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示】
本文讲的是卓尼土司杨积庆当年为红军“开仓放粮”的事迹。
文中其他人物（按出场顺序）包括:杨成武，时任中央红军红四团政委，共和国开国上将。鲁大昌，甘肃陇南军阀、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约瑟夫·洛克，奥地利裔美籍探险家。范长江，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
我知道杨积庆这个名字，是前不久参观哈达铺纪念馆的时候。哈达铺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重要一站，纪念馆里陈列的很多老红军回忆文献中多次提到杨土司（卓尼土司杨积庆）。
01
从红军长征“过草地”说起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不得不穿越毛尔盖草地，北出甘南。据当年担任红军先遣队的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回忆，毛主席在红军过草地前对他说: “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面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红军长征“过草地”，是跳出敌人包围圈的艰难选择。毛尔盖草地在川西北地区（现在叫若尔盖），处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段。红军战士经过草地有“三大困难”: 一是路不好走，脚下的草地其实是危机四伏的高原泥质沼泽，走路随时可能深陷泥潭；二是天气寒冷多变，白天雷电交加夜晚寒风刺骨；三是没有东西吃，红军战士只能靠吃野菜、挖草根来充饥，甚至把皮带、马鞍子煮着吃。彭德怀的战马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宰杀吃掉的。红军主力经过了七天七夜的艰苦跋涉才走出草地，不完全统计，有一万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过草地途中。补充一句，当年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故事，曾是我们这代人中小学课本中的主要教材。
红军走出草地后继续北上，必须要突破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岷山山脉的深山峡谷之中，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腊子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是一条窄窄的山沟，腊子河从沟中湍急流过。在兵家眼里，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固守之地。2024年夏天，我们自驾甘南游经过腊子口，实地看到的腊子口被称作“天险”一点儿都不夸张。
如今的S209省道途径腊子口（摄于2024年夏）
腊子口景区（摄于2024年夏天）
当年红军遗落在崔古仓的一枚红军财务印章（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展品）
03
杨土司被追认“革命烈士”
红军正是因为在迭部地区得到了粮食补给，对接下来红军取得突破腊子口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对腊子口战役做了详实地记述，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一个牺牲前不知道真名、被战友们称为“云贵川”的苗族战士攀爬到峭壁之上炸掉了敌人的碉堡，保证了大部队的总攻胜利。杨成武说 : “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罪恶计划。”
腊子口景区（摄于2024年夏天）
史料记载，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红军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两次途经甘南，遇到了重重艰险，但每次都以胜利告终，这都与杨积庆对红军的帮助密切相关。
后来，鲁大昌向上司告状，把腊子口失利的责任都推给了杨积庆，并施用种种阴谋手段陷害他。1937年8月，军阀鲁大昌以杨积庆“私通红军、开仓供粮”之罪，勾结杨土司手下的一个团长制造了“博峪事变”，将杨积庆及其长子杨琨和眷属七人杀害于博峪村。
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杨积庆土司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时刻对红军的援助。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时，专程向杨积庆的次子杨复兴转达中央领导对杨土司让道济粮红军义举的感谢，并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及纪念品。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并为他修建陵园，2011年，卓尼县又在杨积庆故居修建了“卓尼杨土司革命纪念馆”。
卓尼县杨土司革命纪念馆外景
卓尼杨土司革命纪念馆内景
后记:
友人眼中的杨土司
我在查看关于杨积庆生平的资料时发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红军路过甘南的时间前后，还有两个人与杨积庆有过交集并成为好友。
先是洛克。就是我曾经写文介绍过的奥地利裔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他通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向世界介绍中国西南的风土人情，外国人根据他的描写编造了“香格里拉”的美丽传说。在1926年洛克第一次见到杨积庆时，洛克41岁，杨积庆36岁，尽管这两个来自不同的国度，但因为志趣相投结拜了兄弟。
再一位是范长江。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的前辈。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他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引起轰动。也是那次范长江与杨积庆的彻夜长谈，杨积庆了解到日寇侵华的罪行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为他后来打定主意帮助红军埋下了种子。
有学者考证发现，杨积庆与范长江和洛克的交集能成莫逆之交，一个重要缘由，是杨积庆的求新、明达和对新事物的敏锐，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接纳。杨积庆自幼学习汉藏两文，爱好读报，关心时局，曾因武装禁烟有功，受到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嘉奖。他喜欢新生事物，在卓尼架设了首部电话，组装了500瓦发电机，还创办了卓尼高等小学（今天柳林小学的前身）、卓尼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这些都为卓尼打开了一扇开化的窗户。
洛克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在卓尼喇嘛寺的生活》一文中，对杨积庆有着生动的描写。洛克说，杨积庆是卓尼唯一穿着考究的人，“他对于外界有惊人的独到见解”。范长江在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中这样描述杨积庆：“杨氏未曾出甘肃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
洛克在与杨积庆的交往中，聪明地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在当地进行科考探险，杨积庆还派出藏兵担任洛克的护卫，有时还命人用轿子抬着洛克去考察，使洛克更详尽地考察了卓尼的自然资源和风土人情。洛克后来因卓尼和丽江以及研究东巴文化而出名，1962年在夏威夷病逝。
范长江（左）和杨积庆（右）
而范长江笔中的杨积庆，让我们对这位杨土司有了更真实的了解。杨积庆一方面仗义疏财，另一方面，又受困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范长江直言：“杨氏所处之社会，为牲畜到初期农业时代，而其生活之消费，则已至近代工商业鼎盛时期。生产与消费相差之时代，当以千年计”。也就是说，杨积庆的卓尼与工业文明社会相比，落后是巨大的。同时，范长江又说，“政治思想方面，杨之趋向，倾于接受汉族文化，承认汉族统治”，“惟其对藏人之统治，则采完全封建的，神权的方法，毫无近代有力的政治机构，更丝毫无民族主义之意识”。范长江认为，“杨土司生于安乐，无发奋有为之雄图。”当年26岁的范长江面对比自己大20岁的杨土司，有着如此客观、全面和理性的观察，也充分反映出这位优秀的专业报人的敏锐特质，值得后辈学习。
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等左翼新闻记者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曾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2000年，我国将每年的11月8日定为中国记者节。另外，全国记协设立的“长江韬奋奖”，以范长江、邹韬奋（也是中国新闻界前辈）命名，是我国新闻界最高荣誉。
谨以此文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
（初稿于2024.10.18）
来源/ 老鱼的德泓轩
编辑/张玉红 责任编辑/王淑霞
审核/刘学花 总审核/郑培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