马西莫·古驰（Maurizo Gucci）相互之间用英语交谈，都带着意大利口音。嘎嘎小姐在电影开始之前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练习带有意大利口音的英语，目的只是增加真实性。这可真是般配得很。
派翠娅·蕾加妮和马西莫·古驰都是意大利人，相互之间根本不说带有虚假意大利口音的英语。他们说意大利语，带有真实的意大利口音。
我发现《古驰家族》是一部几乎让人难以人忍受的滑稽电影。听着一帮来自英美国家的演员喋喋不休地用带着令人捧腹的意大利语口音说英语，真的创造出一种意料之外的喜剧效果。如果他们说话带有自己的口音，看起来就不那么荒谬可笑了。这继续表明，从一个角度看似乎真实的东西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显得荒谬可笑。
本真的主张在最不大可能出现的地方也出现了。在其“对本真的渴望”中，哲学家戴尔·杰凯特（Dale Jacquette）甚至宣称，精酿啤酒的广受欢迎“可以被理解为对本真的更深刻渴望的一种隐喻。”（Beer and Philosophy, ed. Steven D. Hales, 2007）但是，我们并不想在真实的饭店简单地消费真实食物来把真实的啤酒冲下肚。我们希望过本真的生活，最终成为本真的自我。
↑德国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骑士、死亡和恶魔》（1513年）
当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真实时，他们可能觉得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就是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的短篇小说“独立器官”说的情况。叙述者告诉我们，有人过着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人为编织起来的生活，但是，接着“因为某种偶然的机会，一种特殊的光明照亮在他们身上”，他们发现了“生活的内在运行机制是多么不真实”。（《没有女人的男人》2017年）。
这位主人公过一种似乎牢靠的、平衡的、内心无比满足的生活。但单相思的爱情打破了他的平衡，灵光乍现之下，他发现他为自己精心构建的生活是空洞的、非真实的。接着他开始绝食至死，作为其非本真生活而对自己实施的一种惩罚。
在《本真伦理学》（1992）中，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诊断出我们对本真的痴迷是对三种现代不适所做出的回应。首先，存在一种担忧，即西方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可能走得太远了。其次，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每个问题都将找到一种技术性解决办法。第三，我们的工业技术社会限制了个人选择，使得真正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如离开网络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对这些担忧的回应就产生了一种称为“做个表里如一的人”的当代理想，以便实现一种真实的自我满足状态。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模糊性取代了真实性”（《单向街》1928年）。模糊性之所以到来是因为我们不再肯定如何区分虚假与真实了。这成为一种普遍性怀疑，形象扭曲了现实，表象取代了真实。
我们之所以成瘾性地寻找本真就是因为我们怀疑我们自己的体验不很真实，实际上是虚假的。在其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怀疑导致我们痴迷于假新闻和阴谋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相信自己生活在某种模拟状态，任何东西都不真实。悖论在于一个强制性寻找本真的社会恰恰是疏远现实的社会。
02.
本真的根源
要发现我们的本真崇拜的哲学根源，我们就必须追溯到瑞士哲人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身上。与启蒙时期的大部分同代人不同，这位日内瓦人论证说，单独将理性挑出来加以强调将把我们与现实疏远开来，使我们远离根本的自我，导致诡计和虚伪。卢梭用“高贵的野蛮人”表达的自然人拥有真实的善。我们堕落的文明人只能希望通过背离都市沙龙里的聒噪阶层(the chattering classes指记者、广播员、公众人物等——译注)，投身于大自然中如到树林或者大山中长途徒步旅行而重新获得本真。
↑卢梭
19世纪的许多浪漫主义者如歌德、拜伦、雪莱都在字面意义上遵循卢梭的脚步，前往瑞士的树林中徒步旅行，在巍峨的大山面前敬礼膜拜。这种新的敏感性导致富豪精英阶层形形色色的革新时尚：母亲亲自用乳房喂养小孩而不是使用乳母喂养；穿戴农民式样裁剪的服装，描绘诗情画意的乡村田园生活；谱写根据民谣改编的乐曲。这种“本真”在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有最好的表现，比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廷腾寺上游几英里处的诗行——记重游怀河河岸》(1798）作为自然的崇拜者，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此段诗歌借自王佐良译本——译注
对本真的这种特别追求旨在将个人发展与自然之善融合起来，但这是很难的工作。去年夏天我在华兹华兹有联系的湖区流连忘返。我参观了诗人青年时期在科克茅斯（Cockermouth）的故居，在凯斯维克（Keswick）的家，以及在格拉斯米尔（Grasmere）公墓的最后安息之所。
我静静地坐在格拉斯米尔湖旁他的旧居鸽屋（Dove Cottage）的花园里与自然亲密交流，同时聆听妻子智能手机里朗诵华兹华斯的长诗《家在格拉斯米尔》。周围帮助塑造出一种更加真实的欣赏其诗句的氛围，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我对浪漫主义者国人的大量设备感到目瞪口呆：野营面包车、独木舟、头盔、自行车、羊毛短袖上衣、水瓶、登山包、登山靴，更不要提起基础设施了：登山路线、咖啡馆、信息中心、语音导览机、野营地、电话充电桩等。所有这些都是要确保本真的自然体验。我怀疑我们对本真的追求已经将我们推到如此荒谬的境地。
03.
