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文汇网 | 脑机接口与哲学：脑机接口引发了怎样的伦理疑难？如何影响人类认知和行动？

图：视觉中国

拓展人类的认知能力，治疗神经疾患中的疑难杂症，协助用户实现完美的元宇宙体验，脑机接口正展现出令人炫目的应用前景，令社会看到了科技造福人类的希望，也引发了伦理和安全上的忧虑。日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脑机接口与哲学：跨学科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脑机接口的伦理治理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指出，近年来，我国在脑科学方面已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进展，这促使我们必须主动地探讨相应的前沿伦理问题。但是，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不能单纯跟随西方的伦理标准和管理办法，应探索建立与中国脑科学水平相适配的伦理治理方案。

中国信通院科技伦理中心主任兼中国脑机接口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文宇介绍了脑机接口的产业应用路径，神经功能改善和康复、运动功能替代和增强、生活辅助自理和交互、感官功能增强和替代、精神状态改善和舒缓，是“脑机助人”的5大发力点。但是，如何克服神经干预的安全性、脑隐私泄露、非自主决策、个人身份认同等安全和伦理问题，是产业良性发展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张春美教授主张一种“负责任的科技伦理治理”，其中蕴含了三重要求，即知识生产者的主体责任、知识驱动者的组织责任、知识应用者的管理责任。而伦理学家在其中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要打通上述各个环节，在科技创新、国家战略、产业发展、公众认知等方面循循善诱、组织协同，以期达到正能量的最大化效应。

华侨大学哲学系朱彦明教授关注的是脑机接口对人格同一性的影响。一些神经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从接受了脑深部电刺激（DBS）治疗的病人口述中得出结论，认为DBS威胁到了病患的人格同一性，令人感到丧失了自我。这种观点遭到了另一类学者的否定，他们从“叙事自我”理论出发，认为治疗过程中病人身心的改变是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患者的自我叙事能否接纳这种改变。他认为，可以将叙事同一性与身体现象学结合了起来考察，从具身经验的整合视角来看待人与脑机设备间的磨合过程，并承认最终接纳技术的可能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计海庆研究员认为，脑机接口在观念上预设了一种取消身体地位的个人存在，而身体在主流观念中被赋予了极为关键的形上学意义，是人格的边界所在。但现今针对脑机接口展开的人格同一性研究中，并未给予这种“人格边界的解构效应”及其哲学意义以充分的揭示。“人格边界”从人与相异于自身的事物的角度从外沿方面来理解人的存在，例如人是区分于客体世界的主体，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才是行为责任的最终诉诸对象。从上述解释差异性的“人格边界”概念来分析脑机接口的挑战，才能解释人机融合状态下的伦理疑难，例如责任归咎模糊不清。

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博士后杨雨提出了基于道德责任层级划分的解决方案。通过对脑机接口介导行动中的道德责任进行层级化理解，能够有效地对行动主体的道德责任进行差异化处理，以应对他们在控制和感知中所面临的特殊限制。具体包括两个核心层面：一是评估主体的介导行动是否与其意图相符，以及他们是否能够预见行动的可能结果；二是考虑主动式脑机接口的不同应用方向和人机“共享控制”的技术特质，确保在不同应用情境下能够合理界定道德责任范围及其责任限度。

脑机接口的应用对个人隐私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隋婷婷提出，尽管脑电波检测技术是一项看似比较安全的技术，但是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通过脑波来验证人类某段记忆的真实性已经成为可能。因此，在脑机接口的应用中，隐私保护是一项需要特别关注的伦理事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尹洁教授同样关注的是脑机接口的隐私保护问题，但她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被遗忘权”的方案，即数据主体有权从数据控制者处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被遗忘权包含的数据保护的范围要大于隐私保护。隐私权限制的是信息传播的范围，而被遗忘权则要求信息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传播。这种对信息的加强保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脑机接口收集的个人信息，较之传统的媒体工具更为深入和广泛。

在伦理问题之外，脑机接口所带来的法律挑战也引发学者们的关注。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系主任李筱永教授提出，尽管DBS在神经类疾病如帕金森的治疗中已获广泛应用，并具备相应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但在某种程度上，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自主权等仍会受到影响。对此，应创新并细化伦理审查制度，确保研究参与者或患者全程充分知情同意以及监护人协助决策，同时明确“试验性治疗”的法律性质。用合法化、规范化来为实践操作提供指引。

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科技研发、医学临床、产业规划、法学法务、科技治理、哲学伦理等不同领域的50余位专家为脑机科技的向善发展集思广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文献中指出：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神经技术，对大脑完整性、个人身份、个体能动性等人类基本权利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脑机接口技术的向善发展，更需要综观和全面的哲学前瞻。在“脑机接口与哲学：跨学科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脑机接口值得引起特别的伦理关注，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对人的认知和行动、对人机关系进行的再塑造。梳理这些内在的作用机制，是探讨伦理、法律、治理等问题的先决条件。

