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法研讨 | 影呈法道，悟起思澜——法律电影评析会圆满结束！

《控方证人》以1954年的伦敦为背景，讲述了美国人沃尔被控谋杀情妇案。伦敦赫赫有名的大律师韦菲爵士，即便身体抱恙，仍毅然决然地接手了这个案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沃尔的妻子克里斯汀竟在法庭之上，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现，指认沃尔就是杀人凶手。尽管韦菲爵士挖掘出了众多关键细节与矛盾之处，控方仍旧凭借大量的间接证据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就在众人皆以为沃尔在劫难逃时，韦菲爵士接到了一位神秘妇人的来电，她声称掌握着克里斯汀写给情夫的信件。此证据一出，原本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最终沃尔被判定无罪。然而，真相远非如此简单。那个神秘妇人其实是乔装改扮后的克里斯汀，她精心伪造信件，就是为了让沃尔成功脱罪。可当克里斯汀满心欢喜地准备与沃尔庆祝之时，却惊觉沃尔早已背叛了她。在极度的愤怒之下，克里斯汀拿起利刃刺向了沃尔。而韦菲爵士在了解了真相后，决定为克里斯汀进行辩护。

第一组的同学从法律与道德、证人、对抗式庭审三个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这部经典影片中的法律知识，并就此阐发了自己的思考。

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来看，影片中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情节，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也体现了法律与道德在特殊情境下的微妙平衡。电影结尾，被告莱纳德的妻子克里斯汀杀死了他，这一行为虽然在道德上可以理解，但在法律上却是犯罪行为。这种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不仅反映了影片中人物的内心挣扎，也引发了我们对法律和道德本质的思考。

从“证人”的角度来看，影片中出现的三个控方证人接受双方交叉询问的过程带给我们法科生许多宝贵的启示：第一，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证据，可能会因其取得方式不当，而带有主观色彩。第二，证人与被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会影响其证言的可信度，因此为了加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我们应当尽量寻找与被告无利害关系的证人。第三，证人可能会出于某种目的隐瞒甚至编造事实再故意被揭穿，因此我们在认定证言不真实时，不仅要确认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还应考虑到这一判断对判决结果带来的影响。

从对抗式庭审的角度来看，影片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对抗式庭审的特征，让我们清晰直观地认识到了这一制度的作用与意义。对抗式庭审的核心是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控方的职责是证明被告人有罪，不遗余力地展示证据、传唤证人来构建犯罪事实。而辩方则会竭力反驳，对控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质疑，通过交叉询问证人来找出破绽，试图推翻有罪指控。这种特性为被告人提供了充分的辩护机会，使辩方律师可以在法庭上与控方平等对抗，通过各种辩护策略和手段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告人被错误定罪。

影片改编自哈珀·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白人律师芬奇坚持为一名被控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罗宾逊进行辩护的故事。在当时种族歧视的背景下，尽管律师坚守正义，在法庭上证实了该犯罪事实不成立，然而种族偏见极深的检察官和陪审团仍然偏信原告，执意要判罗宾逊有罪。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持种族偏见的一些白人进而对芬奇一家进行挑衅和恐吓。面对强暴，芬奇毫不畏缩，他仍然准备继续为罗宾逊申诉。最后，白人尤厄尔虽然赢得了官司，但仍然心怀怨恨，想要对斯库特和杰姆下狠手，所幸被不出门的邻居——怪人拉德利救下。

第二组的同学从司法公正、陪审团制度的复杂性、法律人责任三个方面展开了对这部影片的评析。

首先，影片对司法公正提出拷问。黑人被告因种族而面临不公正审判，凸显出当时司法体系在种族问题上的严重缺陷。阿蒂克斯律师勇敢地为黑人辩护，展现了对法律平等原则的坚守。他以专业的法律素养和道德勇气去挑战不公正的司法现状的行为，激励着我们法科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坚守法律底线，捍卫公平正义。

其次，影片反映出陪审团制度的复杂性。陪审团成员的偏见和社会观念可能会影响判决结果。在影片中，尽管阿蒂克斯提供了有力的辩护，但陪审团仍受种族观念影响做出错误判决，这让我们认识到了陪审团制度在确保公正方面的局限性。