本真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论证说“本真”行话促成了一种“集体自恋”，在“称赞积极性中”团结起来（《本真的行话》1964）。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和詹米森·韦伯斯特（Jamieson Webster）在《纽约时报》的文章“基于我的福音”（2013年6月29日）中论证说，“本真福音”是“新时代精神的现金牛”浇灌出来的“新兴的自我帮助产业”的意识形态。
热瑜伽、正念与冥想课程、天然理疗、水疗和按摩、在异国情调的地方进行的（对吸毒者或酗酒者的）脱瘾治疗、咨询辅导课程、志愿者旅游、无薪实习——所有这些都是追求本真生活的中间课程。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年轻专业人士，他们为了缓解压力和集中精力，坐飞机前往泰国度假或者花费数千美元在(印度教徒的)静修处度周末，他们在那里练习静默，同时一天只吃白米饭和两碗清汤。从其主观性视角看，这似乎是真实的。然而若从外人角度看，只能再次感觉到荒谬透顶。
↑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回归自然”现代家庭野营© Nationaal Archief 1967
克里奇利和韦伯斯特警告说，企业资本主义已经劫持了本真探索，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工作和非工作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划分开来。”我曾经参观过苏黎世的谷歌研发总部，印象深刻的是其野营的感觉，工作和快乐交织在一起，像瑜伽和正念的活动随时都可以有（加上有机饼干和食品和纯素食品）。员工们被鼓励报名参加集体的休闲活动。但是，这种将工作和非工作模糊起来的做法最终导致“焦虑感大幅度增加。” 韩国裔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称这是“积极性的暴力”。这里，“课题、计划和动机”充满和耗尽了一心取得成就的主体的头脑，导致人们身心倦怠疲惫。（The Burnout Society, 2015）
1849年，存在主义创始人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论证说自我“是一种生成过程；因为自我潜在地还没有实际在场，它不过是逐渐要进入存在的东西。”（《致死的疾病》）。他的20世纪存在主义后代比如西蒙德伏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都赞同自我是是一项需要完成的工程。但是这个工程如今已经被企业文化劫持了。韩炳哲论证说新自由主义经济迫使我们居住在以表演为基础的文化中。正如阿多诺预测的那样，这促成了自恋，最终导致倦怠疲惫。
娜塔莎·德马赫留（Natacha de Mahlieu）是比利时艺术家。她在2022年的《本真剧场》展览展示了打着本真幌子的独特性追求如何沦为荒谬可笑的闹剧。在照片墙（Instagram但是应该是不落俗套的偏僻之地）上的名胜之地分开设置了摄像机，使用60分钟的时间间隔，她创造了摄影拼贴作品，揭示出几十个人独特地做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做出类似的姿势为其照片墙读者记录其真实的个人体验。与此同时，研究显示，多亏了照片墙和美容手术，西方人的面孔已经汇合成一种模样。假以时日，在追求本真的过程中，我们将统统看起来就像美国娱乐界名媛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
04.