在脑机接口改变人类认知的议题下，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表征问题，即如何通过科技手段来把握人的精神状态。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技研究院王守岩教授聚焦的是疼痛的表征问题。王教授团队借助DBS探头深入分析了脑内信号变化，发现了可调控痛觉感知和情绪波动的复杂神经环路。由此出发，团队建立从主观感觉功能、认知功能、脑功能、生理功能等指标来量化评估疼痛的方案，并开发了基于DBS技术的疼痛精准调控技术，为疼痛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同样聚焦的是表征，浙江大学哲学院李忠伟教授从表征的载具、表征的功能和表征内容三方面对脑机接口介入下的表征做了分析。他认为，脑机用户具有的是人机协同的表征，是神经活动和芯片预处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脑机协同表征的功能并不完全由自然选择决定，它也受到实验中人为定义的影响。在内容上，脑机表征并不完全响应来自真实世界的反馈，其中包含了埋藏于芯片中算法的世界观产生的影响。因此，脑机接口参与的表征，可能已经在操作中重新定义了被表征的对象。

在另一组科学与哲学的对话中，情感脑机接口成了关注焦点。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也是初创企业零唯一思首席科学家的吕宝粮，介绍了其团队的最新成果——“情绪X光机”。借助脑电波和眼动信号的组合信息，加上大数据模型的训练，“情绪X光机” 可以精准分析识别抑郁症患者，其灵敏度已接近90%。这一方法有望改善国内精神领域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辅助精神疾病的基层诊断和治疗。

同样关注的是情感脑机接口，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柯晓宇研究员关心的问题是：情感脑机接口是否影响人类情感表达与理性判断之间的关联。她认为：如果情感脑机接口可以帮助病人从无理性的精神状态恢复理性判断能力，例如治疗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么脑机调控对于情绪责任的建立是有帮助的，反之则不能。

在脑机接口与人类行动的环节中，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刘铮副教授指出了脑机用户的行动具有的根本特点，即身体作用的弱化和减退。人们的感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通过身体参与到世界中，而是渐渐地转化为大脑直接对技术终端进行感知。由此造成的问题是，身体在行动时具有的迟滞效应，以及由之产生的“审慎”将变得无从谈起。这值得引起脑机接口设计者的关注。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哲学系王高峰副教授对脑机接口介导下的人类行动的新问题做了梳理。他提出，脑机用户可能产生对个人自主的怀疑，即对自己是否参与了认识活动、以及对自身的认知是否自主生成等产生疑惑。其次，对接口输入信息的预处理，也可能包含了用户并不认同的算法偏见，从而进一步侵蚀自主感。其三、脑机接口输入的统一的格式化数据可能抹杀个性化经验的生成。最后，自主感的动摇将造成用户行为责任归咎上的模糊难辨。针对这些，增强脑机系统信息处理的可解释性，提高系统对使用者的适应性是研发必须关注的要点。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哲学系张贵红副教授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金晨博士，重点考察了脑机接口用户主体性的改变。在传统的工具使用模式下，例如骑自行车，虽然工具扩展了人的力量，但人和工具仍是相互独立的，并不会影响人的自我认知。但在脑机接口构成的人机交互中，人对工具达成了跨越身体的意念控制，这种延展效应可能会引发自我改变，形成一种新的人机混合的主体。脑机用户的自主感丧失等体验，其实就是从负面角了度展现的自我延展的问题。但延展自我对于自我的连续性，并不一定是一种负面的干扰。比如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治疗中，由脑机接口的产生的自我延展，事实上有利于帮助病人从自我失能的危机中恢复一定的自我连续性。

浙江大学朱锴婷博士和白惠仁研究员则希望对脑机接口作用下的人类行动搭建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受认知科学家L·马拉福里斯工作的启发，他们提出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交互视角的“系统能动性”概念，来解答脑机用户的能动性困惑。能动性是在人类、脑机接口和环境等组成的整个系统中不断涌现的产物，是一种系统的能动性，一种新型认知形式，它充分结合了人与机器的认知特征。

华侨大学哲学系王阳教授从心理学研究中的联合西蒙效应出发，提出了化解人机交互中可重复性问题的要点。其核心是增加人机交互中的机器变量、机器样本的比重，利用通用化和定量化的手段，帮助人类行动者的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提升人机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脑机接口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会上，与会学者还对脑机接口的哲学意义做了进一步阐明。上海大学哲学系王天恩教授认为，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代表的是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展开，也预示了人类社会可能的一系列变革的到来，为此要早做准备。东南大学哲学系主任张学义教授认为，当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能够密切结合时，导致的是新的集体智能的出现。集体智能不同于传统的集体协作，它构成的是智能的环境和生态，推动了人类智慧向纵深程度的发展。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张青认为，脑机融合不仅是技术上的多模态整合，更是一种怀特海式的过程，即把人的发展理解为生命个体之间经由技术而相互融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成素梅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正在引发一场科技革命。人与环境关系将因此被‘逆转’，从人去适应环境，转变为环境来迎合人。这将导致人类知识体系的重构。