最后，影片也强调了法律人的责任。阿蒂克斯作为律师，不仅是在履行职业责任，更是在为正义而战。他的行为为法律从业者树立了榜样，即应当以法律为武器，为弱势群体争取公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一所政法大学之中，那些未能顺利通过英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学生们，迎来了一次补考的契机。他们组成模拟西方法庭，分别担任法官、律师、检察官等角色，而他们所审理的案件，正是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的“20 岁富二代弑父”疑案。与此同时，12 位学生家长被召集起来组成了陪审团。在耐心听取学生们模拟法庭的审理过程之后，他们肩负着对本案做出最终判决的重任。这 12 名陪审员彼此之间素未谋面，然而唯有他们达成一致，才能结束审判。首轮投票时，就有 11 人笃定“富二代”有罪，所有的人证与物证似乎都齐刷刷地指向这一结论。但随着审判的徐徐推进，案件中的诸多疑点开始显现，而陪审员们各自的故事也慢慢浮出水面，一场关乎真相与偏见、公正与舆论的激烈博弈正式拉开序幕。

第三组的同学围绕影片中的核心内容，以法律职业伦理为主线，探讨了现实中遵守法律职业伦理规范所面临的挑战和要求。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现实中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经验至上冲击理性判断。影片中两位陪审员的从自身立场和经历出发，先入为主地给嫌疑人扣上犯罪的帽子，并试图从感性上论证嫌疑人有罪，严重偏离客观事实。第二，主观臆断脱离客观判断。司法人员在裁判时忽视调查结果中的关键细节，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可能性，以至结论背离事实。第三，舆论压力阻碍独立判断。电影中的“富二代杀生父案”引发社会巨大响，不同群体都有自己的判断。甚至有人将嫌疑人的信息人肉出来，并对嫌疑人进行道德谴责。检察院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之后，案件更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给检察机关独立办案造成了很大障碍。

为了应对这三大挑战，第三组的同学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第一，保持客观中立立场。不得基于自身立场或利益判断案件，且不能在未充分调查时认定案件事实与证据。要依据事实和法律，理性判断案件。第二，重视细节调查。突出调查研究在案件认定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挖掘关键信息与证据疑点，确保案件最终判断的正确性。第三，排除合理怀疑。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分析，以排除合理怀疑。第四，强化自主意识。警惕“多数人的暴政”，保持自主意识，免受外界干扰。

影片的故事设定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釜山，当时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妄图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等莫须有的借口，对釜山地区充满热血与理想的大学生和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活动家们展开残酷迫害，将他们肆意拘留并施以刑讯逼供，这便是臭名昭著的“釜林事件”。影片以此历史事件为原型进行创作，旨在揭开那段被尘封的伤痛过往，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公，以及独裁统治下民主力量的挣扎与抗争，从而引发人们对历史、对民主自由、对人权法治的深刻反思与无尽思考。

第四组的同学围绕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三个话题，深入挖掘影片中隐藏的价值观冲突与抉择。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重要原则，其意指“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无罪”。在影片中，辩护人宋佑硕援引韩国宪法第26条第4项，指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审判还未开始，任何把被告人当犯罪的法庭习惯性行为都无法被他认同，要求解除被告人的手铐和绳索，并让其在法庭正殿入座，强调了在未经审判证明有罪前，被告人应被假定无罪的理念。
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包括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法官在审判时独立审判不受外界干扰。但影片中司法机关没能保持独立。如警方和军队等权力机构可以干涉司法审判，警方通过威胁律师宋佑硕的家人、干扰证人作证等不正当手段来影响审判结果。这表明司法机关受到行政权力等外部力量的操控，没有独立行使审判权。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是指在二者的关系中，通过一定的原则、机制和方式，使双方处于相对稳定、协调共进的状态，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影片中，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如将大学生的正常读书讨论视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对其逮捕刑讯。这引发了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平衡的思考，国家权力的行使应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