本真与教育
我曾经听演讲者告诉即将毕业的一班学生，“你们都是自己未来的首席执行官。”没有人反对这种宣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假设：首席执行官就是上帝，将未来变成现实；个人控制和塑造自己命运的绝对自由；在公司空间内实现本真的潜在可能性。韩炳哲论证说“自我创业者”的“自动探索”导致“成就-主体”同时成为“行凶者和受害者”和“主人和奴隶”。（《爱欲之死》2017）
本真的虚假追求开始于我们的学校，那里的目标似乎是将年轻人培养成为企业的奴隶。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说，“年轻人为了融入霸权社会秩序而经受教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在再生产支配性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就像光天化日之下的小偷》，2018）。
人文学科的研究比如哲学或者艺术越来越不再成为强调的重点，同时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越来越得到重视，因为教育管理者相信，这里有用人单位想要的人。老师们宣称实施“本真学习”通过构建这样的场景，学生被要求解决所谓的“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意味着我们知道如何区分真实和非真实的世——请参阅拙文“Get Real”《哲学此刻》第146期）。
↑齐泽克
这毫无例外地涉及到以一种常常在商学院里讲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学生们被要求组成合作小组，从事“真实世界”的模拟活动，并提供解决办法。但是，人们可能觉得，鼓励十多岁的孩子的行为就像企业领袖来解决问题，如能源价格上涨或气候灾难等，这类似于荒谬的化装舞会，类似于《古驰家族》。这是教育界的“生产性-技术专家版本”，其唯一目的是让人赶紧准备好进入就业市场。这样做有很多效果，其中两个是，首先，学生逐渐将世界看作一种资源——需要跳入的水库，如果要在职业上有发展前景的话；其次，真实的生活是从来没有尽头的工程，一切都取决于在企业界取得成功。这种永不停歇的强制性探索促成齐泽克所说的“伴随着永久性焦虑的玩世不恭和机会主义盛行。”（《像光天化日之下的小偷》）。萨特的著名论证“存在先于本质”意思是，我们的生活是未完成的工程，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行为来塑造它。但是，现代人的本真自我的追求似乎已经变成了一辈子的企业工程，需要不断上传到领英（LinkedIn）上。
我们或许说，当今本真是一种将技术性解决办法的承诺作为前提的神话。我们的技术文化引导我们将自然仅仅看作储存设施或等待要开发的资源。一座森林变成了木材的源头。一片土地变成了潜在的天然气、石油的来源，或放牛的草场或建造房屋的地产。学生甚至逐渐将缓解恶化或大面积贫困看作一种资源——有机会做自愿者活动，这样可以在简历上写得满满的。这种将自然进行工具化的做法邀请我们考虑将人也视为资源；新自由主义霸权意味着企业不再需要隐瞒这个事实，即把人贬低为资源（因此，有无处不在的“人力资源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毁灭个性的制度拉拢了本真探索，创造了一种幻觉，以为人们能够通过屈服于它——通过欢欢喜喜地成为人力资源，过一种准确反映其简历的生活而发现本真。
这种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但是又无处不在，影响和塑造我们的欲望。正如泰勒所说，一直总是有人愿意牺牲自己最亲密的关系以便在职业上飞黄腾达；但是，“今天，很多人感觉到自己被推动去这样做，感觉到自己应该这样做，觉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生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浪费掉了或者没有得到实现。”（《本真伦理学》）
05.
向死而在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关键见解之一是作为人就意味着“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文化提供了一种手段，让人在世界上感到像在家一样自在，并给我们提供了学习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机会。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因为构建本真的个人生活因而产生于由社会构建的意义的地平线之内。
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的典型特征是某种“被抛入这个世界”。我们被命运抛进某个时间段，在某个社会地理环境中，拥有某种性别、种族、阶级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其1947年的演讲“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指出，我们常常处于一种被他称为“沦落”或“落入陷阱”的状态：我们跌落到日常生活的喧嚣中，带着没完没了的担忧和焦虑，但是这导致我们误入歧途，远离作为真实的人的本质。相反，在这种沦落的状态，自我成为“常人自我”（they-self），生活在他人的规范之中或者朝着这个规范靠近。这个沦落者或许是卓越的谈话者，或许维持了一大群联系人，是了不起的沟通者。
这些日子，沦落者或许构建了精心编织的在线存在形象。他们是被大众认定的“成功者”——但他们屈服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可归状态，不仅人而且人的本质都在漫无目的中跌跌撞撞。”（《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赞同马克思的话，工业社会造成异化，但是他的异化根源于一种无家可归状态，“这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宿命。”
海德格尔论证说存在一种焦虑，那是我们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竭力避免的——我们和其他动物不同，我们知道自己是要死的。死亡或许很遥远，但即使在我们否认它的时候，仍然时刻就在地平线上，赋予生命以意义。我的死亡是我生活的终极可能性---这种确定性将终结所有的可能性。
在这个程度上，知道我们必然死亡意味着我的死亡已经在这里。死亡即使在它缺席时，也是一种在场。我从来不可能体验他人的死亡。在这个程度上，死亡是非关系性的---你的死亡是你自己的，我的死亡是真正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而且，我的死亡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对于海德格尔来说，预测自己的死亡是真实性的：充分意识到我自己的死亡是一种确定性，它能够随时出现，因此，总在我的眼前——这种突出显示的意识揭示出我的真实自我。否则，我生活在拒绝之中，因此是一种非真实性。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逃离这种因为想到自己的死亡而产生的焦虑，这导致我们缺乏本真。
幸福和反衰落产业，痴迷于身体健康和青春永驻，都是在拒绝死亡，都在逃离本真，即使借用本真的语言。今天，我们常常通过让自己沉浸在世界的喧嚣中来逃离死亡，而不是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让人的死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拥抱我们的向死而在——我们才能过一种本真的生活。
因此，通过倾听终极的焦虑，这是知道我在某个时候成为不存在而产生的，我逐渐过上了本真的生活。柏拉图将赞同这个观点。在其对话《斐多篇》（Phaedo）中，苏格拉底提到这些的目标是作为“死亡实践”。蒙田（Montaigne）的随笔中有一篇题目就是“搞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亡。”
06.
