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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24年10月13日《文汇报》第8版:文汇理论/学人
在人们于2024年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年之际，鲜有人记得今年也是新康德主义者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1854—1924）逝世百年。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探究康德哲学的方方面面，而把以纳托普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视为应该卸下的哲学史包袱。这种强烈的反差不能不说是哲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求学时期的兴趣转向
保罗·纳托普1854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高中时期，纳托普就对数学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求学时，深深着迷于古典学家、比较宗教学家乌泽纳（Hermann Karl Usener，1834—1905）的古典学讲座；同时被音乐和诗歌等文艺作品强烈吸引。青年纳托普自己作曲、写小说；他既热衷于阅读歌德、海涅和但丁的文字，又倾心于聆听舒曼、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音乐。
1874年，纳托普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音乐学习，并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的各种问题，还旁听了实证主义者拉斯（Ernst Laas，1837—1885）的哲学课。当勃拉姆斯在1875年劝他不要以音乐为职业时，他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在与一位正在马堡大学学习的儿时伙伴的通信中，纳托普了解到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与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二人关于康德哲学的独特解读。至此，学术上一直不甚满意的纳托普结束了四处游荡而无落脚之地的状态，因为他发现，柯亨与朗格的康德解释与他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成为马堡学派的一员
纳托普1875年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谋求教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先是在文科中学完成了一年的见习期，又辗转于多特蒙德等地担任家庭教师。
1880年，纳托普在马堡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次年在柯亨的鼓励下，他提交了教授资格论文《笛卡尔的认识论——一项对批评主义历史的研究》。纳托普接下来十二年的工作也是朝着这同一个方向进行的。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年里，他在与柯亨的交往中奠定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方法的基础。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对康德哲学做出认识论的重新解释。纳托普与柯亨持有相似的想法，主张一种方法上的观念论。在他看来，康德的两种认识来源（直观与知性）可以分别被视为认识的质料和形式。空间和时间是关系和大小的思维规定。这样一来，在康德那里被给予的东西就变成了被抛弃的东西，追问其本质是没有意义的。知识不是主观的，而是在现象的有法则的规定中被客观化。因此，综合的统一是认识的基本法则，它由范畴的基本功能（质、量、关系和模态）所决定。
与马堡学派其他成员相比，纳托普对于宗教、伦理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兴趣。1893年，在担任哲学与教育学讲席教授后，纳托普专心研究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两门学科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教育的工作面向人类精神，而哲学的任务则是借助各科学的知识而揭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的逻辑基础”。他的教育学研究不仅产生了多部关于教育学的作品，还提出了一个旨在考虑教育中的共同体原则的社会教育学构想。纳托普还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教育争论。例如，他提倡由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的成人教育，主张所有学生应接受一门“人性范围内的宗教”课程，而非固定教义的教育，他还倡导所有国民学校的教师都应接受高等教育，并在1905年和1906年坚决反对普鲁士新学制法案的草案。他对德国青年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为“帝国时代内心空洞的文化生活”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克服社会弊病作出贡献。
来自学生的评价
1914年夏天，美国诗人T.S.艾略特从哈佛大学来到马堡参加暑期哲学课程，遇到了纳托普。纳托普不仅帮助艾略特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并且在哲学课程上授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缩短了艾略特在马堡的逗留时间，但在此之前，他有机会为这位可敬的新康德主义者描绘一幅肖像。按照艾略特的记录，课堂上的纳托普经常摆出一副标准的教授的姿态：一只胳膊藏在背后，另一只胳膊则挎在腰上。纳托普有着精灵般的耳朵和光秃秃的头盖骨，脸则藏在椭圆形的眼镜后面。这副眼镜太大了，似乎给纳托普造成了一种阻碍，而未能帮助他看清现实。
艾略特这份语意双关的描绘可以被看作新康德主义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眼中的一个视觉缩影。而这个缩影在伽达默尔那里又得到了思想上的印证。1919年，伽达默尔来到马堡大学。在纳托普的指导下，他以论文《柏拉图对话录中快乐的本质》获得博士学位。伽达默尔对于兼具新康德主义者与柏拉图研究者双重身份的纳托普做出了充满张力的评价。一方面，他将纳托普的思想态度描述为新康德主义的“冷静而自信的超然”，因而专注于“自满的体系建设”。这与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保持某种一致，后者曾略微尖刻地指责新康德主义将哲学淹没在了“无聊的海洋”中。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又看到了“纳托普的永恒意义”，因为他“在自己的思想中证明了新康德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和康德继任者们的思辨观念论的内在联系”。伽达默尔将纳托普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视其为试图回答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你为什么要出发？纳托普的答案就像在普罗提诺、费希特和黑格尔那里一样，“为了找到家园”。除了纳托普晚期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内在自我克服之外，纳托普对新康德主义的意义还在于，与柯亨难以理解的作品相反，他知道如何以清晰易懂的形式呈现他的思想，为马堡学派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著名的哲学史家、《康德传》作者曼弗雷德·库恩曾宣称：“新康德主义者的受欢迎程度下降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问题不再是我们的问题，而与之相反，康德则似乎仍然与我们有某种相关性。”但经过对纳托普的生平与思想的简单考察，我们或可明白：纳托普思考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过时；他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日趋碎片化的世界中，不再能够接纳一个强调综合统一的康德哲学的解释体系。
（高桦，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制作审核：院党委宣传部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责任编辑：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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