本真的艺术
对于像海尔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艺术品提供了一种接近本真体验的手段。大部分现代流行艺术称赞年轻和拒绝死亡。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抒情歌曲“遗忘将属于你/只有死亡爱你”是一种例外。但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 (1876）警告我们，即使那些似乎不可战胜的人也都是要死的。从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骑士、死亡和恶魔》（1513年），经过17世纪的荷兰的枯萎花朵的静物画，到1980年代和1990年的艾滋病积极分子群体（Act Up）任性耍脾气的艺术，到最近翠西·艾敏（Tracy Emin）的癌症摄影，艺术常常将令人不舒服的死亡真相直接放在我们眼前。
苏黎世的库斯特豪斯美术馆（Kunsthaus Museum）有一个空间向我们提出挑战，要让我们拥抱向死而在。那里挂着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63年的双联丝印画《银汽车碰撞(双重灾难)》（Silvercar crash (Double disaster)）系列，该作品从来没有获得如他的后期作品获得批评界或者大众的的那种赞美。似乎大部分人不想被提醒意识到，燃烧的轿车的转向能够成为精彩冒险的最初时刻或者它能够导致轿车围绕着电线杆包裹起来，接着一起都变成灰色的。
↑安迪·沃霍尔《银汽车碰撞(双重灾难)》
设想伟大的艺术让我感到刺痛还伴随着强烈的快感，即使它让我直面我的即将到来的死亡在场。它让我感受到活生生的真实性。或者你可能反对，它简单地让我看起来很荒谬。
海德格尔给大陆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有些东西并没有正好坐在向死而在作为本真的观点内。
首先，有阿多诺的持久批判，认为这种主张导致“一种死亡崇拜的回归”（《本真的行话》）。其次，虽然人们从来不能体验他人的死亡是真实的，但是人们能够体验自己的死亡吗？在人们接近死亡的时候，人仍然是活着的，因此，还没有死亡（这让我想起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俏皮话，“德·拉·帕里斯先生（Monsieur de la Palisse）直到死前一刻钟都还活着。”《尤利西斯》1904年）。
一旦死掉，我将不再存在，因此，也没有办法获得任何体验。因此，这个真实存在的“我”能够设想不存在的“非我”吗？
在佛教冥想中，目的是获得远离持续存在的幻觉的超脱。但是，这个静坐者不仅仅是在在对非存在进行沉思冥想。相反，他在设想自己的呼吸，或者咒语或者公案或者可视化形象。海德格尔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未来的不存在，这似乎并不符合事实。
07.
结论
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论证说大众的喧嚣导致“语言的毁灭”（有人毫无疑问要指控，海德格尔喜欢使用生僻新词语的习性已经促成了这种毁灭）。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萧沆（E.M. Cioran）说词汇“因为使用而变得琐屑化，”当它们被经常性重复使用后，就“衰弱和死亡了。”
因为过分频繁的使用，这个能指挣脱所指的束缚，随之出现了无意义性。我担心，这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过多噪音的问题。我们已经陷入无意义的喧嚣之中，我们跌落的陷阱到如此深入谷底以至于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两难困境。
“本真”的说法到处泛滥，无所不在。它已经开始有多重含义。它能用来销售啤酒和化妆品。它能用来为教育革新辩护。它暗示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它迫使我们改变我们认定的身份。
但是，阿多诺所说的“本真崇拜”连同如今围绕在其周围的养生产业导致个人体验的偶像化，因而将主体如何被历史条件和机构形成和塑造的方式掩盖起来。
如果你感觉到焦虑和疲惫，那是你咎由自取，因为你没有过一种本真的生活。解决办法是在个人和专业成长方面卖力工作，同时依靠正念、瑜伽或者认知疗法等活动来治愈你的毛病，而不是起来反抗，去一起推翻剥削你的机构。
因此，用积极性和解放等新自由主义语言包装起来的“本真”术语本身已经变得极具破坏性，不仅荒谬可笑，而且毫无意义。
保罗·杜兰｜著，吴万伟｜译
本文出处：Authenticity & Absurdity by Paul Doolan
Authenticity & Absurdity | Issue 163 | Philosoph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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